王若望自传　（二） 

   　（原名：《自我感觉良好》）

 

出版说明

本书是王若望的自传体小说《王若望自传》的第二卷；书末附录三篇文章，既是这部“自传”的注脚，又是历史的物证，尤其《“西路军”覆灭秘史》一文，揭开中共党史上长期被掩盖、被歪曲的一段惨痛史实的真相，冲破了由毛泽东亲自设置的、连徐向前元帅和李先念等亲受其害者部不敢触动的“党史禁区”，为“西路军”两万多寃魂申诉惨情，更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

王若望因参加“八九民运”而被囚十四个月，释放后又长期被“监管居住”；他以古稀之年、衰迈之躯，仍孜孜不倦于著述，勇敢揭开长期被毛派“左王”紧紧捂住的历史“盖子”，其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为海内外所赞佩。王氏撰写本书及争取出版的曲折过程，在第一卷的《前言》中有详尽说明，祈读者留意。

《明报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六月

 

 

 

目　　　录

 

第一部  不平静的旅途

一  青春作伴好还乡

二  飞机场的一幕

三  五块银洋

四  不该发生的风波

五  节外生枝

六  五日金陵

七  痛饮接风酒

第二部  小荷才露尖尖角

一  扫兴的余兴节目

二  少年俱乐部

三  两个自我在“安吴堡”

四  得意杰作不得意

五  双栖讲坛

六  急就章的爱情

七  浪漫的灭虱战役

八  断肠人在天涯

九  王公子失足“小观园”

十  发现一个金矿

第三部  长安烟云

一  一张表格定终身

二  开拓新天地

三  两次重要的会见

四  四面开花

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六  暴风雨袭来的时候

七  长安居，大不易

八  黑房子里的秘密

九  转往宝鸡

十  多情反被无情恼

第四部  二度回延安

一  抗婚小组

二  得过三次叛徒帽子的人

三  假参政，真恋爱

四  「过礼拜六」制度

五  轻骑队事件

六  「抢救运动」的失足

第五部  山东行脚

一  夜过同蒲路

二  九死一生

三  做了一任审判官

四  “山东王实味”之由来

五  神医

六  枕边夜谈恩仇录

七  病危通知

八  一次奇特的采访

附录二：“西路军”覆灭秘史

附录三：共产党员要按党章办事

 

 

第一部　　　不平静的旅途

 

 

 

一  青春作伴好还乡

我们五个人，在八、九月的毒太阳下，从常州城步行，沿着一条运河的支流走到我的故乡去。

这是一个古怪的队伍，各人穿的衣服，还是当年被捕入狱穿的，所以一年四季的服装几乎都有，只有头上兜了一块湿了水的毛巾倒是一崭齐的，就像是一帮朝山进香的老太婆。

这五个人刚刚从苏川的监狱里放出来，开头都涌向火车站，指望回上海可以找到党组织。只恨日本兵已打进上海，去上海的火车停驶了。于是又涌往阊门外的轮船码头，想乘搭去上海运载难民的轮船。被军队接管的轮船拒不搭载我们。码头上已集合了从苏州反省院、军人监狱和第三模范监狱释放的政治犯，足有四五百人。眼见水陆两路去上海都不成，就有组织的兵分两路：一部分人步行回上海；一部分人系江苏附近地区的，则先回老家等侯组织上的消息，还有一帮人是边远省份或是无家可归的，暂时跟着附近地区的江南江北人先回老家安置。我是江南人，就带着四名难友乘着拥挤不堪的火车到达了常州站。

这四位同志是自愿结合的：王金月原籍苏北，自小流落上海，拉黄包车谋生，他属于无家可归的；吕恒是广东的海员，王哲然是河南人，老家也没有什么人；还有一位名叫陈均益，他是江西人，早期组织工农红军立过汗马功劳，后被调至上海，在中央军委周恩来的手下参与过暗杀叛徒的“打狗队”，被捕后被判了无期徒刑。

我愿意招募的小周，还有恒丰厂的小何，他们却不愿跟我回常川，便参加了两脚船步行的小分队，从此我跟他们便分手了。

由我率领的常州小分队到了常州，已是下午五点。赶到运河码头，开往我老家丫河镇的班船早就没有了。只得在小吃摊上吃了一碗面，当天夜里就宿在船码头的凉棚里过夜。第二天早起准备买轮船票，还是王金月建议说：“到丫河镇不到二十里，这里宿了一个晚上，精神养足了，我们何不用两条腿走了去呢?”我知道我们五个人的荷包里，昕剩的钞票不多了。好在我们没带什么行李，大家都同意步行，谁知这个流浪汉的队伍，走起路来并不顺利，只为五个人里头倒有三位戴过铁镰，他们初次试试腿脚：便露出了令人发笑又苦恼的姿态；王金月是踱方步式，有点像鸭子上岸，看来，这辈子他将永远告别他的黄包车了：老陈在牢里戴镣时间最长，他走起路来则像小脚女人，而且跌跌撞撞迈不出步子。另一人就是我自己，走路的姿态虽然没法看到，但我感到两只脚不听使唤，开头走一段路还赶得上人家，再走下去就掉队了，而且距离越来越大。据老陈的解释，我们的八字脚令人气恼的走路姿势是戴镣的后遗症，称作“镣步”，警察和特务常常把这种人看作是嫌疑犯。唉，我这个镣步呀，恐怕这辈子也改不过来，会成为永久性的嫌疑犯吧!

由我领路的七劳八伤的散兵游勇，几乎用了三个多小时才走到我的家门口。老家的人没有一个认出我来，也许他们把“常川小分队”看作是乞丐或难民吧，当我用本乡的土音亲切呼唤在门里张望我们的叔叔，他用了三分钟的时间端详我，才躯散了对嫌疑犯的疑惑和惊讶，给了我一句热忱的欢迎。他还是迟疑着没有请我们进门去，直至他连忙叫来了祖母、伯父和婶婶们（我的堂兄妹们，则躲得远远的竭力逃避我们），我才领着队友们走进客堂间。我向家里人一一介绍我的患难朋友们，正式说明都是共产党人，党中央不久就会派人来的。他们只是在我们家呆几天。

我这次回家，并没有尝到父母亲的家庭温暖，只因爸爸妈妈在三年前就举家迁到山东威海卫去了。叔伯婶娘们听说这帮人是共产党，又是从牢监里出来的犯人，就有几分惶恐和紧张，我的同伴们也觉察到这一点，显得失望而且不安。

我看到大厅正中供着祖父的灵位，他的遗像悬挂在上面，我才知道祖父已去世。我连忙跪下朝遗像磕了三个头，伤心地说：你老人家过世，我不能送葬，原谅你的长孙的不孝吧。

老祖母在一旁呜咽起来。接着，她把一串钥匙交给我，她指着中间一把钥匙，说：“这是你家房门上的钥匙，空关了两年多了，就请你们共产党进去住，不过先得打扫一下。晚上你就陪亲娘困，只怪你爸爸妈妈一去不归，如今你回来摊着个没爹娘疼的孩子，你就跟亲娘作伴吧。”  〔常川话，称祖母为‘亲娘’，叫妈妈称‘姆娘’。〕

我悄悄地说：“是我不好，带一帮子人回来，一定叫你为难了。我寻思，这么多人吃饭就成问题。只要吃饱就行，弄点常川萝卜干当小菜就过得去了。”

亲娘说：“人家既然来了，总要当客人待承，他们肯到这个穷地方来，就是看得起你，看得起我们王家呀。存粮虽然不多，就掺点粗粮和菜蔬，我们吃啥，他们也吃啥，你就替我包涵着点吧。”

祖母这番话使我放心了，岂止是“放心”，我还十分感激她的好客和通情达理，再加上她刚才诚心邀请我晚上跟她作伴，我简直把隔一代的“亲娘”当作自己的亲娘，来填补失去母爱的空白。

我们刚刚打扫完生我养我空关着的那间屋子，没料到本镇的许多青年和几个中年人涌到我家，我们一伙人的出现，以及我们公布了共产党的身分，一下子轰动了全镇，成为一件特别吸引人的头条新闻。他们并不把共产党看成是红眉毛、绿眼睛的怪物，有的是来见识见识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子，有的是关心国共合作抗战是否真有其事，还有的是打听上海的日本兵打到哪里了，等等。

除了五名共产党人的形象实在太不雅观以外，对他们所提的问题，都给了解惑释疑的有问必答。只是后来才发现有一个问题吕恒的解答是错了，他在说明国共合作是不是成功了，他说：“这是国民党笼络共产党的烟幕弹。”

形势毕竟大变了，老祖母担心家中无存粮，第二天左右邻居和我的舅家自动送粮上门，有的人家把刚刚拉网得来的鱼虾犒劳我们，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本街有几家仕绅和开店的老板悄悄地给祖母塞钞票，并送来几套新的替换衣裳和鞋子，这真是深情厚谊、雪中送炭呀!

“常州小分队”马上改换门庭〔即改变形象之谓也〕，由大伯父操刀为我们理发，洗澡则有江南特设的家庭浴室，其实是灶间后面砌就的一口大锅。每人从头到脚经过一番治理整顿，各人挑选自己合适的衣服，五个人部变得容光焕发，面目一新，几乎自家不认识自家了。我对流露出满意和感激之情的伙伴道：“送给我们这份厚礼的，是我们本族的财东。”没料到老陈马上变了面色，非常严肃地说：“这怎么行呢?这是富翁想用剥削来的钱收买我们吧?”一面说，一面动手脱下刚刚穿上的两用衫。

我竭力制止他：“你太多心了，我看人家并无恶意。”

老陈还是执拗地说：“你怎么能说资本家有善意呢?”

还是吕恒说服了他：“我们不过是过路人，财东收买我们做什么呢?再说，几件六裳就能买得了你吗?”

王金月本来也要脱下新衣服，听吕恒讲得有理，他就不怕被资本家收买了。老陈也不再固执己见，最后勉强地穿上那件两用衫。

我对陈均益同志始终尊敬他的，只觉着阶级斗争意识在他心中如此深入肺腑，已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不由得使我想起《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先生，拘泥于服丧的礼法，他宁愿拒用象牙筷进餐，后来又夹了枱面上一只鱼丸吃，不是顿有相似之处吗，差别在于范进是作伪，而老陈却是真诚的。

 

  二  飞机场的一幕

就在这一天的黄昏时分，联保主任传下了紧急征用壮丁的摊派名额，说是一个“联保”摊到十五人，我们所在的保甲分到六人，保长布置这一任务急如星火，说是南京军政部决定在常州立即建成一个军用机场，为了歼灭日本来犯的飞机，刻不容缓，抗战人人有责，上头派下来的民夫，一个也不能少。

这个消息傅到小分队的小圈子里，我们只是作为旁观者发发议论，王哲然分析说：“如果真的在常州建造飞机场，是不是说明蒋介石真要抗日呢?”老陈则批评国民党的保甲制度是压迫人民坑害百姓的集中营。

王金月却不愿做旁观者，他的意见一鸣惊人，说：“我们在这儿闲着也是闲着，他们这里不是要抓壮丁吗?我们何不主动报名去修飞机场?”

没等他讲完，老陈就首先回应：“这倒是个好主意，十五名壮丁，我们就顶四个，也好减轻这里老百姓的负担。”

吕恒也愿意去的，不过他把卖壮丁的目的提到更崇高的政治任务上：“我们就是要到农民中去散播革命的种子，这倒是个接触群众宣传革命的好机会。”

我是常州小分队的队长，听说参加修飞机场有如此重大意义，当然赞成大家的意见。我把这个意思徽求大伯父的意见，他感到十分诧异，他从未听说过远道而来的客人要去顶替出壮丁，感情上他不能接受这个令人牙碜的「主意」，岂不要大大损害王家的面子!他介绍这儿过去联保上如何派壮丁的制度，他说：“过去抽壮丁应付公差，根据青壮年的劳力轮流摊派，派着的人家，劳动力不去就花钱买棚子上的人顶替，一般不讲钞票，而是看出公差的日子长短给粮食，做满一个月，三担米买一个壮丁。要是派的是当兵去的，三担米就不够了。……”

“棚子上的人”，这里指的是江北人，他们向江南移民，搭建单棚子居住，大家叫他们“棚子上的人”。正好我们的王金月也是苏北人，我就对大伯说：“这回是不是让我那里的棚子上的人也去出壮丁呢?他是干苦力出身，他干得了的。”

大伯同意报一个王金月的名字到联保上，王金月跟着他一同会见了联保主任，王金月还向他推荐还有几个同事也乐意一同去，他说大家热情高是为的早日修好飞机场好打下日本鬼子的飞机。这话感动了联保主任，恰巧，这次抽壮丁的人数特别多，报到的日期又紧迫，联保主任听说共有五名劳力愿意前往，正中下怀，解决了他的一个大难题。当场拍板!一人先发一担米，另外发给每人一顶草帽，两条新毛巾，还有两双草鞋。

联保办公处安排：五个壮丁分属两个保甲，这就给两个保甲减免了一半的负担，两个保甲的居民纷纷到我家来表示感激与谢意，有的还送我们香烟和肥皂之类日用品。

堂屋里和天井里挤了许多人，吕恒抓住这个机会，果然把“接触群众，宣传革命”付诸实践。他站在厅屋和天井之间的台阶上发表了他出狱以后头一次的激昂慷慨的演说。他说明我们不是当壮丁来的，是为了抗日才到联保上自动报名的，你们送这么多东西，也是为了支持抗日，我代表四位同志谢谢你们。不要看我们几个人都是瘦小的白面书生，干起活来不会比其它保甲上的青壮年差，反正不会给丫河镇上人丢睑……等等，可怜的常州人，当时还没学会该鼓掌的地方拍巴掌来表示热烈的拥护。只有几个人七嘴八舌的喊道：

“你们真是好样的!”“我们佩服你们共产党!”等等。

当场有两名青年也要报名一同去修飞机场，一个是我的堂弟王寿昌，另一名是舅家的表弟张恩嘉，这两个阿弟成了超员的民工。联保办公处当然欢迎，同样发给他们毛巾和草帽。

这次集会开得热烈红火，吕恒的荒废已久的演讲才能在王家大厅前重放异彩。大伯起初顾虑让客人出壮丁是给王家丢面子，开了这次群众大会他却引以为荣了，这次临时凑合的集会竟把它开成开赴沙场的誓师大会了。

整个乡集合了民工约有四十多人，洁浩荡荡步行至常州城的西北角，足足走了三十多里，来到军政部圈了地的飞机场地界。

民夫住的帐棚搭在被彻底破坏的村庄的晒谷场上，放眼望去，只见一片荒凉，这儿原有的许多村庄已经夷为平地，还剩下几丛树林和水井辘轳，成了表示哀悼的最后两件纪念品。

军政部选择这块地方，要毁去二三十个村庄，还有两个市镇。我们到达这片光秃秃的上地，已经晚了一步，还剩下六、七个边缘的村子，等待着在劫难逃的命运。

这里的工程划归国民革命军一个师和一个工程兵联队协同完成。一切按军队的系统和军事作风行事，从四乡来的民工足有两三千人，按部队的团、连、排编制，还给每人发了一个写有名字和所属团队的布条为记，这样就把互不认识的张三李四串连成井井有条的劳动大军。

民工的伙食自理，我们出发以前，各个保甲已预备了够吃五六天的干粮和酱菜，一个团部设置一个烧开水的大锅，只管供应开水。各个连队分配好安顿的帐棚。吕恒告诉我：为了便于接触更多的群众，我们的人尽量分散开住，我能领会这原是「掺沙子」方式（参见第一卷《炼狱》十五节《大转移》)。我们五个人再加两名超员的青年，就“掺”入四个窝棚里住下。

在里面马马虎虎吃了一顿午饭，就着开水吃烙饼，就由部队一位军官领着来到施工现场。

头一天初上沙场的第一仗，却是叫我们去踏平那几个完好的村庄。那边村子里的居民都撤走了。我们看到每一个烟囱，每一户拆去了门的敞开的房屋，古老建筑上的精细木雕以及屋顶上的瓦楞草，都给人一种人去楼空的惨遭浩劫的感伤和悲哀，唯有活着的狗和猫，还在眷恋旧居，在空屋里寻寻觅觅，更增加了凄凉和不忍的情绪。

破坏农家房舍的程序，由军队开来两辆装甲车开路，先把墙垣推倒，然后由民工收拾断墙残垣，运走砖瓦，最后平整土地。

装甲车开足马力将要冲倒一幢石库门房子，忽然从屋里面跳出十来个彪形大汉，簇拥着一个老太婆在前面打头阵，老太婆大约有六、七十岁年纪，她举起双手，用嘶哑的嗓子哭喊道：“老总嗳，我家这幢房拆不得呀!求求你们留下它吧。”后面的那些男子汉，在她的哭叫声中一齐匍匐在地，形成一堵下跪的人墙，挡住了装甲车的去路。人墙中有人发出愤怒的抗议：“日本人还没打进来，中国兵倒来拆毁我们的家，我们死也不肯!”有的喊出：“你们过来呀!有种的就开过来压死我们吧!”

奉命扫荡这片房屋的民工们，看到了这个悲壮而又动情的场面，两只脚不由得软下来了，而每人的心却跟那边的人墙更贴近了。有的蹲下来不停地抽烟；有的扔下镢头和箩筐，站得远远的看热闹。

我却不愿做一个旁观者，我甚至准备站到老太婆那边去，跟常州老乡一起呐喊，一起抗争!

吕匠马上制止了我的冲动：“别轻举妄动，我们瞧它怎么下得了手!”

老陈在一旁骂了一句“他妈的”，接着大声地说：“让我们头一天出工就干这个伤天害理的活，简直是犯罪!”站在不远的一个军官听到了他的话，瞪着眼朝他看一下，说：“你是哪个连的?我们正是为了抗日，才修这个机场嘛，谁叫你犯罪啦?快闭上你的嘴!”老陈不再言语，就离开队伍闪到一边去抽烟。

带队的几名军官，加上开车子的工程兵，加起来只有十几个人，他们面对的“敌情”还不到十人；这边军人们对突然冒出来的人墙开始感到惊讶和意外，后来则感到束手无策，难以对付。因为他们被告知：这一带房屋的居民已清场完毕，所有人口在两天前已全部迁出。这个“钉子户”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呢?他们似乎早就有埋伏，有组织，有领导（是不是那个老太婆呢?我马上联想起在北洋车阀败兵流窜路经丫河镇的时候，我的曾祖母坚持不肯撤离，宁愿一个人死守祖传老屋的故事来，——事见第一卷第三早《逃难中的生活》——这位老太与我的曾祖母，同样表现了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并且作了抗拒到底的准备。

双方相持的局面只维持了一刻钟，忽然从斜刺里开来了一个连的兵力，用跑步的速度来到石库门房子前面的场院上，连长一声号令，士兵齐刷刷平举起上了剌刀的步枪，连长站在完好的磨盘石基上，故意不看他的正面之敌，大声喊话道：

“所有居民好生听着，五分钟之内你们不撤离到机场警戒线外头，我就要下令开枪，格杀勿论啦!”他一副严肃面孔，认真地看着手上的表。

这一宣告顿时使民工们一个个面无人色，两只脚没有往后退，而是不由自主地朝磨盘那里移前几步。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预感到五分钟以后一场大流血难以避免，每个人屏住呼吸，在焦急地熬过那残酷的无情的一分钟，一分钟……汗毛一根根坚起来，浑身起了鸡皮疙瘩。这个威严的恐怖的空气，吓得五个无产阶级战士都不敢站出来打抱不平，阻止即将到来的屠杀。

谁知匍匐在地的肉体人墙并不理睬连长的五分钟限期，老太好像没有听进去，依然像一尊塑像，用两只小脚支撑着自己。

民工们谁也没有表，没法判定是否过了五分钟，只是凭感觉可以确定，死寂一样的时间似乎凝结在五分钟上，并未朝前移动。一霎那间出现了一个料想不到的结局，连队的一半士兵以敏捷的动作把枪交给了另一半的士兵，赤手空拳像一阵旋风似的奔向肉体人墙，由两个或是三个士兵对付一个跪在地上的男子汉，不管他怎样挣扎、嘶叫、谩骂，一个个被他们扭住臂膀，强拉硬拽，拖往铁丝网的缺口处。

身上背有两支枪的士兵和军官就在原地呐喊助威，喊了些什么至今已不复记忆，我记得那嘶喊的声音压倒了被拖走的抗拒的呼叫声。

最后只剩下老太一个人，她孤零零地颓然倒下，这就容易处理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样的连队是训练有素的专门施行强制拆迁的武装部队，他们用的是虚张声势、制造恐怖把敢于不服者吓得魂不附体，然后用武术功夫挟持钉子户将他们驱逐出境，原来他们运用了“孙子兵法”上“兵不血刀、攻心为上”的战术，在这片土地上前几天已实践过多次，可以说所向披靡，节节取得胜利。

不过这一场战斗，最后的尾声很不理想。当这个村庄已夷成平地，昨日的那幢石库门房子也从地坪上消失了，还没来得及砍伐的村后树林里，第二天清早便发现那个小脚老太竞吊死在一棵较矮的树枝上。这样又激起了上百个本族人冲进机场，说是要给老祖母料理丧事，并且要把老太葬在她老公的坟地里，偏偏那块祖坟坐落在机场平整的圈地里，于是又出动了一个连的兵力，双方发生械斗，这方面部队朝天开了枪，听说打伤了好几个人，土兵和村民都有。最后把老太的尸体扔到了铁丝网外面。

三  五块银洋

 

我们分散在四个窝棚里，一个窝棚住三十多人，出壮丁的全都是穷人，其中不少是卖壮丁的苏北人，他们似乎是经过挑选过的最理想的宣传对象、农民革命的动力。我们来到这块革命的种植场里，简直是如鱼得水。

我们的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农民们听我们讲到江西省穷人如何分到土地，如何幸福和欢乐、个个眉飞色舞；还讲到苏联穷人全翻了身，他们那里的红军就是我们的靠山等等。

我则发挥自己的特长，通过两个超员民工：寿昌和恩嘉，教会青年农民唱《少年先锋队歌》和《打土豪分田地》，也教他们唱我编的《义勇军歌》。

—早，我们身背工具来到划定的地段，在两三个土兵的监督下挖泥巴或是运土到指定的地点。当烈日临空，泥土都在冒烟，我们用自己的假动作，教会周围的壮丁学着怎样磨洋工。在工厂里领导罢工和怠工，本是共产党人的擅长，那些老乡们对我们的赤化宣传还是有些陌生和隔膜，而教他们偷懒倒是一学就会，并且很快流传开去，形成了一种默默的齐心的不合作运动。

这样，划给西乡的五六十亩地的平整工程，进度特别慢。监工中的军官在土地上恶狠狠的发脾气，老乡们不理他，有的索性撂下挑子，坐在扁担上抽起烟来，有的老乡有气无力地回话：“我们吃不饱呀!天又这么热。”那些监工也没办法。

看到了由我们幕后策划的革命活动迅猛发展，不免暗暗高兴，事实上，我们已经背离了那次慷慨激昂地在誓师大会上的宣言：这回出壮丁与往常不同，是为的抗日救亡；还保证不给丫河镇的人丢脸之语。而现在我们的指导思想却是暗中阻挠施工，鼓动民工造国民党的反。

形成这种“调皮捣蛋”路线，对刚从国民党牢狱里出来的政治犯来说，是很自然的，牢不可破的。即使没有上级指示，也能各自为战，驾轻就熟。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在工地现场亲自领略了惊心动魄的一幕，正是那个悲惨的阴影唤醒了思想深处的与国民党势不两立的斗争意识。

这一天吃罢晚饭，卜弋侨区的青年农民来到寿昌的窝棚，说是约好去教那里的民工唱歌的，四处找寻，不见踪影，我跟寿昌不在一个窝棚里，我才知道，他的活动已经往纵深方面开展，心里感到高兴和满意，我来到寿昌的窝棚里，里面的老乡告诉我，说他到连部大灶上抢开水去的，一直没回来过。我们就去烧开水的大锅灶跟前，跟寿昌同一个窝棚的年轻人认出那只空空的洋铁桶。

吕恒和老陈马上作出判断：寿昌一定被工程指挥部抓去了。于是我们，陪着丫河镇壮丁的中队长—同前往工程指挥部要人。是一名校级军官出来答复道：

“有这个人，在我们这里，我们发现他进行赤化宣传，有破坏工程建设嫌疑。”

老陈当面冲撞他，很生气地说：“请问，什么叫赤化?”

“他教唱的都是赤匪唱的歌。”军官瞪眼看了他一会儿，听他口音不是本地人，而是外乡人，果然是赤化大本营派来的人，搞赤化真有来头、他就拉下严厉的面孔，说：“你是不是跟他一伙的?你就是从江西来的吧?”

陈均益理直气壮地回话道：“不错，我是从江西来的红军，王寿昌有嫌疑的话，全是我的责任。老实告诉你长官，连你们的蒋委员长都承认了赤化，可是你还骂我们是赤匪，我可以控告你去。我们来没有别的，就是要求你放出王寿昌，放他出来就什么事没有。”

老陈的这番话使这位军官目瞪口呆，刚才那副居高临下的威风一下子消失了。特别是老陈敢于当面承认是江西来的红军，这种公开承认使他十分惊异和紧张，以为对方会马上向他开火似的，他不由得往后倒退了两步。在他一生中，大概还是头一次面对正式的“赤匪”，过去只是从报纸上或是上级训话里听说江西的赤匪如何如何。——要他承受这个突如其来的冲击，他的政治头脑就显得不够用了。

陪我们一同去的中队长，原是我们镇上联保办公处的文书，他是一位郁郁不得志的读书人，四十出头的年纪，到了飞机场，他被总指挥部指定为中队长，对他来说简直是赶了鸭子上架，我们找他代表丫河镇的民工去跟总指挥部交涉放人，这个任务几乎把他吓傻了。他并不知道他率领的这支卖壮丁的外地人中间，夹带着江西来的红军，更是吓得他心惊肉跳，出于一种自卫本能，他拉着我悄悄地说：“快走，快走!”他这么说的时候牙齿都打战了。我也学着老陈的英雄气概，大声地抗拒他：“你是一个乡的总队长嘛，怕什么?”结果他没能拉开我，倒是我拉住了他，不让他跑开。

那个军官终于软下来了，虽然他的一只手揑住挂在武装带上的手枪壳子。他铁板的脸，语气却是温和地说：

“好吧，你们既然是真的赤化分子，请你们进来，我们一起谈谈。”

 我们知道，请我们谈谈，肯定是一种圈套，连陈均益也迟疑了一会。吕恒出来说话了：“好哇，谈谈就谈谈。”他向我们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不用怕。当我们三人好似去作客的神情跟着这个军官走进机场边沿暂时留下的瓦房子里，民工中队长再也没有勇气跟我们一同走进工程指挥部，我们也把他忘了。

我们被指定坐在由木板临时搁起的长凳子上，本来指挥部里有三五个士兵，也有几名军官，这时我们发现在大门外，三五个士兵，临时被派到那儿，似乎担任站岗的职务，怕我们会从这儿逃出去。我们三人都经历过牢狱之灾，看到这样的部署，都有不祥的预感，神经顿时紧张起来。

吕恒朝那位校级军官说：“不是要谈谈吗?怎么不谈啦?”

对方没有答话，他站得远远的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我们。

过了约莫一刻钟，一个穿着剌马靴的军官从外边进来，门口那几个卫兵马上立正，同时把一只手举至帽沿上，这是高一级的军官进来了。他刚踏进门坎，眼睛都没朝我们看一下，“他们在哪里?我倒要会会到工地上来捣乱的共产党是什么样子!”这好比是给即将进行的对话，事先发表定调子的主旨演说，完全是敌对的轻蔑的语言。   

他坐下，便气势汹汹地质问道：“你们说，你们是谁派来的?……共产党跟我们斗了足有十年了，你们的花样我领教得多了。”

答复他讯问的主角是吕恒，陈均益也参与答辩，我几乎是旁听，没参与进去，只是偶尔帮腔几句。

吕恒照实说了我们是刚刚从牢里出来的政治犯，并没有人派遣，这位高级军官（从领章上看，此人是师一级高级军官。）又问：“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去找朱毛，要到这里来修飞机场呢?”

老陈说：“我们一时找不着红军，回家又没盘缠，所以跟了小王到这里挣几个钱。”

“你们哪里是来修飞机场的?你们是破坏，你们自己不好生干，还叫别人也不好好干，那里是为了挣几个钱呢?”

吕恒说：“你长官所说的恐怕不是事实，你看，（他伸出两只柴棒似的手膀）我们不是干粗活的，好几年又不曾劳动过，这几天又热，我们出的土方不如人家多，这一点请长官包函。”

“那么，你们在工地上进行赤化宣传，这可怎么说呢?”他说完，朝校官投了个眼色，那校官出来作证：“教唱的是宣传什么苏维埃，打土豪的匪区里的歌。”

老陈说：“难道你没听说国共合作，打日本了?难道我们还是土匪?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我们到这儿来修飞机场，听说是为了打东洋鬼子，才到这儿报名参加的。”

这个说明，使在场的士兵和军官部深为感动。紧张的敌对气氛明显地缓和了。

我插话道：“我们不是还教唱抗日歌曲吗?长官如若不信，我现在就可以唱给你们听。”停顿了一拍，我又说：

“你们部队要学唱的话，我也可以去教会他们，这对于鼓舞士气大有好处咧。”

这时候，站在一旁的那个校官成了一只打败的公鸡，他没话说了。

吕恒这时才提出释放王寿昌的话，这个师长转过脸去对校官说：“这个人在哪里呀?让他回去!”

没想到这位师长竟掏出纸烟来，给我们一人一支，我不抽烟，他很关切地问：“你们是从哪个牢监放出来的?”

我回说是苏州军人监狱，这句回答引出了陈均益的连锁反应，为了证明我们确是从那里放出来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已经揉皱了的由军政部发给每个出狱犯人的“通行证”，上头言明“希沿途军警和车船给予返家之方便”，以下是一枚“军政部”的大印。（这张通行证我也有的，但回到家中，觉着没用场了，在一次洗衣服的时候，泡在水里揉碎了。）

也许是这颗大印，将南京军政部所辖的工程部队和我们五个政治犯拴到了一起，也许是我们的一片救国之心深深地打动了他，当他看了那张“通行证”上言明“沿途军警给予方便”的话，这个师长便对校官说：“给他们五个人，一人发五块银洋，让他们投奔朱毛去吧。”

 

四  不该发生的风波

 

我们在飞机场只干了一个星期，半路上就被文明方式驱逐出境，这样灰溜溜地回到家中不好交代，其实是常州小分队的一次失败。为了顾面子，对联保和两个保甲的乡亲们，强调说工程指挥部发现我们是共产党的人，拿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把我们礼送还家，每人还发了五块钱做路费就是明证。两个保甲的居民对我们在那里干了几天并不关心，只要抽壮丁这一关混过去了，还省得按期给工地上供应干粮，又省下几担米“一个壮丁干一个月的公差是三担米”，我们的半途而废却换了个皆大欢喜。（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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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常州机场匆匆建成，还没来得及使用，南京至上海一线便告陷落，等于给日本侵略军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军用机场。全国解放后，该处成为空军驾驶员的训练基地，现有一条命名为“机场路”的公路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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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丫河不到两天，一位稀客从南京特地来看望我们，此人原是从军人监狱放出来的王世贤同志（解放后任江西省工业厅长和计委主任等职）。我们在苏州轮船码头分手的时候，他记下了我的地址。

他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好消息：

国共两党正式合作已实现了，从此共产党成了合法的党，蒋介石同意共产党代表团在南京设立办事处，地点在梅园新村，名叫周恩来公馆（不久即改名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在芦沟桥事变前就来到南京了，他跟叶钊英去看望关在首都反省院里的政治犯，他跟同志们讲了话，在那里他向大家宣布了：国民党同意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他讲话过后，第二天就全部放出来，反省院也就关门了。（时在八月十九日，反省院设在南京郊区晓庄。）

他说：“我就是南京周公馆派我来寻找你们的，你们马上动身去南京。”然后，他掏出一迭崭新的中央银行钞票，说：“这是给你们的路费，包括你们打点行装，各人置办些衣裳，到国民党的首都不要太寒酸。”

我们的党中央所在地在陕北延安，这个消息还是头一次听他说：“我们的红军也要接受改编，统一归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

老陈追问道：“这是哪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

王世贤说：“当然是蒋介石的罗。”

这一下使老陈抑制不住心头的愤怒。他思想里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便大声地抗议道：

“这么说，我们上了当了。怎么能承认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呢?他是什么东西?谁还不知道!那么多烈士的鲜血不是白流了?我们吃那么多苦头，不是白吃了吗?”他提出的责难也是我的疑问，不过我没有他的党性那么强烈，那么火爆!

王世贤连忙制止他，说：“现在不是讲阶级斗争的时候，而是民族大团结一致抗日的中心任务。我还带来一份毛泽东在延安党代会上的讲话，你们看看就知道了。”他从背包里掏出一份《解放》周报，补充说：“这上面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的，而阶级矛盾已经成为次要的了，应该服从全民抗战的战略要求。”

王世贤把此行的任务交割完毕，就急着赶往宜兴去，他说还有一批政治犯被国民党转移到了宜兴，周恩来派他去撵上他们。既然事情这般紧急，我们家只给他做了四只荷包蛋吃，他便匆匆走了。

王世贤带来的信息是无可怀疑的，它给每个人的思想上激起了极大的震动，必须作出一百八十度的调整才能适应如此巨大的变化。从此我们开始承认在开辟飞机场的指导思想或许是错了，同时也明白了那个开明的师长为何对我们那么客气。

我们马上筹备上路，谁知在没有出发之前，五个人的队伍中就有两个人准备打退堂鼓。

一个就是老红军陈均益，他经过一夜痛苦的思想斗争，第二天一早他向吕恒说：“我打算回江西，重新拉起队伍打游击去。难道你们忘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怎样的结局呢?”

另一名打退堂鼓的不是别人，却是常州小分队的头头!

我不想去南京，那原因跟老陈的完全不一路，我对我党政策的转变并没什么不同意见，坦白说吧，我是不愿离开这个家。正当我发育与求知的时期，不幸遭受几年牢狱之苦，很想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过个平稳的小康的生活，或者上几年大学念它几年书；我对共产党爱得并不深（参加共青团不到一年就被捕了），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双倍的，甚至是残酷的。不回老家罢了，如今回得家来，传统的宗法家族制的诱惑就在无形中紧紧地把我拴缚住了；何况我在跟祖母做伴的时刻，祖母苦口婆心地劝说我：“不要再到外头去瞎闯了。难道这几年你在外头吃的苦头还没够?”我曾向她保证过：“好吧，我就不走了。等着爸爸妈妈回来再说吧。”而这次回家没能见到亲生父母，也构成了我不宜远行的一个理由。

老陈打退堂鼓的理由可以当面说明，他是从不同政见出发走上了歧途；我的打退堂鼓则不便宣布，也就是不好意思说出口，实因我的出发点却是个人感情上的恋故土情结，我国农民的成语叫做“热土难离”是也。

    我羞羞答答地提出不去南京，只能说假话，我强调想把身子养养好，我只是“暂时”的，对革命还是坚决到底的；我还强调我的祖母不让我走呀!

    三对二的分裂局面，使另外三位同志十分痛苦和失望。他们竭力说服我们，用大道理加上小道理，起初他们把老陈作为主攻目标，老陈屹然不动，但是终于攻下了这个顽固堡垒，我不能不佩眼吕恒的洞察人意和征服人心的本领，他讲了以下一段话打中了要害：

    “周恩来同志你总信得过吧。他在上海负责党中央军委的时候，不是你的上级吗?他的阅历总比你的多，你为什么不趁此机会到南京当面会会他?把你的意见跟他讲讲嘛。”

    陈均益决定退却了。看来，大道理或小道理未必能说服他，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因素容易软化一个铁汉子的心。

    老陈退却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感到孤独，从他们三位同志的冷峻的眼光里，似乎把我看成了逃兵了?

    我用不着别人说服，我内心生起的另一个念头打消了我对革命产生厌倦的念头，不过这个新出现的念头属于不可告人的内心隐蔽的一闪念，这个“一闪念”还是由陈均益的退却启发了我：他同意去南京是为了那里有他的老上司；我不是也有个朝思暮想的恋人在南京吗?她正是我急于想见到的吴庆华呀!

    我主动放弃原来的主意，跟老陈采取同一步调，严重分裂的危机克服了，大家都很高兴。这时我还用检讨的语言掩饰我那个内心的秘密，克服了自身的动摇虽然值得自豪，但为了追求情人而改变初衷，就不怎么光采了。我说：

    “差一点我脱离了革命队伍，这是我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

    王哲然、吕恒夸奖我检讨得深刻。坦率地说吧，原来的主意和后来的“一闪念”的主意，两者都属于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而后者的热劲，比起前边的温情主义不知要热多少倍呀。由此可见，马列主义理论在我的世界观里是多么淡薄。

    我打发寿昌先到城里买五张去南京的火车票，他马上就猜着了，我是跟四位客人一同出发，跟我在家里宣布的不一样，我是怕祖母不肯放我跑，会阻挠我甚至会大哭大闹，我诓骗她，宣告我不会跟他们走。寿昌发现了我的秘密，就乘势向我提出，他也想跟我们一同到南京去，他觉着呆在家里没多大出息，决定跟阿哥投奔共产党。

    我被他的热诚和决心感动了，想起我们当年从事地下工作，就是急于像滚雪球那样扩大革命者的队伍嘛，如今我的堂弟表现出向往革命的意愿，我怎么能拒绝呢?我转身征求吕恒的意见，他不加思索地回答，“这青年很有组织观念，多带一个人大概不成问题。”

    我们在修飞机场的阶段，吕恒实际成了“常州小分队”的队长，因为他随机应变的本领很突出，又善于鼓动宣传，“新权威”在众望所归的拥戴下逐渐形成了，我自封的队长早就体面地下野。我征求吕恒的意见，我是把他看作领导的上级；他既然表示同意，我就答应了寿昌的要求，并且说：“那么，你的路费就在我给你的钱里头开销吧。”寿昌说：“火车票小意思，怎么能再花你们的金钱。”他显得那么兴高采烈，表现出特别的得意和兴奋。

    当晚他就把火车票买到。他悄悄地说：“我又多买了一张车票，恩嘉晓得我跟你们一起走，他坚决说他也要去，我想你也会赞成的吧，我就自作主张再买了一张。”

    他跟恩嘉一同去过飞机场的，寿昌和恩嘉似乎结成了难舍难分的一对，既然我的堂弟可以去南京，我的表弟也可以去了。我把他们二人叫到跟前，问了他们怎样取得父母的支持，恩嘉说：爷娘知道有表哥领着出门，他们是放心的；寿昌对父母则采取隐瞒的方针，他估计妈妈会坚决不同意他离开她。

    第二天一早，我陪同四位战友搭轮船进城，街上很多人前来送行，慷慨捐献衣服的财东也来了，还有联保主任等。

    我的娘舅和舅妈也来了，他们是给大儿子恩嘉送行的，娘舅手提两匣路上吃的点心，硬要我拿着，并且嘱咐我：“我就把恩嘉托付给你了，他既然一心要跟共产党，我们要拦也拦不住呀……。”

    老祖母背靠着大门坐在长条凳上，娘舅说话时离她不远，老祖母耳不聋、眼不花，她从我娘舅说的话里听得出我的动向。我是一直瞒住她，我说今早进城我是送客的。她信以为真，没料到娘舅的讲话泄了机密，祖母很快做出反应，怀疑我是跟另外四位共产党一齐动身的，她脸色变得惨白，满头白发的颈项间歇地摇晃，她下命令般说：“你要不是骗我，你就乖乖地在大门里头呆着!”

    我只得驯顺地站到她身后的大门里，为着保险起见，祖母又把长条凳挪到大门的中央，建成临时的一道防线，祖母还是坐在凳子上，带有亲自坐镇的威严。

    没过一回儿功夫，听到了轮船快靠岸的汽笛声（离家三十多公尺，正是轮船码头），四个伙伴在一旁替我干著急，王金月故意跟老祖母扯闲话，分散她的注意力；吕恒大概以为我真的藏在祖母的后面不走了，他还没忘记我提出过不跟大家走的“动摇”。他大声嚷嚷说：

   “小王，轮船来了，还犹豫什么呀!”

    这时，我一鼓作气，从祖母的身后像跳过一重低栏，跨过那张长条凳。然后回过头来带着微笑，——实际是强忍热泪，向祖母打招呼：

    “亲娘，我非走不可呀!”

    我终于跟常州小分队又会合了，连同两个预备队员寿昌和恩嘉一起上了轮船。祖母无可奈何地看着我飞走了，并没有大哭大闹，只是用一种悲凉的无力的声音呼唤着我的小名，在轮船还没启动以前，大伯父从旁劝说老祖母：

「翅膀硬了的老鹰，凭你挡在大门口，你能拦得住吗?」

 

五  节外生枝

从老祖母那里脱身出来厂一路上高高兴兴，我们是提前半个小时到达车站的，我还没有跨人乘客候车室，就遇着一件恼人的扫兴的事。

吕恒悄悄地通知我：“我们觉得，多带两个青年恐怕不妥当。”

我马上回复他：“你不是也同意的吗?”

“是的，我是的，当初我是赞成的。南京来的王世贤只是通知我们五个人，没讲过可以带走别的人。当时我想得不周到。现在我必须告诉你，我们还来得及改正。”他讲话的声音更低，脸上却胀得很红，生伯我会顶撞他。而那两个年轻的随员离我们不到三步之遥。

这个意见来得太突然，惊得我几乎不知所措，因为是我允诺了他们，甚至是我鼓励他们一同去南京的，他们有决心离开父母，他们所经历的难舍难分的思想斗争，肯定比我的出走还要艰苦；如今怎么能变卦呢?火车头已经在等侯我们一同启程，教我如何去“改正”，如何去出乎尔、反乎尔呢?

我回答吕恒半路上变卦的建议很干脆：

“王世贤通知我们五个人，这一点是明确的，但他并没有说不可以带走其它有志革命的青年吧。发生了新的情况应该有适应新的情况的做法。假如王世贤他在这里，我想，他不会不同意的。”

吕恒迟疑了一回，他把我拉出小分队的集体，态度格外严肃地说：“……这个可不行，我们初次引见上级领导同志，可不能给他们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印象，再说，他们俩还是个非党员，贸然带了去会不会给党组织添麻烦?”

他的理由，我一时驳不倒，也不能驳；实由于我对他塑造的无名无姓的“党的领导人”怀有一种敬畏的神圣的感情。但我不能退却，退却了，我怎么跟这两个可爱的年轻人讲呢?

从吕恒谈话中找到了一个矛盾，马上抓住这一点进行了反击：

“王世贤讲过非党员不能去的吗?那么我也是非党员，我也不在内罗。”

吕恒慌乱地纠正自己的失言：“不，不!你跟他们不同。”

我紧接着说：“我跟他们有什么不同?老实说，我在入团以前的觉悟程度还不如寿昌呢。党员不全是从非党员发展来的吗?”

我跟吕恒闹僵了，他心情很沉重的样子跟我一同走进候车室。

他没能说服我，眼见列车就要进站了。他请出陈均益跟我进行最后的谈判。原来，吕恒突然推翻自己的承诺，始作俑者就是他老兄。陈均益说：“你没有受过党的组织锻练，这一点不是你的过错，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头一条就是听党的话，在没有得到党组织的指示，你自作主张，这就是你不对了。比如，那两个……”

我连忙打断他的话，主要因为时间紧迫，他慢条斯理讲大道理，我没有这么耐心；他说我没受过组织锻链，分明是瞧不起我，摆老资格，他可知道，共青团与党无异，只是年纪轻点罢了，至于他拿出“头一条听党的话”，他在两天以前就不怎么听，跟党闹的别扭还小吗?这些我都顾不得顶撞他，我只是抓住他指摘我“自作主张”回绝他道：

“我们到飞机场卖壮丁，不是额外又增加了两个人吗?那时节你怎么没说是‘自作主张’呢?人家愿意跟着共产党走，这不是好事吗?”我的论点驳得老陈哑口无言，他默默地退却了。但没有一个字表示放弃他原来的主张。

我走近寿昌和恩嘉那里，吕恒急匆匆地站到我的前面，似乎阻拦我去接近他们。只见吕恒甜嘻嘻的面孔，神色很抱歉的对我说：

“我们不让你为难，你不好去说，由我对他们说了，他们同意不跟我们一起走，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他是瞅着我跟老陈辩论的时机，他出面去跟我的两个兄弟摊牌了。

我真想揍他一拳，我对他的尊敬一下子坍塌了，我没料到他会使出这一手——他和老陈联档演出了踢开两个年轻人的双簧。

也许是我年少气盛，还加上我将愧对舅父母的责怪，我的心不死，还想挽回这个急剧逆转的局面，我是用近乎抗议的声音招呼我的两兄弟：“是你们不打算走的吗?”

他们两个人都热泪盈眶，一个说：“阿哥，算了吧，我不想拖累你了。”另一个说“我没资格呀。”他们的喊声是绝望的，被压抑的，又是痛苦的。

王金月也不忍看到这两位青年的十分凄苦的样子，他插话说：“让他们去一个，可中?”

“扔下谁好呢?”寿昌坚定地说：“算了吧，我也不够资格。”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颓丧、我气愤，我也快要流眼泪，但是我流不出。

当我拖着无力的腿跨过检票的栅栏，恩嘉与寿昌留在栅栏那边，他们眼泪汪汪地把手里的车票扔在拥挤的人群里，引起了一场混乱。

我回头再望他们一下，一时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们，而恩嘉却高扬着手发出恳求的呼唤：“勿要忘了我们呀!”

我上了火车还觉着对不起他们两位，深深地责备我的无能，跟老陈和吕恒从此生了芥蒂。

诸君可以从吕、陈两位老同志所坚持的原则里，看出他们宁愿拒绝为人民做好事，也必卫护神圣的上级指示。在往后漫长的岁月中，我们还会遇到我党的上上下下大小干部，他们总是自以为忠于党的原则而拒人于千里之外。

在几个月后，我们到了西安，看到了石印的“抗大”和“陕公”的招生广告，招收的条件几乎不讲什么文化条件，更不讲求什么资格，只要有志于抗日救国的青年，都欢迎前往。

我为半路抛却了他们俩更增添了悔恨。在全国解放的第二年，听说恩嘉和他的弟弟在镇压反革命的第一个高潮里同遭镇压（死刑），又给了我神经上巨大的震动。追忆恩嘉在车站入口处扔掉车票的情景，在我的耳朵里又响起了“勿要忘了我们呀”的乞怜求救的呼唤!

 

六  五日金陵

我们终于到达南京下关，出了站便派吕恒同志去找梅园新村取得联系，余下的则集合在车站广场美女牌香烟广告牌下面。但见广场那边聚集着一大群人，听到了从那儿响起的稀落的锣鼓声。我寻思那里大概是卖膏药耍把戏的。我的两只脚便不由自主的往那边走去，果然见一个小姑娘在场中心耍把式，旁有一个老头敲锣，看到后来，才知道是宣传抗日的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它的结尾使我大为感动，我不想离开了。回头看看香烟广告牌那边的同伴们，只留下老陈一人，两个“王”也挤在围观的人群里。我放心看下去，一会儿来了十几名穿学生制服的合唱队，唱的是《松花江上》，接着又唱了《义勇军歌》。听到这支歌，我的心潮澎湃了，这歌声好像是为了迎接此歌的作者似的。听了《松花江上》使我淌下热泪，听到了自己的歌又转悲为喜，笑逐颜开了。

从这歌声里，我还感觉到了标志着吉祥如意的“吉兆”，我记得吴庆华给我的一封信里，她报告我说她曾把《义勇军歌》油印了几百份传播至南京的中小学，这个合唱队唱的歌，是不是吴庆华推广的呢?带队的老师一定知道吴庆华吧?这种联想来得如此迅捷，使我来不及多思索，就冒昧地找到了合唱队的老师。他回答我说，他们是正中中学的救亡宣传队，不错，这支歌是流行的救亡歌曲，他可不知道有个吴庆华女老师。他的回答使我失望。

我所以记住了“正中中学”的校名，因为这正是蒋介石大名的颠倒，按照中国的传统，读书人直书帝王的名字都是犯禁的，更何况把他的名字做招牌并颠倒使用呢?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若是出现在英明领袖毛氏统治下的京都，该校的校长就有被砸烂狗头的危险!

在香烟广告牌底下没等多久，吕恒领着一个国民党士兵为我们领路，他把我们五人领到金陵大饭店的三层楼，而这个大饭店就面对着车站广场，远远能看到那个美女牌香烟的大幅广告牌。

五个人睡一个房间，只有两张双层铺，多出一人本来可以住到另一间房间去，那个国民党士兵说：这儿的三层楼，归我们全包下的。大概由于“常州小分队”在一路上同甘共苦，这个小集体结下了深厚的难解难分的革命友谊，谁都不愿分出去住，宁愿挤在一张床上。

    我们来自地狱的十九层，一下子来到首都的第一流宾馆，岂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一步登天的飞跃，是从非法转入合法的大胜利?当时我们正站在中国的历史转折点的立交桥的桥头上。我们来到这里，并不完全意识到这么重要的意义。不过从各人的生命史而言，我们已认识将从这儿的三层楼为起点，展开新的一页，从此结束了走投无路穷愁潦倒的生活。

照料我们生活的便是领我们进三楼的那个国民党士兵，经吕恒介绍，才知道他是从苏区调来的红军战士，我们头次看到工农红军的同志，感到分外的亲切和可爱（只有老陈站得远远的，带着一种怀疑的眼神盯住他看）。他对我们说：“你们辛苦了，今天晚间就早点休息吧。明日我把同志们的‘通行证’送过来，有了这个，你们出门上街就没事了。到开饭时侯，听我吹哨子，就到底层西厅用餐。明天我们的首长会来看望诸位的。生活上需要啥，尽管对我说，都是自己同志嘛。”他说话是江西老表口音，可是老陈并没热情地跟老乡搭话，却用一种挑战的语气说：

    “既然国共合作了，为什么干红军的穿起他们的二尺半呢?”

    （按：“二尺半”是对国民党军人穿的军装的轻慢的代词。）

    这一问使红军小青年愣了一下，他听出了老陈是同乡，带着羞怯的表情回话道：“这是首长指示的，这还是国民党军政部发下来的，他们很小器，只肯发给一个排的军装。不穿不行哪，上哪个山唱那个山歌嘛。”说罢，这个乔装改扮的小红军，从胸前肚兜里掏出一顶已经褪了色的软边帽沿的红军帽来，亮给我们看，证明他不是假冒的红军。

    我们的老红军同志看到了他手里捧着的帽子，大动感情，好似寻回了失落多年的祖传的传家宝，他讨过来仔细审视帽徽上的红五角星，眼睛都几乎湿润了，他本想给自己头上戴一下表表久别重逢之情，他可没有这么做，而是像一个红军首长把帽子交给对方，下达着命命：“你给我戴上这个，大模大样从这里走出去，把你头上那巴掌帽取下来!看他们会对你咋着?

    小红军被他深深感动了，他把接过去的帽子吹了一口仙气，试着戴在头上，他果真大摇大摆走到房门外边，转过身来，对老陈脱帽立正，然后很抱歉地说：

    “我的老乡呀，我要是戴着这个，不是叫我犯错误吗?”他重新把那顶传家宝的帽子掖在胸口，悻悻地走了。

  老陈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不过我能理解他。像他这样的老红军，在长期的战斗里培养出的阶级斗争观念非常执着，使我自叹不如，虽然不合时宜，却是一种崇高的纯朴的感情。用这个尺度去理解九十年代天安门城楼上何以还保留着那个孤零零的不合时宜的宝像，就释然于怀了。

    第二天刚刚吃罢早餐，那位小红军招呼我们到三楼的饮水室集合，说是首长要跟我们见见面。我们到了那里，屋子里早有二三十人了，饮冰室临时改建成会议室，但见玻璃窗上还贴着冰淇淋和汽水的广告。

    在那二三十人中间，我认出了好几位牢监里的难友，有几位来自苏州反省院，是在苏州轮船码头上见过面，各自规规矩矩地坐着，不敢搅扰了肃穆的会场，只是用微笑和挥手来表示重逢的喜悦。

    姗姗来迟的是一帮女同志，没进饮冰室就听到了她们有说有笑的快活劲儿：一踏进会议室，就被会场上的静穆气氛镇住了，为首的一位大姐向后面示意，笑声马上中断了。一个挨一个进来的全是女性，有十来个之多。她们的衣裳分明改换过，凡年轻的都穿的素色的裙子；只有头发没法打扮，一律保留女犯人特有的短毛盖。

    在座的全体同志，每个人都有一本辛酸的苦难账，每个人都带着浑身的伤痕和血迹，汇聚到这儿的三层楼来了。这是他们期待已久的时刻，被隔断好久，如今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中的时刻。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比天天盼夜夜盼的梦境还要美满的梦境，必须在静谧的庄严的还带点神秘的气氛中享受这一刹那的满足与幸福，生怕发出一点响声就会驱散这个好梦似的。

    首长没穿军服，穿的中山装，身后有两名警卫，也是穿国民党士兵的服装。他进入饮冰室以后，站在中间向大家热情招手，用慈祥的眼光向在座的人扫瞄一遍，他自己并不自报家门，也没有从旁介绍他姓甚名谁（我猜，他就是周恩来），然后很亲切地说：“同志们，你们为了革命，受了苦了。我代表党中央看望你们，慰问你们。今天你们能够来到这里，就是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胜利!我们是跟国民党进行不断斗争，才得到这样的胜利……。”

    这几句开场白温暖着每个人的心，抚慰着每个人的创伤和屈辱，引得在座的人人热泪盈眶，即以我难以抑制的激动来说，我肚里积压着的怨气、晦气、肮脏气、窝囊气一下子化成了一股轻烟，从百万个毛孔里宣泄出来，一笔勾销了。

    往下，他讲了我们要全力以赴地投入抗日救国的斗争，他讲到全面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我们亟须大量的能征善战、又能运用马列主义武器的革命干部，牢监里获得自由的同志就是经过严峻考验的革命干部和先锋队，历史赋予你们的担子不轻哪，要求你们勇敢地担当起来。接着他又说：“你们对我党的新的方针政策还是陌生的，建议你们先学习一下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上的讲话吧……”。

    最后他宣布：你们中将有很多人会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明后天有特约的首都医院的医师给大家作身体检查。

    我提醒坐在我边上的陈均益：“你不是要找周恩来谈谈吗?快散会了，你去……”他轻轻地说：“他不是周恩来，他是李克农同志，我也认识的。”话犹未了，李克农首先认出他来，二人热烈握手以后，老陈请他转达希望会见恩来同志的愿望。李回话说：“明日上午你就去，他会抽出空来见你的。”李又问起老陈的健康情况如何，他回话道：“除了这两条腿跟不上部队行军，别的我都行的。”李克农微笑着说：“那好办，那就不让你行军就是了。”

    看来，老陈自来到金陵大饭店，他原来准备回江西打游击的打算已经动摇了。

    这一天又陆续来了好几批难友，几乎住满了三层楼的房间，他们中间有好几位是在漕河泾和苏州监狱同住一个牢房的，我比他们早来一步，就有义务到他们的客房里介绍这儿的情况，特别有声有色地复述了李克农的感人的讲话，鉴于那个红军服务员忙不过来，我暂时充当了报告员、服务员和向导。在女同志房间里我逗留的时间比较长，那里的大姐大嫂似乎很喜欢我，对我的家世和参加革命的经过问长问短，还询问我的文化程度。我很乐意在女同志跟前露一手，不愿直说我是读了一年的初中主，竟哇啦哇啦背诵起《滕王阁序》来，显示我的学问高深。

    看来，这位女同志也读过王勃这篇作品，她还能配合词句击节欣赏。她的年龄，至少比我大十岁，圆嘟嘟的面孔显得很年轻，当我念完最后一句，她便说：“可以，背得一字不差。”她成了给我批分数的老师，然后说：“这些老古董我多年不碰它了，小王同志，你能背岳飞的《满江红》吗?”

    这位老师的点题正好点在我的穴位上，我不免微露得意之色，说：“会的。不仅会背，我还会唱呢，可能半路里漏脱字，我好久下唱它了。”

    “那不要紧，我也会唱的。来，我们一起唱……”她先带头唱起来，我马上接应上，从头到尾唱得一气呵成，非常难得的是，穿裙子的女同志中也有三个人参加进来同声唱这支歌。结果，变成了男女声大合唱，唱得非常和谐，当唱到“壮怀激烈”处，确实壮怀激烈，情绪轩昂，这歌声飞到了三层楼每个角落。

    我发现参加合唱的娘子军一下子变得漂亮了，本来个个都是失血的苍白的脸，她们在“仰天长啸”声中调动了全身的血液，集中到青春的面部来了。

    这位领唱的大姐对自己的歌唱有一种快乐的满足，她以诗人的激情赞扬道：

    “呀，今天是我们出狱以后第一个节日，我们唱得多么痛快!岳飞当年的心情和壮志不是跟现在的中华儿女完全沟通吗?这个古老的歌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它把我们多年郁积在心头的国难深重和‘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壮志末酬全都迸发出来了!”

    这位女红军名叫张琴秋，她是五四时期追求科学与民主、追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第一代女中豪杰。

    我们在一曲《满江红》的合唱中结识了，她成了我的老师和朋友（她教我俄语和好几首俄国歌曲，她还教我跳乌克兰舞，可惜我的脚戴过镣的，始终学不好）。她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五年，回国后做过红军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等要职：她参加了红军北上的长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方面奉命改编成“西路军”，强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在祁连山下遭到宁夏地方军阀马步青、马步芳的回民部队的围剿，两万余的“西路军”全军覆没，真所谓是死亡枕藉，尸骨堆山。所幸张琴秋和她的两个女伴陶万荣、吴仲廉一同被俘，我在金陵大饭店三层楼见到她们三位的时候，正是她们刚刚结束了晓庄反省院的俘虏生涯的第二天。

在今后的岁月里，张琴秋与我一直保持着联系，我见面称她大姐，我的思想受到她的很大影响，所以在这部《自传》里，她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七　痛饮接风酒

 

我急于要见到吴庆华，这曾经是我来南京的第一个目标，听了李克农的报告后，这个目标降为第二位。在金陵大饭店里躭误了三天，说不定什么时侯就要出发，必须抓紧时机，马上见到我的吴庆华。

我手头没有吴小姐的地点，但我知道张志勤已从上海调至南京任新华银行分行经理的信息。只要先找到他，就可以晓得吴庆华的所在了。

当我寻到了南京的新华银行，张经理几乎认不出我来了，我只是改口说常州土话，他才猛然省悟了，头一句话便是：“我早盘算着你该出来了。”他把我领进很豪华的会客室，头顶上，沙发后边有两只电扇刮起强烈的旋风。侍者马上供应金陵大饭店三层楼饮冰室里只在广告上见过的冷饮。两人坐下来，他询问：“你到南京，做什么来的?”接着他又问：“你怎么晓得我在南京的呢?”

我从漕河泾监狱转往苏州，我跟志勤就不通音讯，在这两年中，我们有多少关切的问题，多少相互倾诉的话题呀。

志勤本是上海新华银行静安寺分行的经理，在这两年中，我对他的升迁一无所知。原来我从苏州监狱出来乘火车回常州，常州小分队不得不在轮船码头的凉棚下过夜。乘着夜色，我独自到城里去找一家武进银行，我在被捕前知道屠廷容的哥哥屠彦容是武进银行的经理，而屠廷容则是我参加共青团和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路人，我若找到他的哥哥，便可得知廷容的下落了。

好容易我找到了武进银行，只见铁栅栏紧闭，不得其门而入。幸而我在瞭望这个五层楼建筑的时候，发现二层楼有个窗——透出灯火，我在下边只得用吼叫声唤起探户里人的注意，但见窗户里果然采出头来，我又叫喊了一声，他下来了。我说明找屠经理的来意，此人是值夜班的，是老板的亲属。他说屠经理晚间回公馆了，他招呼我上楼，可以跟屠经理通电话。

我在电话里询问他兄弟的下落，他说廷容现在还在日本，只因当年他因地下组织遭破坏，有叛徒告密，他逃到常州来避难，没过几天，上海方面果然有两名警察到武进银行来捉拿他，正好廷容在柜台里做账，他马上从后门溜走了。他逃到上海的租界，弄了一张去日本的轮船票，他去日本快四年了。最后他顺便讲了一个极重要的消息，我就是从屠彦容那里知道张志勤调至南京任新华银行经理的。……

我找到张志勤，就急着要他领我去会会吴庆华。

谁知他回答我的竟是以下一番话：

“她还没有出来，我也在等着她。”

我焦急地问：“她在哪里呀?”

“她也在牢监里，关在宪兵司令部监狱，她在去年年底被捕的。”他说：“我是去年开春调到南京来的，我安顿好家属，马上就去找你的吴庆华，她头一句话就问我：最近有若望的消息吗?自从你转解到苏州，我不曾收到你一封信。哪有你的消息呢?一见面她就告诉我她如何开展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如何组织首都教师抗议审判沈钧儒等七君子案，……　她完全投身到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中去了。她哥哥也说，自从庆华去了漕河泾会见你，回宁以后几乎换了一个人，不知是一股什么力量推动她走上舍身革命的道路?”

我问：“她的哥哥在南京吗?我想见见他，补偿他跟庆华一同去漕河泾看望我，终于未能见到面的遗憾。”志勤说：“她哥哥投效航空学校，如今他已经在祖国的天空，为击退入侵的敌机效力。他家里人都很难见到他。”

志勤从银行保险箱里取出一件用丝绸包着的东西，他的手颤抖着从里头取出一张纸头。他故意不说明那是什么宝物，把那张纸小心地展开在桌面上，生怕电风扇的风会刮走它，志勤把电扇也停止了。他叫我看那上面的几行字，那上面是用粗铅笔写的：

    志勤哥：

    我有今天，是预料中的，请你放心。

    我会像小王那样忍受一切，当我想到我们是在同样的铁窗里熬过青春，感到无比欣慰。请给来人一点谢意，他会面谈一切。家中不另。

我认出这是吴庆华的笔迹，是写在一张黄色草纸上的，我还未读完，鼻子止不住酸了，眼睛也湿润了。志勤发现我无比激动和伤心，他又添加了一句：

“带出来总共四句话，倒有两句是讲到你的，你看她是多么坚强又是多么痴情!”他这句话催得我眼泪直流，呜咽得说不出话来。

“她被捕前在百忙中还是到我银行柜台里来，跟我说悄悄话。她一直叫我张大哥，把我看做是老资格的地下工作者。我一再声明我不是的，连门坎也没进咧，但对共产党的秘密工作，她还是向我讨教。我只能劝说她不要个人锋芒太露，避免过分刺激敌人等语，因我知道她是个不知疲倦的活动分子，喜欢在大庭广众之前讲演和喊口号，这就引起了特务和宪兵的注意。她在这儿写的‘我有今天是预料中的’，就是指她是准备自我牺牲的，又表明她当初不曾听取我的忠告吧。”

我不敢摩挲这张草纸，也不敢让泪滴打湿了它，我看到了她的字迹，就好像见到了她本人，读后的心情既复杂又沉重，欣慰交织着懊丧，离别又像是重逢，我们俩可算是不约而同走上了同生死共患难的道路，多灾多难的爱情却充满着惊涛骇浪和痛苦的煎熬。

她应该从里面放出来了，连南京的反省院都出清了，那里面好几位女红军我都见着的，如果在金陵大饭厅三楼，女宿舍里有我的吴庆华在，那该多么美满，多么幸福啊!

志勤说：“我听说只须周恩来提出名字来，国民党就马上放人。庆华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也不清楚，估计周恩来交出去的第一批名单里不会有她，你不用急，只消等几天一定会释放的。”

我从沙发里一跃而起，说：“好哇!有路了，我马上把吴庆华的名字报告周恩来。”

张志勤按我坐下，说：“不急，不要太激动。我们好容易在这里重逢，我还有许多话还没告诉你咧。中午你就在我这里用饭，喝点酒祝贺你从地狱门提早走了出来。要不然，你还要在铁窗里再呆六年吧!”

“勿是我的运气好，是国共合作的形势帮了我的忙。”我指着草纸上的最后一句话：“那个来人对你面谈了什么呢?”我的心还是吊在吴庆华身上。

“那人可是难得的好人哪，要知道宪兵司令部是专门制造白色恐怖的大本营呀。此人告诉我，庆华被捕以后没受什么刑，只是因为她很倔，坚决不承认她爱国有罪，问案的罚了她戴了两天反铐。我想请他捎几块肥皂、信纸给她，他说那里头纸张是危险品，我赏了他两块钱车马费。”

我说：我从上海转到苏州，军人监狱是绝对的隔绝，犯人不能写信，也不许家属会面。我是想物色一个看守捎封信给你。只因军字头的看守似乎都是青面獠牙的家伙，未能成功。想不到在首都统治机构的心脏里，竞有着这样的人物，真是不可思议，理应给他双倍的酬劳。（当年漕河泾监狱里一名看守为我带信给同一位经理，每次他给了一块钱赏金。）

“请注意一点，”志勤指着这张信纸，说：“这是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收到的，刚好是双十二事变后的一个星期，只有身在南京的人，才能体会到蒋介石在西安被捉的事件，给予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打击是多么的严重，就像一下子打翻了一锅滚烫的粥，大街小巷爆竹声不停，又像是突然发生的极猛烈的地震，我看到戴有武装带的人大都是垂头丧气灰溜溜的模样，而穿便装的又都是掩饰不了幸灾乐祸的面带喜色，实在好看煞人!正是在政局大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才会出现这样的热心人!我猜此人不是一般的看守，女监不会让男人做看守的，他要比一般看守高一个层次，他冒着风险带的这封信，也不是为了挣钱。”

张志勤的解释是合理的，我马上联想起在同一个时间里，我在军人监狱里同样领略到上上下下的军警表现出惊慌失措、末日来临的混乱，有的军官反而向监犯求情的现象。

一顿丰盛的午餐是从附近的大饭店上门服务的，志勤首先给我斟酒，说是为我接风，头一杯酒，他说：“欢迎你从狱中归来!”，第二杯酒则是“祝愿你们一对天赐良缘早日团圆!”

我频频向他敬酒：感谢他作为庆华与我之间的联络中心；感谢他领着庆华到狱中看望我；感谢他把我的拉丁化诗文译成汉字投寄给外界报章发表；……最后，我带着醉意，激情满怀地喊道：

我们的天长地久的崇高的友谊万岁!

他还讲了一段极重要的往事：“我非常幸运，在上海做分行经理的时候，作为你的唯一收信人，我来到南京做分行经理了，又作为吴庆华的唯一收信人。你不知道，当你离开上海以后，你从苏州没给过我一封信。而吴庆华还以为我仍然保持着与你秘密通讯的渠道，她几乎相距十天半个月就有一封信来，要我转交给你。每封信有不同的内容，相同的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建议，她的爱情称得上火辣辣的热烈，但语句又很含蓄蕴藉，古典诗句信手拈来，文笔很有文采，读她的信对我是盼望已久的艺术享受。有的信是用新文字写的，这些信积累起来有一大迭，简直可以出版一木厚厚的《两地书》了。”

    志勤已有几成醉意，他热情洋溢地说：“我说呀，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大难的一双，作为你们结合的唯一的见证人，看了那样的情书，我也被她的火热的爱心所感染，我似乎生活在幸福圈的边缘，甚至还有点妒嫉呢!”

    我问道：“那些信后来怎样呢?”

    “我本该早点通知庆华，小王已经不在上海了。我可不能讲出真情，主要是不知道你被解到哪儿去了。我曾经亲自到第二模范监狱打听你的下落，里面的人故意不讲，我考虑到说不出你的去处的话，这会给她多大的痛苦和悬想，还不如让她继续维持原来的幻想为好!至多让她再写许多无法投递的情书罢了。你大概看过高尔基一篇小说吧，那里面就是写一个比较丑的女人，请求高尔基代她给一位幻觉中的男人写了一系列情书。（按：这篇小说题为《她的情人》，耿济之译）我觉得庆华所写的那些无处投递的情书，比那个老处女的信更有意思。”

    他似乎沉湎于庆华的情书堆里，倒使我产生妒意了。他离题讲了半天也没回答我的问题，我打断他的话再一次提醒他，他才说：“要不是我来到南京，她无法投递的情书还会写下去的。直至我来到南京，我才告诉她小王早就不在上海了，但又打听不着他转到哪儿去了。所以你写给小王的信没法送交他本人，现在我只有如数还给你了。她接过那些未能寄出的信时，抑制不住无声的啜泣，她关心的不是那些作废的信件，而是含着泪一个劲儿地追问：‘那么，小王究竟到哪儿去了呢?’我说，后来，我从一份《密勒氏评论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该报系美国人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说从上海押解一百多名政治犯乘沪宁火车去苏州某个监狱，他们在进入北站途中，举行了壮烈的抗议示威，一致喊出打倒南京蒋介石政府，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口号，围观的公众和乘客达万人。我猜想，小王是不是就在这里头呢?”

    我连连点头，非常兴奋并感到无上光荣地说：“是的，那天我们出发至北站，确实举行了集体的抗议示威!”最后我说：“那些信又回到她手里，但愿我很快会看到的。”

    饭后，张经理派他的自备汽车把我送至金陵大饭店。分手的时候我许诺明天再到银行里来。他在我口袋里塞给五十元钞票，要我置办些秋、冬季节的服装或日用必需品。

    回到宾馆，第一件事就是托陈均益赶快去梅园新村，将吴庆华的名字呈报周恩来。老陈乐意前往，很快就得到回音，他告诉我：吴庆华的名字，早就报上去了，吴是最近期间在南京被捕的政治犯，很多同志都知道她，只因她被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的黑牢里，十多天以前，国民党将她和另外的四十多名政治犯转移到宜兴茅山区，南京政府最后同意释放全部政治犯，转往茅山的政治犯很快也会释放的。

    听了这个回话，我虽然放心了，但仍然感到遗憾。我猛然想起，六天以前王世贤从南京来联系常州小分队，他急匆匆地吃了几个荷包蛋，就要赶路，说是他还有重要任务，去宜兴接一批政治犯，我当时没有问个详细，他讲的这项任务是不是就是接收南京宪兵司令部里的四十多名政治犯呢?唉，唉!我真愿跟随王世贤一同到宜兴茅山去一趟，我到那里肯定会寻着我的吴庆华吧。

    第二天上午就得到梅园新村的通知，同房四人被派往延安，只有老陈留下来了，据他说周恩来派他到福建去完成一项任务。我心里惦念着吴庆华，准备等她来到南京一同出发；同室的难友劝说我：“你的吴庆华早晚要来南京的，你们俩不过是前脚跟后脚的距离，还是到延安再团圆也不迟。”如果我坚持留下来是为的等她，个人主义未免显得太突出了。我决定不再等她了。

    出发以前，我特地到新华银行与志勤话别，我料定吴庆华一旦回到南京，她一定要找张志勤的，我留下话请他转告，说我已经去了延安，希望她也能到延安去。

    就在这天的夜间，三楼的二十多名男女政治犯一同乘上北去的列车，向西安进发。张琴秋大姐和另外两名女同志跟我们坐一个车厢。

    我们到了西安，在七贤庄住了一宿，第二天即乘坐两辆大卡车到三原附近的云阳镇，我与汽车司机交谈，才知道这两辆军车还是西北军十七路军“杨虎城的部队”在西安事变中支持红军的礼物。云阳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划给红军驻防的地方，我们到来之前，工农红军刚刚改旗易帜，换上国民党军队的军装，开赴前线，八路军留守处就设在这里。

    在提前来此的政治犯中，我又碰上了漕河泾八卦阵里的老难友，有安徽人张凯帆，“教我政治经济学的”丁冬放，还有一位教我日语的匡亚明，他们告诉我：

    “你们到这里来要逗留一些时日，在确定什么人去延安之前，由中央组织部派专人来进行政治审查，发现被捕中叛变了组织的人，就不能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为了党的纯洁性，进行一番筛选是完全必要的。“政治审查”三这个词是我头一次听说。在今后的年月里，“政治审查”运用得比较频繁，使用这个政治术语都嫌麻烦，乃简称为“政审”。

    政审的办法就是让每人提供所知道的同案和同监难友的情况，我在写下所知道的政治犯的情况时，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下尽，我在检举揭发匡亚明的材料中，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凭着道听途说的情况写了报告。

    没过几天，我看到匡亚明面色惨白，愤怒地扔掉延安印发的学习材料，组织上正式通知他是“不适宜去延安”的人，这等于在政治上作出死刑的判决。他含着泪哀伤地孤零零地离开了云阳，这时我才意识到大概是我提供的材料起的作用吧。当时我不免为此事感到惭愧，而且有点后悔，并没觉出我是干了一件损人的事。需等五年以后，我第二次回延安，我才认识到那份检举材料损人又不利己。

我憎恶在革命队伍里无端整人的悲剧，但我自己却成了制造这一类悲剧的一分子。

 

第二部　小荷才露尖尖角

 

一  扫兴的余兴节目

 

我在三原附近的那个云阳镇呆了一个星期，我和王哲然、王金月总算通了“政审”只有吕恒留在原地，我们三人来到了延安。我被分派至刚成立的“陕北公学”。那时，“陕公”还只是招生广告上存在的名称，我们是第一批吸收入学的新学员。刚来乍到，发现这个“公学”无“学”可入，既无校舍，又没宿舍，没有校门，当然看不到学校招牌，也就没有桌椅板凳，只是从西安看到的一份招生广告上，知道我们的校长是成仿吾。当年上海有个著名的文艺团体和左翼出版社，名叫“创造社”，出版过“创造月刊”和其它革命文学书籍，为首的是郭沬若，属下有两员大将，一为钱杏邨（笔名阿英），另一名就是成仿吾。

早晨听得军号响，便集合到清凉山下一片开阔地，由红军教官指导我们接受生平第一次的军训。这时我才看到了陕北公学第一批的新生已有四百余名。做完军训的基本动作，校方生活指导处的领导人邵式平下达编队的命令，总共编为四个大队。我被编入第一大队，一个队有一百多学员，大都是平津和东北来的流亡同学，一部分是从江浙两省来的学生和离职的知识分子。我被指定为一大队指导员，这项任命可以说”委以重任”了，论文化程度，我不过是个初中一年级生，如何”指导”本大队的大学生和中学教师呢?为此，虽然有一种荣誉感，却感到难以胜任的胆怯。

一个星期以后，由陕公总支书记季凯同志介绍我参加了党，因我是工人出身，只参加过共青团，可以免去后补期，没想到在入党后的第二天便荣任大队的支部书记。这样才做到了支书与指导员一身而二任焉的规格，而这个规格是红军连队的通行编制。我的中心任务是做好同学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大胆发展新党员，现在还能记忆的一点，就是四个大队皆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攀比思想，跟谁攀比呢?跟“抗日军政大学”。

原来抗大与陕公同时在全国招生，大后方向往光明和革命的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延安，都选择抗日车政大学，四百多位青年进入这个一无所有的“陕北公学”都是听从组织的分配。就像全国解放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统一分配一样。由于第一步不是自由选择，第二步就会对不平等的待遇耿耿于怀，斤斤计较，可见没有自由，也就没有真正的平等。例如：首先“抗大”有“大学”之美称，“公学”似乎低人一等，凡进抗大的，每人发一套军装，走进人群给人以威武显赫的形象；陕公的学生则不发任何制服，同学中出现了要求校方发军服的呼声。我这个指导员只是做个忠实的承上启下的传声筒，没有去批评他们羡慕抗大、攀比抗大的思潮。老实说，我自己思想深处又何尝不想弄一套军装风光风光呢?我这个政治指导员私心之重，就注定了我是做不好政治思想工作的。

我们的校长颁下紧急动员令，必须在正式开学之前建设好学生宿舍。在这黄土高原上，一无木料，二无砖石，拿什么建造宿舍呢?校长的两句口号是“从无到有，自己动手”，上头发下一人一副锄头、铁锹，就在清凉山上横肚里挖洞，向一千三百多年前的薛仁贵夫人学习，她就在陇海路上武家坡的寒窑里苦度光阴十八年嘛。（西北一带的居民祖祖辈辈大多住在窑洞里。）

    我领导的第一大队的劳动大军，在十六天内建成了四公尺深、两公尺高的十二个洞窑，比其它三个大队提前两天至三天。完成了足供一百余人居住的宿舍以后，我们又支持女生较多的第四队。据说，这种扶贫济弱的侠义精神就是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得到这种高度表扬，作为这个大队的指导员不胜荣幸，队部还专门出了几期庆功的墙报，要与第一大队展开劳动竞赛。

黄土丘陵的土质非常坚硬，我们考察当地农民祖传的窑洞，维持几百年历史都不会倒坍，住在里头却是冬暖夏凉，不怕地震飞机炸，不怕风雷火烧，可算得地球上安全系数最高的居室建筑了。不过每挖进一分一厘，却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抡起一镢头砍下去，往往只留下一条浅浅的疤痕，用力不足，铁镢就会弹回来。我向红军连队指导员学习，首先做到身先士卒，吃苦在前，好在我和那些文弱书生不同，不久前就参加修建飞机场的劳动；在乡村师范又干过劳作课，干粗活有一定的经验。鉴于挖洞的工作面狭小，工具少；一方面人多，我就实行勤换班、多休息，歇人不歇工的连续作业。又结合文娱活动把苦差使变成赛歌同乐会方式来调剂疲劳。

    配合劳动的节奏，我教会他们唱《锄头舞歌》。这支歌系陶行知作，我把其中的歌词略作更改，彷佛这个歌就是为了挖窑洞而作的，我乐意到其它队教唱这支歌，于是很快便流传到整个学校。

    陶行知的歌词共五段：

  〔一〕手把锄头锄野草呀，锄去野草好长苗呀!咦呀海，呀荷海。（重唱第二句）

  〔二〕五千年古国要出头呀，锄头底下有自由呀!

  〔三〕天生孙公作救星呀，唤醒锄头来革命呀!

  〔四〕革命成功靠锄头呀，锄头锄头要奋斗呀!

  〔五〕光棍的锄头不中用呀，联合机器来革命呀!

    我把第三段头一句改成：“共产党领导我跟进呀”，第四段则换成以下两句：建设校园挖窑洞呀，从无到有靠劳动呀!

    我还给同学们讲了南京有个晓庄师范，同样是由校长和学生们自己动手建造草棚茅舍的故事。当场就有一位同学自我介绍，他就是晓庄师范的学生，创办这个学校的校长就是做《锄头舞歌》的陶行知先生。此人的年龄比我大六、七岁，他以为我也是陶行知的学生咧。其实我是在栖霞山乡村师范读书的时候，去晓庄师范参观学习。（一九二九年该校被南京政府下令封闭，听说系冯玉祥在蒋委员长跟前说了好话，才得复校，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却无缘见到陶校长了。栖霞山与晓庄皆在江宁县，相距不远，我们是步行去的。）不过我佩服陶行知的艰苦办学精神，我以他的学生自居。这位同学直率批评我：“你把陶先生的歌曲随便更改，来适应现实的需要，这是对他老人家的大不敬!老实说吧，我不愿跟唱你教的这歌。”这证明，他是虔诚的陶行知的弟子，而我则是冒牌的。我赞赏他敢于当面提意见的勇气。这样，我跟这位大年龄的学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窑洞宿舍全部落成，紧接着就是为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作准备，各大队开始教唱成仿吾作词、吕骥作曲的陕公校歌，各大队则分别编演一两个余兴节目。我是个文娱活动的活跃分子，就自编自演一个祝贺的双簧凑个热闹。我在前台只做手势，配合隐藏在身后专念吉利话的台词。没料到我的演出竟闯下了不大不小的祸，使我终身难忘。

    那天晚上，临时搭的舞台挂起两盏汽油灯，前头几排坐的都是中央首长。我记得李维汉、秦邦宪、罗瑞卿、张国焘、徐特立等都来参加。全部余兴节目刚结束，徐老拉着校长成仿吾登上戏台，气呼呼的说了一段话：

    “我要说，我要说，不说就是对党不负责任了。”他激动而且愤怒，说到这里打了个停顿，全场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着急地想知道他将说什么。

    “今晚这个双簧，太不严肃了。我以为这是丑化我们的党，特别是戴高帽子的在台前说话，所说的都是正确代表我们党的角色，这个戴高帽子的，脸上还抹了白粉的人，我看了感到十分不舒服。……这个政治影响呀十分恶劣。”说到这儿，他转身征求校长有什么看法，校长看到他老人家气成这副样子，也感到自己对党不负责任，他的处境也许比戴了高帽子的演员还要尴尬。

    这时我已经卸装，坐在观众席的后排，脸孔在发烧，羞愧难当，徐老说我的表演丑化了党，生怕台下的同学回过头来一齐朝我看，真想从强光灯下溜出会场。

    成仿吾在台上结结巴巴地说：

    “是的，徐老当场给我们指出来很好，我没有过问每个节目，首先是我政治上不严肃，今后一定要正视这个政治性的原则错误。”

    这次开学典礼就以“影响十分恶劣”的大扫兴而不欢而散。

    徐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他的学生毛泽东刚刚在延安为他六十岁华诞举行了隆重的庆典。他在政治上轻易不发言，这次他上台发表那场示众式的批判就好比泰山压顶，不仅震动了整个会场，也震动了整个延安，它给予我精神上的冲击该有多么大!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遭到公开的点名批判，一夜之间我在同学眼里似乎成了个有罪之人，弄得我好多天抬不起头来，我的自尊，我的虚荣被他老人家一下子轰毁了。再也提不起劲儿来指挥大队唱歌，连文娱活动我都躲避三舍。

我理解徐老的当众发怒，他是为了保卫党的形象不受损害，不过他“保卫”的心理表现得过分神经过敏了。我所表演的双簧，是运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观众并不觉着戴高帽子即象征着丑化或侮辱共产党，而它的政治内容倒是歌颂共产党的。（注二）所以徐老的批判只是压服，而没有能说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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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二）    为什么德高望重的徐特立对戴高帽子大发雷霆?本人在年轻的时候不能回答，最近读到诗人流沙河写他自己的政治迫害回忆录：《三联版》的《锯齿啮痕录》，其中谈到他自己在文革中戴高帽子游街示众，他把戴高帽子作为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历史的考证，特援引一段，以释群疑：

    “考证高帽子的古制，想起楚国的切云冠，屈原说他自己‘冠切云之巍峨’，这不就是戴高帽子吗?古之儒者‘巍冠博带’显得英俊潇洒，可知高帽子绝不丑化人，相反，倒美化人。汉代有方山冠，又有进贤冠、也都是高帽子，这类高帽子，不是品级高的，还不能戴呢。大概到宋代北风渐渐式微了，少数士大夫仍保存这种高雅的装饰，例如苏轼的老朋友陈季常，因其怕老婆而名闻于史，山民见其‘所著帽方耸而高’，不但没羞辱他，还认为他是遵古制，俨然有大丈夫英俊之气，也就忽略了陈缺少阳刚之气的弱点（事见苏轼作《方山子传》）。至今吾乡百姓见某人喜听奉承话，便笑他‘爱戴高帽子’决不恶意羞之意。”那么，为什么到了毛泽东时代，高帽子大贬身价，甚至被革命小将用为羞辱牛鬼蛇神的人格侮辱标记呢?流沙河考证曰：这是农民从寺庙里站立在阎罗殿两旁的黑白无常那里学来的，因黑白无常皆戴尖顶高帽子，手执破扇子，形象极丑恶。在毛氏所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有一句话：湖南农民揪斗地主士绅皆戴高帽子游街。这么说来，始作俑者是湖南农民，推波助澜是毛泽东，而徐特立是湖南人，又是毛泽东思想的信奉者，他为了保卫共产党的崇高形象，冲冠一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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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还得补叙一下“余兴节目”殃及池鱼的余波。原来那晚上余兴节目里，四大队有一名会说相声口技的同学，他不仅会讲各地方言，特别擅长模仿讲课老师的谈吐神态，他学毛主席讲话尤能传神，可谓维妙维肖。四大队参加的一个节目就是由他学着毛的语言朗读毛写给陕公同学的祝辞。这个节目赢得了全场欢呼和热烈鼓掌。本来，谁也不会批评这个节目有啥问题，没想到那晚徐老一怒之下，第二天就有两位首长，积极响应，不约而同地写信向成仿吾校长批评这个节目“侮辱了毛主席”，“不够严肃”。我看到了这两封批评信只有苦笑和寒心（我能拜读这两封信，是总支书记为了帮助我认识错误、接受教训才给我作参考用的）。我闯下的“恶劣影响”并未受到处分，而这位杰出的相声大王杜颖甫却遇到了一系列的挫折，他的入党申请打了回票（四队支书告诉我，说他家庭成分不好；而总支书记指示我大发展时期，不必强调家庭成分）。他连参加青年救国会也未被接纳。杜一气之下，就开了小差跑出边区。我为他的出走很感到可惜，若是此人尚在大陆，影视、话剧演出伟大领袖的形象，让这位杜颖甫扮演，肯定会获得金鸡奖和百花奖咧。

    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年，我接待一个印度尼西亚工会代表团，其中有一位工人代表偶然谈起他们那里有一位华侨大富翁，名叫杜颖甫。为了验证他跟延安的那一个杜是否同一人，我问杜老板会说几种方言，他说：杜会说闽南语、马来语，还会说英语、西班牙语……

我才记住了这个印度尼西亚华侨资本家的名字。

 

二  少年俱乐部

    余兴节目的不愉快事件并没有影响我的学习和前程，在我的“自传”中大书特书只是因为后人竟把徐老的“冲冠一怒”放大了许多倍在祖国大地上到处给牛鬼蛇神戴高帽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一点不能由徐老负责，也并不影响我对徐特立的尊敬。

    没过几天，我的情绪恢复正常，自我感觉依然良好。主要的一点，那时候的同学们文化素质一般较高，皆富有独立自主意识，评判是非的尺度不以权威大小和知名度为转移，上一节讲到“我在同学们眼中几乎成了有罪之人”，这是我的自尊受到伤害而产生的神经过敏。

    在此期间，在我本位工作之余，还是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如果说在《杨浦星火》时期，我额外组织了一个别具一格的“穷小子足球队”，那么，在陕北公学开创的时期，我发起组建了延安第一个“少年俱乐部”。

    只因四个大队中，有相当多的同学年龄均在二十岁以下，最年轻的只有十五岁，有一些是烈土子弟和高干子女，我记得的就有叶挺、张国焘的儿子、邓宝珊和罗迈的女儿等。（邓系冯玉祥西北军的军长，罗迈即李维汉，任“陕公”党组书记。当时尚无“高干子女”的称谓，因其时中共高干皆无子女也，至五十年代这个名词方始流行。）为了适应他们的兴趣与爱好，我先在一大队成立少年俱乐部，限定年龄在二十以下的同学才能参加。不久其它的大队里的少年纷纷参加，自然形成了全校性的群众组织。

（注三）    在慰劳伤兵的活动中，我写下了题《一个伤兵的愿望》，系山东新华书店出版的王若望作《毛泽东故事》中的第一篇。这个小故事被编入解放后的小学语文教科书中。一九五九年后，作者歌颂的领袖打倒了作者。因这故事成了妇孺皆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的《毛泽东的传说与故事》一书仍将此文和另外两个故事编入，但作者成了右派，故不署作者名字。谁管得侵犯了作家的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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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形成了这样一种有趣的局面：从上而下的传统的组织——“救亡室”名存实亡了。而群众性的自发组织突然膨胀了好几倍，变成有名无实，仍然称做“少年俱乐部”，却包揽了大龄青年的全部业务，等于实行了和平的水到渠成的演变。虽然它是违背发起人的意愿!

    我在延安的日子里，工作上受到党的器重，学习和游戏上又是勤奋而且快乐，生活上是艰苦的，吃的是小米饭和山药蛋，但这里毕竟是中华大地上难得的一块自由的安乐土。不过我的精神却是空荡荡的，内心是忧伤而且焦急，形成这种消沉的低落的情绪集中在等待吴庆华上面。这种期待，还表现在行动上：从西安或云阳继续涌来莘莘学子，我总要前去打听吴庆华的下落，在这中间我才了解到，抗大是培养军事干部的，不大肯吸收女青年，投奔延安的女生几乎都分派到陕北公学来，这就给我寻找吴庆华，提供了不致有漏网的方便。每有一批新来的女生，我不免表现出过分的热心，喜欢钻到姑娘们的“洞”房里问长问短，一次的失望更激起了下一次探望的狂热。

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近日，耶鲁大学的21名学生走进中国校园，与中国人民大学的26名学生面对面交流，就人工智能、新兴科技、中美关系等热点话题展开对谈。通过交流，中美大学生结下了友谊，留下了回忆。

    吕恒在云阳逗留了一个多月，总算“政审”没问题，来到延安，正好分派至陕北公学任六队的指导员，他那个队上的女同学特别多，承他爱护我，把他听到的对我的舆论直率告诉了我，我才有所收敛。姑娘们在背后议论我，有的说：那位指导员喜欢到女孩子队里转游，言下之意，我似乎成了专门在脂粉队里厮混的贾宝玉了。我推想吕恒转告这一类难听的话，恐怕还有更难听的没有说，但我还是要大大感谢他。

    在延安曾名噪一时的“少年俱乐部”不见经传，大概因为它是反传统的、自发组织的缘故；还有一件党史上的大事，我们的党史也略而不提，这事倒值得在这里记上一笔：

    这事发生在十一月三日，延安发动了所有的机关，学校的师生员工，皆到延安机场集合，毛泽东、张闻天、高岗等中央首长也都来了。在凛冽的寒风里，我们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看见一架飞机徐徐降落，这是一架从苏联飞来的客机，从舷梯上下来的是王明、康生、陈云三人，他们是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团长即王明。最后下来的是两位苏联的驾驶员。

    毛主席发表了简短的欢迎辞，他首先感谢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是他周密安排，我们才有可能在延安欢迎中共代表团，同志们的安全归来，最重要的是你们带来了斯大林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回来将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我党将变得更强大更正确……

    接着由王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答词。

    本人躬逢其盛，不胜荣幸之至。这个欢迎会看似平淡乏味，但却是难得的极富戏剧性又富象征性的历史事件：不要多久，这三位重要人物各就各位，走的是三种不同的道路：

    第一名是斯大林主义的象征，他手捧斯大林宝书，能言善辩，对毛的绝对权威形成了咄咄逼人的威胁，终于连戴两顶不光彩的帽子：一顶是左倾盲动主义；另一顶则是右倾机会主义；在斗倒斗臭中狼狈鼠窜，夫妇二人只落了个客死异邦的结局。

    另一名则是瘟神的象征，他从斯大林那里引进了全套杀人机器；这个瘟神在中国横行霸道达四十年（一九三六—一九七五年），真可谓杀人如麻，尸骨盈野，专门在党内兴风作浪、搞残酷斗争，以迫害忠良为能事，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以杀人为乐的瘟神恶魔，颇受伟大领袖的宠信，成为中共领导人中享尽荣华富贵得享天年的不倒翁。

    何以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瘟神在朝廷中维持几十年不倒?何以他未受任何惩罚，临死还要赠他个“我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封号?解答这个谜还得从一党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里找答案。有人归结为“天煞星下凡”或者说他是吕不韦转世，在异人身上下本钱，那就永远解不开这个结。

    第三位与另两人不同，那天我们前往欢迎的大人物中，应该说三人行中还有个好人，就是陈云。不过，好人并不等于好领导，社会舆论把他视为“鸟笼经济”或“老人政治”之象征，也有看作“保守派之大旗”者，莫衷一是。综观数十年的历史教训，干部终身制产生了老人政治，老人政治又巩固了终身制。归根结底还在于他也是从莫斯科那里取来的经，总是剪不断，理还乱。

    他一旦不念这个经，他的政治生命也就宣告完结。这就是老人政治的悲哀!

    且说康生踏上延安的土地没几天，就忙不叠地给陕公八个大队做报告，他报告了两个下午，长篇大论，讲的是介绍斯大林如何铲除了加米尼夫、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匪帮，却不谈我国抗日救亡的头等大事。最后归结到抗战阵营里也有托派分子钻了进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无情消灭!他还揑造事实诬陷坚决主张抗战的陈独秀是汉奸，他说：“九一八事变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通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所组的托匪中央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津贴，待有效后再增加之。”津贴如此微薄，待有效后再增加，揑造得未免太拙劣了。他这篇又长又臭的讲话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一月的《解放》周刊上（连载两期），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众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

请注意，正是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斯大林疯狂地枪决了拉迪克、加米湼夫、季诺维也夫等几十名老布尔什维克，造成举世震惊的大惨剧。果然，没有多久，康生与毛沆瀣一气发起了大规模的窝里斗，青年们向往的革命圣地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中。

 

三  两个自我在“安吴堡”

我们在陕公只学习了两个多月就宣告毕业了。大多数同学被分配到前方部队去。同学们都认为赴前线杀敌是最光荣的，校园里激荡着个个争先人人参军的激昂慷慨的情景，悲壮而又振奋，令人难忘。我们一大队有四名同学却是分派至中央青委（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简称，冯文彬任书记，李昌任组织部长，胡乔木任宣传部长），另行分配工作，不幸我也在其中，就不免产生被冷落靠边站的委屈。其它三位同学也有类似的情绪。我们也产生了攀比思想，是跟赴前线的同学攀比，如果当初我们跟“抗大”攀比是个人主义的思想起作用，那么，毕业以后，我们的攀比倒是爱国主义还加上英雄主义呢。

我把自己的攀比思想告诉了总支书记季凯，他说：这是因为你在这儿创办了“少年俱乐部”，被中央青委认为你很适合做青年工作，是冯文彬指名要你的。没料到中央青委对我如此器重，也是对“少年俱乐部”的成绩的肯定和褒奖，这样，便打消了争取上前线的主意。

我们四个人便成了中央青委的干部，被派往安吴堡青年训练组。安吴堡是姓吴姓安两家地主庄园，为首的大寨子还有十数亩的后花园，这里有假山石洞，曲池流水，还有长廊亭阁，是个规模齐全的古代园林，真是一个幽美的环境。我们到达的时候，青年训练班已有两千多学生，大都住在这两家庄园里，住不下的就分散住在本村的农民家中。

安吴堡属陕西泾阳县，离云阳只有八里路，去年九月我们就是从云阳出发的，想不到华北前线没去成，到延安去只是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老地方来了。

我被任命为第八大队长兼支部书记，管辖两百多名学生，论职务级别，可以说与陕北公学时是一样的，不过这里的一个队的人数等于两个连队的兵力了。同来的四人中有一名女同学，名叫苏迅，她被分派在八队任协理员，成了我的得力助手。

青年训练班的办学方式完全仿效延安的陕北公学，除了学生不用挖窑洞以外，领导班子的结构、学员班组按军事编制，上课没教室和桌椅板凳，都是学的陕北，连不分年级没毕业期限，也是照搬那里的自由化作风。

教育处长刘瑞龙在一次队长联席会上透露了办这个青训班的宗旨：胡宗南在三原也办了个“三民主义青年训练团”（按：三原与安吴堡相距不远），国民党想跟我党争夺青年，他们在渭河北岸用军警拦截奔向延安的青年，我们一定要把青训班办好，在这一场争夺青年的政治斗争中压倒他；

第二、我们采取上门欢迎来者不拒的方针，这并不是说，来到我们这里的青年都是革命的，有部分可疑分子或投机分子也会混进来，应充分认识学员群的复杂性，甚至不能排除少数国民党派遗的托派和特务，我们的队部领导要学会识别他们，只有经过政治审查合格的同学才能介绍到延安去。

他还讲过：去延安的学生，从全国的四面八方涌来，那里已面临人满为患，没法消化，中央青委就在西安进入延安的门口，办起这么一个学校，就大大减轻延安的压力……使我感到高兴和幸运的，在金陵大饭店跟我一起合唱《满江红》的张琴秋和吴仲廉又在这儿重逢了。张大姐任“青训班”的生活指导处长（相当于一般学校的“训导主任”或“训育处长”），去年，她们跟我一同到了西安，没有去云阳。

她一见到我，就兴冲冲地叫我一声：“小王，你怎么也来了?”她跟吴仲廉合住一间屋，办公室又兼做卧室，原是吴家财主二小姐的闺房。我问她：“原来住着的大地主一家呢? ”她说：“吴家地主在西安、三原有好多个商号，自从云阳一带划归八路军后方的防区，吴家老财的家口全搬进城里了。这样倒好，正好留给我们办学校。”

我在安吴堡青训班写过两篇纪实的文章，投寄给汉口刚刚创刊的《新华日报》，该报创刊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我的两篇文章发表在二月二十三日的副刊上。这两篇旧作留下了半个世纪前的脚印，帮助我忆起当年一系列的往事：

两篇文章的题目：《国防教育的新实验》，署名若望；一为《意想不到的残暴》，署名纪仇。我用了两个不同的署名，读者总以为是两个作者咧，在这里有必要旧文重提，炒冷饭，它的可读性恰恰因为这两篇文章里表现了两个自我，它的趣味性恰恰在于发表在小王包干的同一天版面上。

在《新实验》的报导里，开头一千字介绍了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如何受到全国青年的欢迎，以及地理位置课程和进行夜间行军训练等等。接着就报导了如何揪出托派分子，如何批斗，最后把他抓起来。其中有一节这么写道：

“托洛茨基匪徒们也就看中了这个训练班，他们在这里做着难以形容的破坏阴谋，曾经由于同学们的检举，揭露了一个托派分子陈珍雄，他宣传工人不能抗日，……第一次大会，同学们提议要逮捕他们，学校方面觉得不妥，因为训练班是教育机关，不是行政机关，只是给他一个警告，谁知该托匪反革命之心不死，仍旧搞反统一战线的活动，共开了四次大会，……　才把他拘押起来，解送泾阳县政府。”

请诸君对照一下上一节讲到的对瘟神康生的评述和第一部中《一个最不幸的罪人》，那里的“自我”对中共“肃托”的残暴是深恶痛绝的，而上引这段文字却是另一个“自我”在给捉拿思想犯唱赞歌，并跟着康生使用“托派匪帮”之类的恶谧。此文中之所以用较多篇幅突出这个肃托事件，还由于教育处长刚刚传达了中央青委的指示，即“我们的队部要善于识别混进革命队伍中的托派和特务”这项任务。

从这篇纸张发黄的旧作里，便足以证明康生从莫斯科批发来的毒药，在中国大地上传播何等神速!从他在陕公做了那个又长又臭的报告之日起，不到一个月就在安吴堡开花结果，真的揪出托派匪徒来了。从上引这段话里，还提供了如何抓思想犯的方法和程序：A、上边指示抓托匪；B、同学中真有人检举揭发托派分子了；C、开批斗大会，D、扣帽子定性；E、抓起来实行专政，剥夺其发言权；F、庆祝斗争胜利，布置下一步的抓人运动（又称“整人运动”）。这篇报导里除了A、F两项没有涉及外，它却为以后半个世纪中阶级斗争的抓思想犯的循环往复描绘出一幅完整的运作程序和模式，在这套运作程序中，B、C、D三项是中国同志的“新实验”，它不是从斯大林那里照抄的，——“联共”是依靠庞大的特务纲（K.G.B.或C．P．Y），而中共则依靠运动群众的群众路线，这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发展，所谓“中国特色”就是这一类新实验了。如此说来，在另一个“自我”那里，标题中的“新实验”岂不成了自我讽刺?

毋庸讳言，这篇“新实验”的文字是我处在蒙昧状态下的一个历史污点，我好容易找到半个世纪前的旧作时，感到很遗憾，但我并不感到脸红。环顾国中，几百万中共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沾染了色彩斑驳大大小小的历史污点，正是在集体主义下，使我早巳丧失了负罪感与羞耻感，干吗我要脸红呢?

如今我将此文拿出来示众，现在的“自我”愿意变成一个法官来审判过去的“自我”，同时让千百万读者一齐来做陪审官。这比起用“彼此彼此法”来抹去污点，似乎更深了一层。环顾左右，有人虽然承认历史污点的存在，但又要加两句“但是”，说什么“总的大方向还是正确的，必要的”来达到自我感觉良好，只不过在原有污点上越描越黑，为本人所不取也。

同一版刊出署名纪仇的文章，它真实地记下了日寇占领北平头一天的暴行。此文虽短，却震动了国际舆论，正如标题所显示的，《意想不到的残暴》所揭发的是日寇在侵华战争中在俘虏北平保安队士兵的身上进行细菌战试验，确是骇人听闻的，其残酷程度和灭绝种族的可怕的后果，将大大超过一次世界大战。这篇报导的文献价值就在于它最早发出了这个危及人类生存的告警信号。（参看附录一：《意想不到的残暴》 。）

文中有一节这么写道：“……当其它中国军队退出北平以后，处在西郊的保安队还在顽强抵抗，最后全体官兵都做了俘虏，那些日本野兽们就把一根铁丝穿透他们的嘴巴，一根铁丝串连着七八个俘虏。……　日本有了一种新发明，保安队中有四个人已取去了第一根肋骨，据说这是一个有名医学博士的新发明，首先把我们中国人做细菌的试验，这四个敲掉肋骨的士兵就是这个医学博士的实验成绩。

“有一个身体曾经是很棒的，他还能说话，他对我说：‘你是能够出去的，我希望你能够出去，好把我们的死……告诉全中国人民和我的家里人，叫全国打日本打到底。……’这些话是穿过嘴里的铁丝说出来的，他吐出一个声音都是困难的。”

这篇“实录”很快被美国合众社发了专电公告全世界；军委政治部刚刚设立了三厅（郭沬若任厅长），由该厅编辑的大型画册《日寇侵华暴行实录》，也收录了这篇《意想不到的残暴》。一九八五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编的《抗战烽火实录——新华日报通讯选》一书中，此文排在开卷第一篇。

如果注意到此文刊出后一个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司令彭德怀联名发出通电，报上刊出的大字标题：

敌将放毒菌屠杀我民众

朱总司令通电呼吁

请全国全世界人民抗议敌暴行

以防毒防疫物质帮助晋陕军民（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新华日报》）

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由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登的《意想不到的残暴》，已受到八路军总司令的关注，成为我军掌握日寇蓄意破坏国际公法的兽行的罪证之一。

我是含着热泪记下这篇实录的，并未料到会产生世界范围的惊天动地的震动与抗议。那个嘴巴里穿上铁丝去迎接死亡的保安队战士所说的话：“好把我们的死，告诉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知道。”我实现了这位烈士的遗愿，也实现了那个死里逃生向我提供亲历材料的袁同志的期望。我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喜悦和荣幸，成为我“平生得意事”之一。

本节的标题，并不是指老年的“自我”反对年轻时的我，而是指同日发表的两篇短文反映了一个作者的两重信仰，两重人格，两个自我：前一篇是枪口对内的，是党性强的阶级斗争论的表现；后一篇则是枪口对外，为了捍卫民族的生存权利和独立。两篇文字都写了“新实验”，前者的新实验使人民内部猜疑而好勇斗狠，抓着自己人的辫子死活不放手；而揭露日本医学博士的“新实验”却激起了全民族的同仇敌忾，燃起世人对日寇的无比愤怒，这是发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声讨敌寇的檄文。因此，这两篇作品所产生的效果就有天渊之别。

为什么我身上存在着“两个自我”打架的冲突?我对自己所作的反思和重新评估则认为：两个自我并存和矛盾的局面正是我党两重性纠结在一起难解难分的反映。在历史上我党以民族独立，外御其侮为己任的时候，它就获得民心，取得了势如破竹的节节胜利；当中共热中于“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方针，即使统一了大陆，取得了绝对权力，也会走向低谷，造成民怨沸腾的局面。

可以说：党的政策的两重性，党的革命事业向枪口对内倾斜，作为一个老党员，也不能不反映这种两个自我的矛盾。

 

四  得意杰作不得意

那篇引起了极大反响的《意想不到的残暴》，在我寻找这篇旧作时，那位提供给我第一手材料的袁同志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又重现在我的眼前。

到安吴堡来的青年中，都是平津一带的流亡学生，只有姓袁的不像是学生，此人年在三十以上，头发蓬乱，额角上有一条帽沿的印痕，分明是军人的特征。他是八队的一名学生，开头，我是把他看作可疑分子给予特别考察的对象。当我跟他进行个别交谈，问及他的家世和学历，他向我吐露了真情：

“我原是北平城关保安队的营副（即副营长），宋哲元部队悄悄撤走了，并没通知我们，等到我们得知日本兵已经进了北平，两个营的保安队如何抵敌得住，我就起意打算悄悄的溜吧，而我们的营长早就溜了。我向当地老百姓换了一件大褂。军人的守土有责的教育，使我迟疑了一会儿，没有穿上它，直至听到日本军人的枪炮声临近了，我才仓促穿上便衣，解脱绑腿，我哭丧着脸招呼大家说：‘你们各自逃命吧。’这时日本鬼子已经围住我们的大院，已径突不出去了。”

两个连只有十多人免于做俘虏，他们是在营长开溜以后偷偷离开的。其余的有一百多人，营副也在里面，都成了日本的俘虏。他姓袁，名字已不复记忆。他往下讲了“纪仇”所记下的情景，不过这个营副怎么跑出来的，那篇文字没提到，他是这么说的：

    “大概因为俘虏兵太多，管理俘虏的日本兵不够，他竞把中国兵像用一根单茎穿一串蚂蚱一样，日本兵用一根铁丝穿上十个八个俘虏，开头几根铁丝是捅穿俘虏的腮帮；后面的俘虏改为穿过手掌。只见血流了一地，穿过手心的人一个个在地上打滚、呻吟，用另一只完好的手死命抓地面上的泥土。下一个该挨着我了，这时，我懊恨为什么把自己的短枪扔进窨穽窑沟，而没有打死几个日本鬼子!”

  “先是拿着血淋淋的锥子的鬼子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不懂他说的什么，但他用询问的眼光注视我穿的大褂，我猜得出他问话的意思，我胆战心惊地说：‘我是做买卖的。’我的回话他不懂，还是用他手里的锥子猛刺我的手心；而另一个拿着铁丝一端的日本兵却听懂了我说的意思，他没有把铁丝穿过我的皮肉，而是挥一挥手，说了一句东洋话，拿锥子的日本兵便把我推出等待着行刑的俘虏兵行列，我用另一只手使劲捂住砸了个窟窿的手，只因挨了锥子的手疼得我浑身痉挛，伤口的血不住的流，把我的一双军鞋弄得血迹模糊，正好补救了乔装改扮时没顾及换下军鞋的漏洞。”

    他活下来了，而那些穿在铁丝上的人大都熬不过五天，那个日本医学博土在他们身上做药物试验，死了以后要做尸体解剖，就由袁某帮着搬尸首。只有到野外掩埋尸体，他和另一伙伴才被允许拉着胶轮车走出俘虏营。不过前后总有两个持枪的鬼子兵紧跟着。这一天下午有两个妇女出现在不远的转角处，这两个东洋兵忽然兽性大发作，先是一个鬼子兵拔腿去撵那两个不幸的女人，接着，另一个鬼子似乎去追他回来，大声吆喝着也向同一方向奔去。袁某难得碰上这么一个机会，他放下板车，没命地向相反方向狂奔，跟他一起的伙伴也跟着跑得无影无踪。

    他讲到这儿，便打开旧报纸包着的那件长衫，上面还沾着从手掌上流下的血迹，他让我看还没有平复的被锥子戳破左手的伤痕，他说：我混在难民群里奔出西直门，沿路碰上一群男男女女的大学生，跟他们一起流亡了若干时日，当知道同学们是投奔延安的，他跟平津同学一同来到了安吴堡。

    最后，袁同志讲了两句使我难以忘怀的话，他十分激动地说：“我能够从日本鬼子的铁丝串上逃出一条命，是我的幸运，我到这里寻到这么一个理想去处，是我的幸运之上的更大的幸运哪!”为什么在这里补叙一段保安队副营长的“历险记”呢?只因发表“纪仇”的文章里没有刊出，或者说，已经写过，后来又删去了（幸而写出来了，所以我至今还能记得重要的情节）。当时为什么要删去呢?因为他的这段经历又引出“意想不到”的一场纠纷来。

    我认为袁同志的悲惨经历，如能讲给同学们听，不啻是一课最生动而又极强烈的抗日教材。我是八大队之长，就请他给同学们作一次报告，很多人听了泣不成声，与残暴的日寇誓不两立的愤怒难以平息，好几天同学们在谈话中都在谈到他。

    我这个做法可算得是—次成功的“国防教育的新实验”吧，当我热诚地向别的大队推广这个“新实验”时，却遇上了难以想象的阻力。头一个给我当头泼冷水的，恰是在漕河泾监狱里教我学习《资本论》的导师丁冬放同志（那时他任五队队长，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一九八八年逝世）。他是这样批评我的：“是的，这位国民党军官所揭露日寇的暴行，在同学中产生的效果非常强烈，不过你让这么一种身分的人现身说法总觉着不妥，他在日寇侵略者面前，不发一枪，企图溜走，这样的人怎么能振奋全民抗战的精神呢?我们不说他是临阵脱逃的逃兵，说他是个不抵抗主义者，总不会错吧？你这个做法在同学们中间会造成什么影响呢?”他连用几个问题质问我，问得我无言以对，问得我脸红脖子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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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严重的批评接踵而来，胡乔木是这么说的（青训班的主任冯文彬是挂名的，在这里实际负责的是中央青委宣传部长胡乔木）：“老丁的意见是不错的。我们在青年中要注意树立党的影响。（也可作‘形象’，我记不清楚了。）而不是给国民党军人扩大影响，何况这个人是个不战而降的军官呢。我们的招生简章里也不吸收这号人的。他跟你还算诚实的，而校部倒要把他看做是混进来的学员……。”

    我大概作了解释，替这个姓袁的辩护，却招致更严厉的批评：

    “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你不能自作主张呀，你让他在大庭广众之前作报告，为什么不请示教育处呢?”这就是说，我违反了组织纪律了，这一类错误比思想上的自由化更严重，我本来要说此人的报告造成的效果是其它教师不能代替的，也没勇气亮出来了。

    我的一片至诚一片热心被身分论、成分论打入冰窖，我的得意杰作落了个灰溜溜的不得意。不过我还是要感激胡乔木，他对我所犯的错误没有声张，没有在会上点名批评，没有指示在同学中间清除袁某放的毒。不仅如此，在我的坚持下，校部并没有把他清洗出去，让他跟大伙一同结业。只是不同意把他输送至延安。当初我邀请他向同学们报告他的经历，感到非常荣幸的袁同志曾真诚地向我倾吐自己的心愿：“我寻到这么一个理想的去处，是比我检回一条命的幸运更大的幸运。”每想到他的这句话，我就感到十分惭愧和沮丧，就好比在常州火车站扔下两个小阿弟时的心情一样，他所谓的“最大的幸运”不免要落空了。

正是在上述的“不得意”的情绪下，我不得已把已写成的原稿中写明谁提供材料的线索改写成是个从北平逃出虎口的商人：而且不敢写上自己的名字，不妨说，在这里恰恰是“枪口对内”的压力阉割了“枪口对外”的真实内容，使它变得残缺不全了。

 

五  双栖讲坛

我在几十年党的生活中，发现我自己跟很多领导干部存在着一种差距：我对别人的坎坷遭遇和不幸的命运容易激动，如袁某用他穿了窟窿的手掌拿出沾血迹的衣衫给我看，我泪下如雨想大哭一场，好几个夜晚都做恶梦，而党性强的同志则比较冷静，不为所动，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此人的来历、阶级成分，参加革命的动机如何等等，不大关心个人的命运和生命的价值。我起初把这种分歧归结为文艺家与政治家素质上的分野；日子长了，阅历多了，我才认识到这原是共产党政治家与人道主义文艺家之间的差异。我在受到政治家们的批判以后，仍然坚持把“纪仇”的文章发出去，正是人道主义的感情驱使我这么做的。

“少年俱乐部”的组织方式，本是我在陕北公学的一大发明，并获得中央青委的肯定。我有志在青年训练班照搬那儿的做法，但在安吴堡却搞不起来，主要的原因是这里几乎没有年幼的少年学员，大概由于烈士子女和高干子弟政治上清白单纯，用不着到安吴堡接受政治审查，可直接去延安。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另有任用，一时抽不出身来。

教育处看中我，要我走上讲坛跟同学们上课。只因延安的“抗大”有一门政治经济学课程，安吴青训班也得向它看齐，教育处预备开设这门课，上级要我开讲这门“基础”课，我虽然能说会道，有过一段给穷小子足球队讲故事的历史，而现在我将面对大专院校的学生，而且年龄都比我大，我在“八卦大学”虽然读过几年经济学的书，却是走马看花，一知半解的阅读，谈不上研究，如今，要我讲如此严肃的学问，不是赶鸭子上架吗?教育处长把这项教学任务越是讲得重要，讲得伟大，我就越是不敢接受这项光荣使命。

后来还是胡乔木征服了我，他拿着厚厚的一本张仲实译的《政治经济学》很恳切地对我说：

“你先学学这本书吧，你能领会多少，就把你领会的心得讲给大家听，不要把教课看得那么神秘和严重嘛。马克思就说过：他在伦敦的工人中讲述剩余价值史，他发觉无产阶级的理解力比起书斋里的书生要容易得多，深刻得多。你的自卑和胆怯是没有必要的。”

他抬出了马克思来鼓励我，还把本人划入“无产阶级”中，这等于是最大的信任和最高的嘉奖咧，加之我这个人又喜欢抛头露面表现自我，并富有敢说敢闯的冒险精神，他这番话真的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勇气鼓动起来了。

我接受了这项任务，还因为胡交给我的那本教科书，我在漕河泾监狱中读过一遍，当时是在丁冬放指导下把它啃下来了（至今我还记得，这本书的作者是苏联的列昂节耶夫，在“八卦大学”里，我还读过日本河上肇的《资本论大纲》之类）。

我先在八大队的小范围里试讲了第一课。这次实验性的演习竟劳驾好几位领导人来参加旁听，刘瑞龙、胡乔木坐在后排，张琴秋和丁冬放也来了。我在讲授的时候面对这么多大人物，不免紧张带几分拘谨，本大队的同学的反应普遍良好，大多数同学还做了笔记。胡乔木并没从头到底听到完，他对这堂课是赞扬多于批评，他用了两句风趣的话继续鼓励我：

“你在大队里先讲一讲是必要的，这就好比你先在小河浜里学会游泳，下次可以到大海去游泳了。”

    丁冬放要求我不要滥用经济学的名词，使用一个经济学术语，先要把它的意思交代清楚，我从丁教授那里才知道是他向胡乔木举荐我的，承他对我的器重和提携，他把我当作是他的高足弟子，晚生越俎代庖，总算不辱使命。我从他的住处走出来，心里不由得纳闷：丁是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专家，为什么不请老师傅出场，偏要拉扯个半瓶醋郎当的小徒弟去挑大梁呢?这其间是不是有难言之隐，也像袁同志那样，上头先从某个框架里定了「性」，宁愿把他的学问弃之不顾呢?

    真正给了我切实具体帮助的，倒是与经济学和教育处不搭界（沪语，与“不沾边”同义）的生活指导处处长张大姐。在我教课那天，她是个不请自来的旁听者。当天吃罢晚饭，特地让吴仲廉叫我到她的办公室，张琴秋发表了如下的意见：

    “你在讲课以前，先要摸清听课的学生的状况；他们虽然都是大学生，但他们中间很少挑选读经济系的，个别学经济的，也不曾接触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因此可以确定，你的听众，对这门新开的课是完全陌生的。另一个情况不能不考虑，青训班的学期是很短的，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中消化掉这么厚的一大堆概念，那效果恐怕就像给鸭子身上泼水，滴水不入咧。我看你连续讲两个小时，真难为你了。只是为了适应这儿的特殊条件，你不必照著书的程序讲，应该大大压缩，我建议你把‘经济学’的进度重新安排，先讲商品交换、市场经济，拿来和自给自足或简单商品生产进行对比，而这种先进与落后的对比事例，在半封建的中国是普遍存在，俯拾皆是的，学生们听了一定感兴趣，这样才能引人人胜……”。

    我记得她还用通俗的讲法解释“剩余价值”，我准备马上记下来，她制上我，说：“你不要记，只管听，容易做到心领神会，你再把已经领会的意思讲给别人，就用不着翻你的书本了。要知道，照本宣科的教师未必是好教师。”

    我又佩服又惊异地问她：“你对政治经济学很精通，你是怎么学的?”

    “我是在俄国，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读了两遍，一个本子是俄文本，一个本子是日文的，我的日文没学好，在那上面用方块字翻译德文的经济学术语，倒很有用处。”（按：那时，还没出版过《资本论》的中文译本。她说：“回国以后，我反而没功夫碰它了，听说你要跟同学讲这门课，起初是将信将疑的，今天我去坐在后排听听，觉着你能顶下来，感到你是能够胜任的，真不简单哪!藉此机会我也温习一下，温故而知新嘛。”

    在张大姐的辅导下，我又重新作准备，才发觉上一次的演习，有一些经济学的概念连自己也没弄懂，只是一知半解的哄哄外行罢了。教育处正式通知我，于本月某一天的上午就要给三个大队上头一堂课了。

    三个大队近一千人，课堂是露天的打谷场，我好比临战前的将军，全身披挂马上就要开赴那个打谷场投人战斗了。

    同学们开始发现：一个“小先生”（借用陶行知创造的新名词）探头探脑地走进打谷场，账红着脸走上由四个石碾子搭起一块门板的讲台，他手里空空如也，没有书本，也不带讲义。平日授课的习惯，只要教师一出现在同学们的视界里，台下一个劲儿的歌声便戛然而止；大概这回走近讲坛昀小先生太不起眼，手上又无任何作教师的标记，几个大队在下面弦歌不辍，似乎藐视这个元帅的登台拜将；直至小先生颤巍巍地站上门板，抗战歌曲总算停下来了。照例有一阵齐整的鼓掌声却显得稀稀落落，表明同学们对新上任的“小把戏”的合法性还是惊疑参半。小先生定一定神，面对年纪都比他大的成千双眼睛，他像一只打足了气的皮球，一下子跑了气，头脑在发蒙，只是远远望见胡乔木、刘瑞龙和张琴秋一干人像足球赛的巡边员站在外围，一股好胜的心才使他壮起胆来，下定决心非跳海游泳不可了。

    遵照张大姐的提示，没有带书本或提纲上场，我先从钞票产生的历史讲起，然后讲价格，价值和物物交换等等。我讲得头头是道、娓娓动听，很快就把台下的听众征服了。其实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原理再加上张大姐的大众经济学征服了大家。

    我在广场上讲课所以取得成功，还在于做马克思主义的“传声筒”，必须具备声若洪钟的谭叫天似的男高音，因那时还没有扩音器的现代化设备，若是在露天里持续做长篇报告，没有男高音的金嗓子，只能是春风吹牛耳吧。

    驱使我积极备课当老师的动机，除了我的父亲是老师，我本人进过师范学校之外，还有一点系出发于向上爬的愿望。“向上爬”在中国语文中是个贬义词，似乎承认了本人有向上爬的目的，就不够高尚，其实这句话本身是无可非议的，正如“人往高处走，水往底处流”一样，问题是各人对它有各人的解释。所以我不讳言我有着向上爬思想，至于光彩与否，非所计也。

    不过我也干了一件并非往上爬的事情，这件事还是由讲授经济学引出来的：

    有一位从北平女师大南下的姑娘，在听了我的讲课以后，开头说了几句对小先生表示倾倒的赞扬，接着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她说：“我很喜爱生物学，考取大学我就选了生物系，可惜我人学不到一年，日本鬼子来了，书也读不成了。青训班能不能另开小灶开设一门生物学的课程呢?”

    我当即回绝了她的这个提议，在回绝她的理由中，还有这么两句话：“要讲生物学，到哪儿去弄到教科书呢?”她说：“我们学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老师只上了两堂课……”。

    这是一位美丽而又带几分孩子气的姑娘，向我提出这么个问题，就看出此人之幼稚了。她不是八队的，但只要有几个队混合在一起搞集体活动，她总喜欢混入八队的女生中，跟她们一同打闹、一同歌唱、一同欢笑。八队的女生也特别喜欢她，大概由于她长得小巧玲珑，明眸皓齿，非常活泼，她独唱抗战歌曲的嗓音特别富有感染力，刚才知道她是生物系的一年级生，我未免替她惋惜：她若是进音乐系，一定会有出色的成就吧。

    农村的夜晚寒冷，而且黑暗，在集体宿舍里，十来个同学合点一盏油灯，不能自修也没法读书，只有各自寻找消遣光阴的办法。我身为一队之长，被准许可独用一盏灯，但就在这个时间里，往往被同学们拉去讲革命故事，大家知道我刚从延安来，同学们特别喜欢听我讲延安风光和学校生活。因此我的夜晚并不冷清。这一天晚间，八队的女同学把我拉到她们的宿舍谈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的故事，只见满屋子挤满了短帽盖的姑娘们（学女红军的发型那时是一种时髦），我则坐在炕沿上，我一眼就认出那个女师大生物学系的女同学也在座，她向我投来格外欣喜的表情，她那眉宇之间透露给我的信息，借着一盏幽暗的灯光，我也能领会贯通。霎时间的灵感冲动了，觉着应该回报她的这一番逗人爱的热情，我何不改变一下讲故事的题目，先让卢森堡女士与李卜克内西的相会搁置一边，就在今宵改讲达尔文的进化论吧。

    周建人译的《物种源始》一书，我在“八卦大学”看了好几遍，越看越有趣，在不到八平方米的牢房里，我跟着达尔文一同周游世界，书中描述的古里古怪的各种生物，都在我的想象中赋予了生命，使生物标本一个个活了起来。有这点基础，我才敢顶替北平女师大的生物系教授，给这位一年级学生“开小灶”。我挑选大家熟知的动物举例，讲明自然界生存竞争的残酷无情，同样没有提纲，不带教科书，全凭记忆，讲得生动形象，如数家珍，再加点文艺描写（结合法布尔所著的《昆虫的世界》一书），马上使听众们进人痴迷般的境界。我接着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开拓了科学史的一个新时代，它的最大功绩是使宗教里的迷信和教条不攻自破，而我国上一代的寻求西方科学真理的启蒙学者，如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孙中山、鲁迅等人，都纷纷向达尔文请教并向中国传统文化注入进化论的血液。

    我一边讲，一边留心同学们的动静，其它的人不在话下，那个建议“开小灶”的女同学，她的脸色表现了满是惊异，瞪大着眼睛，同时又张开了嘴，似乎怕漏掉了一个音符一个标点符号。我讲完了，从炕头上下来，这个姑娘非常激动地呼喊道：

    “讲得太丰富了!求求王队长明晚再来讲。”

    我结束了演讲没有人鼓掌，她登高一呼却赢得了满屋的掌声，我走近她跟前，说：

    “要我每个晚上来，恐怕不行，但我既然开了头，我会坚持到底的，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好几个同学同声说：“有兴趣，太有趣了!”我给大家商定一周讲两次，星期天下午再讲半天。

    我回自己宿舍的道上，这个姑娘紧紧地陪我走了一段路。我低低地说：“是你出了个好题目，你的建议今晚兑现了吧?”

    “太好了，你是把生物系扩大到青训班来了。你比我的讲师讲得好，我保证一课不拉。”她疑惑地又问了一句：“女师大的讲师是拿着课本的，而你开讲不带一片纸头，你讲生物进化论比你讲的经济学好像更生动，更有条理咧。”听她的表扬，我更得意了。我问她叫啥名字，她羞涩地说：“我叫徐春来，实告诉你吧，我喜欢跟八队的女生混到一起，就为的这里有王队长在呀。”好像有很多怨气要发泄的样子，她眼里几乎含着泪水，对我说：“但是你一直不睬我，你的架子好大呀!今天你才问起我姓甚名谁。”

    我还没来得及向她做解释，徐春来一转身就溜了，消失在黑暗中。

    这一个夜晚，我失眠了。

    第二次讲进化论，还是在原来的宿舍里，没料到来了许多其它大队的男女同学们，春来的那个队上的人，就靠她宣传来的。小房间里容不下，临时找了个充作“救亡室”的偏殿。开讲以后，还有同学陆续前来，这等于在正课以外又添了一门选修课，后座又没有巡边员旁听，所以没有讲经济学那种一本正经的紧张，也用不着力竭声嘶地拔高嗓门。正如徐春来所作的评价：我讲达尔文要比讲马克思更自然成功。后来的社会效果，也证明这一点：我在陕北公学留下的纪念就是一顶高帽子，而在青训班却被同学们直呼其名曰：达尔文，赚了个“达尔文”的外号。

    当我讲到第三课，吸引的听众更多了，偏殴里挤不下，直延伸至走廊里，有人统计，全校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来参加，声势之浩大使我更为得意嚣张，一方面又预感到个人大突出恐怕引起麻烦。不久前为了让一个国民党军官现身说法，就挨了一顿批评，“自作主张，事先不请示教育处”的质难言犹在耳。我讲的选修课可不是“自作主张”又末请示过领导批准吗?果然从上面刮起一阵冷风，企图以党的名义扼杀这门异军突起的选修课了。听说校部党组会还专门开了一次会议，幸亏党组成员张琴秋跟我私下通风报信，她向我介绍了会议讨论中的一些内幕：

    有一派同志认为，在这个时候，主要是宣传我党政策、反帝反封建斗争史、马列主义，怎么可以宣传与马列主义无关、与抗战无关的生物学呢?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资产阶级思想，进化论与阶级论是不可调和的，在列宁总结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里，怎么没有进化论呢?这不是一般性的自由主义错误，而是一种脱离革命实践、与马列主义分道扬镳的东西，我们不能对此放任不管，熟视无睹，不能允许这种思潮在青训班占一席地!还有一个同志补充了十分有力的证据：

    王队长抬出一连串名人为地的谬种流传做掩护，他举出梁启超、孙中山，还有蔡元培这些人，他们正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要不然，他为什么不提毛泽东、王明、洛甫呢?这不是露出了资产阶级的马脚来了吗?（按：当时王明还没倒台，洛甫即张闻天，他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过这位同志批判你很凶，但他也讲了你的好话，他称赞你讲政治经济学讲得不错咧。

    张大姐讲到她自己，她说：

    我是不赞成他们这种批评，我把你找来，还是要批评你两句：我觉着，你给同学们讲进化论，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你的自行其是，没给教育处打个招呼，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作一个党员，一言一行，都要通过组织，尊重组织，在这些地方就表现了你的党性锻炼欠缺。我在党组会上就是这么说的。不过，他们的意见集中在一点上，他们把西方国家许多科学成就都归结到资产阶级思想上去，恐怕是不妥的。乔木的发言是保护你的，他说：你们批评王若望，讲他脱离实际，脱离政治，我也有同感。不过他讲进化论，不能算是一件坏事，马克思还赞扬达尔文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发现咧。由他出来一讲，那些同志也就没话说了。乔木讲完以后，一直没有表态的总务科长投了你一张赞成票，他说：你的讲课让孩子们晚上有个去处，还省了不少灯油，这有啥不好?引得大家都笑了。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离开她的绣楼，她谆谆关照我：往后多讲点马列主义，就不会惹出这种纠纷了。我顺便告诉你，我们的总务科长没文化，原是四方面军的参谋长，他对你讲的生物学倒是满有兴趣，每场必到的，他投你一票看来不是盲目的。

 

六  急就章的爱情

    张大姐告知我的一切，在我的思想里又是一次极大的震动，它给我的印象，比陕公晚会上戴了高帽子所受的冲击还要难堪、难忘。回顾过去，这两者之间还是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恐怕还是古人所说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高于行，众必非之”的必然规律在起作用吧。这个“风”是从哪儿刮来的呢?是从莫斯科，或是从主张中庸之道的儒家呢?就不得而知了。

    背对背开会讨论某个同志有什么错处，不让本人参加，连给本人打声招呼都没有，实行的系“缺席裁判”。

    张大姐向我介绍了这次会议的内幕，就是这种“缺席审判”的实例之一，若不是有内线向我曝光，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呢，要是那一派占了上风呢，那么给这个哗众取宠的“达尔文”的打击将是突然袭击式的无情而又残酷，并且不容你申辩。

    张大姐批评我党性不强，我并不介意，按说她把党组会的秘密泄露给我，或许她没注意到，这也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呢!我个人是欢迎这种党性不纯的，因为它有利于“我心知你心”，有利于感情的交流，获得真正的朋友。

只要教育处没有明令禁止，我宣讲进化论仍照原计划进行，只是情绪已没有开头几课讲得神采飞扬，总觉着有一个独眼龙拿着照妖镜在天花板上面窥视我。这时我注目的观众不再是徐春来，而是那个投了我一票的总务科长是否来了；他从不缺席，不言不语地混在学生群中，有这么一位参谋长的党组成员做我的学员，我感到欣慰，我是把他引为知己的。

张大姐提醒我“多讲点马列”，我就在宣讲中夹带一点神圣的添加剂，即杜撰几句马克思列宁高度评价达尔文的话，我相信总务科长会把这个信息传达过去，党组里的同志就像听到了佛国纶音，他们会双手合十的吧。

记不得是哪一次讲罢选修课以俊，徐春来尾随在我后边，我以为她是对我讲的生物学提问题来的，我们一同来到大队部，队部设在吴家邸宅的后院一间厢房里。她一进厅，便把揑在手里的手帕小包裹放在案桌上，甜滋滋对我说：“我给你带来一点吃的东西。”我问：“是什么呀?”她打开手帕，里面是十几个红得喜人的山楂。我知道安吴堡一带并无小商小贩，市镇离这儿较远，我便问道：“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她不正面回答，娇嗔地微笑着说：“你放心，反正不是偷的。我听你讲得舌敝唇焦的样子，似乎没有前两课劲儿足了，这东西也许能够给你一点用处。”说罢，她拣了一个大的放到我手心里，这时我才察觉她那少女特有的妩媚和“投我以木桃”的深情厚意。我手里捧着的不就是她身上自己的一颗血红的心吗?我犹豫了一会儿，这时发生了动摇和动心：这个送上门来的爱心，我接受不接受呢?

我若吞下手心里的“禁果”，就是接受了她的爱吧。我不能拂其美意，就把山楂咬在嘴里，春来看到了胜利，看见了达尔文在一只山楂果前就降服了。她没笑，而是一种野性地扑食她的胜利品似的狂热，一个非常强烈的动作就是贴紧我的头，吻我的嘴和脸，似乎等我吃完山碴再吻我都等不及了。我连忙避开她，说：“不好，亮着灯呢!”她连忙吹灭了案桌上的油灯，在黑暗中她更放肆了，她用她的嘴唇从我嘴里接过了吐出的细小的核儿，觉得津津有味，然后又坐在我的怀里，双手搂得我紧紧的，就差点没合而为一了。我听到她的呼吸粗鲁而又急促，在黑暗中不出一声，我几乎能看到她的烧得通红的脸，神魂颠倒地要求获得更高满足的急切的眼珠。

其实我的冲动并不输与她，——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冲动，敢于抚摩她的胴体，像触电似的碰到那柔软、润滑而温馨的肌肤，我自己也晕倒在她的怀里了。而她在我的滚烫手掌中酥了，陶醉了，表现出那么顺从和迎合，并且主动地解开前襟的纽子，任凭我放肆地吻她咬她的所有肌体，我能听见她那狂跳的心的搏动和血的奔腾。这时，她咬着我的耳朵说了一句勾魂摄魄的话：

“你真好，一切都给你了，你拿去吧!”

这时，所有师道尊严、党性原则、孔孟教义、舆论哗然……一古脑儿全抛向九霄云外，只剩下生物学法则撮合着两性的吸引。

我帮她解开腰带时，她问道：

“我们就要做夫妻了，我还没问过你几岁啦?”

我回说：“二十一，你呢?你也没有告诉我呀。”

“十八岁”她说：“比你小，不是挺合适吗?”

我问道：“你可知道怎么做夫妻吗?”

听到她的呼吸急促的害羞有点胆怯地回答：

“我听姐姐讲过，结婚的晚上就是做夫妻的幸福时光。”

“看来，”我说：“你还是个啥也下懂的小姑娘。”

她急切地说：“是呀，我是不懂，你就教我吧，我全听你的。”一面乖乖地在我的单人床上躺下了，表明她有点儿懂的样子。

当我们之间正要大踏步跨出那危险的一步，千不该万不该，我说出这么一句话：“春来，今晚我们就要做夫妻了，但不能算结婚呢。”

她顿时坐起身来，抗拒式地质问我：

“为什么不算结婚呢?难道你有了娘子了?”

我连忙声明道：“我没有娘子，也没有跟任何女人睡在一起过。”

她的狂热一下子冷却了，她从我怀里挣脱坐在床沿上，用质问的语气道：“你一定有不老实的地方，瞒住我。只要你告诉我，我还是爱你的。”

她似乎是用直觉觉察出我心中有鬼，我的勇气被她吓退了，只得吞吞吐吐供出实情：“我有个心上人，不假，但并下妨碍我们做夫妻。”

“临时夫妻我不干!”她怒气冲天地护住已敞开的前胸在黑暗中寻找对称的纽扣，她似乎变得狂暴了，刚才的温柔和默默地给我的诱惑和无尽的吻，完全消失了。我听得出她在抽噎，哭泣，款款细语一下子变成了绝望的大声的抗议：“你不是很懂事吗?而我是个无知的姑娘，我情愿把整个生命爱你的，你可瞒着最重要的。”

她没等我作进一步的解释，便拉开门栓!擤一下鼻子，头也不回地消失了。

我的一个幸福的甜蜜的梦，被我不经心说的一句话砸得粉碎!我一点不责备她，只是责备自己。

在往后的选修课上，徐春来还是来听的，我注意到她的眼色有点水肿，在那个刻骨铭心的以极不愉快的绝望告终的那个晚上，从我那里奔回去，一定在被窝里痛哭一场吧；她的眼光似乎有意回避我，连笔记也懒得做了。不过在我宣讲时，居高临下，望到的春来，却有一种异样的魅力，异样的美，从那疲惫的眼神里流露出那个爱情之弦忽然绷裂带给她的伤害和创痛。令我失望的是，从她眼神中一点找不出和解的暗示，连平时的喜欢流露的淡淡的微笑都没有。我在那儿宣讲达尔文，就注入了一种说不出的尴尬，讲生物学的劲头大打折扣，当初我的“开小灶”原是为了她呀!是春来首先创议的，如今她显得没精打采，连往我身上瞟一眼都不肯，我是敷衍着勉强宣讲完就草草宣布选修课的结束。

 

七  浪漫的灭虱战役

 

    校部生活指导处通知各个大队，在下一个星期日，突击搞一次清洁大扫除。我跟大家忙活了整个上午，把所有的角落，包括美其名曰的“小观园”的亭台楼阁（即庄院后边的园林建筑），都打扫得清爽洁净。吃罢午饭，苏迅领了几员女将闯进我的房间，很有礼貌又很严肃地向我提出：“这儿的卫生是个死角，我们是负责把你的清洁搞得更彻底，王队长欢迎不欢迎？”

    我笑眯眯地表示欢迎，不过我声明在先道：“你们看，我这个队部不是已经弄得窗明几净了吗?这还是你的功劳咧。”苏迅原是陕公的女同学，又是“少年俱乐部一的积极分子，跟我一同从延安分配到青训班的，我了解她超过这里所有的姑娘们，她与我一同分配到八队，担任协理员，实际她是小队的党小组长，负责政审和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她干吗带领姑娘们打上门来给我整容呢?我发现在她领来的女生中，春来也在里头，这不是使她肝肠欲裂的地方吗?她不来寻八大队的女同学了，我也没机会看到她。她嘴边仍旧是惯常的微笑，我看得出这一回的微笑里带有挑战的看热闹的味道。我心里似乎找到了一丝光明!她为什么又寻着我呢?是不是对那晚上的不欢而散，她觉得后悔了呢?

    苏迅说：“我了解王队长非常的忙，顾不上搞卫生，现在我们来相帮消灭藏得很深很深的吸血鬼。”

    我懂得她讲的吸血鬼是什么。在以往的日子里，她有时把我换下来的衣裳悄悄地洗净了，晾干了，还用旧报纸包着塞在我的枕头底下，第二第三次，她干脆捉住了活的虱子让我看，督促我勤换勤洗。她主动提出：我换下脏的内衣或袜子就扔给她。这种体贴人微的情谊使我感激而且感动，但我不愿意派她干这份差使，我开始意识到其中或许有爱情的成分，她是八队的协理员，做队长的怎么能使唤协理做我的勤务兵?所以我换洗衣服反而怠慢了，这样就有利于虱子的繁殖。如今要我在许多姑娘们面前承认在我身上确实有虱子，实在有点难为情，何况我还背着达尔文的虚名呢?这样，我就竭力否认身上有吸血虫存在。

    春来开言道：“我们到你这儿来，想发现一种与人体关系特别密切的昆虫活漂本，听说你就饲养着这样的小动物，干吗藏着掖着，不让你的学生们见识见识呢?”完全是生物学家揶揄的调侃的语调，倒弄得我面红耳赤，只好摊开双手，说：“当然，当然。欢迎。”

接着，女将们一齐从床上拉下迭得齐整的被头和褥子，七手八脚地把被里与被面拆成两下里，有两个姑娘不知虱子为何物，生伯被寄生虫咬一口似的不敢触摸我的已被分解的被窝。当春来很快抓住了猎获物，她毕竟是大学念过生物学的，她揑着一个活漂本在那两个少见多怪的女生面前晃了几下，听得她们闪在一边哇哇叫。春来没有看我一眼，而是拉过苏迅说：“你看，还吃得肥着呢，这是吃的王队长的血呀!他参加大扫除，不全是糊人的表面文章吗?”

“是呀，我早发现队长的衣裳里生虱子，我给他洗过两回哩。我猜想被褥里一定有，所以我借你们集体的力量……”

    春来说：“王老师恐怕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吧。”

    苏迅不赞成一个个分头消灭寄生虫的办法，她派出几个女生到田野去拾柴火，用热处理办法烧一锅开水可以干净、彻底消灭虱子和它的卵。当她的眼光停留在我的内衣的领头上，她还是不愿开口要我赶快换下衣裤的话。我已经领会了她的意思，考虑到必须躲开姑娘们才能更换衬衣裤，我迟疑了半分钟，徐春来站出来像一个女主人似的指挥我：

    “把你的干净衣裳寻出来，你从头到脚换一换吧。”

    当我寻出了干净的衣眼，她又仔细地检查了一番，一副公事公办，非常认真的样子，说：“你就在里头换衣服，把门插上，我给你站岗放哨。”

    苏迅对春来的部署很满意，赞了她一句：“你是个做将军的料，把个王队长拨弄得服服贴贴。”苏迅就没有她的敏感，不知道春来已抢在她的前面了。

    当我在屋里换下内衣的时侯，又冒出一条新主意：联想到青训班的男子汉们的清洁卫生大概跟我差下多，在延安的日子里，陕公的上上下下，几乎个个都生虱子，鲁艺的文化人还宣传说：虱子是革命者形影不离的朋友。我身上的虱子大概还是延安种的第几代子孙咧。刚才春来姑娘就批评我们搞的大扫除不过是表面文章，何不把我的经验报告张琴秋同志，由生活指导处来发号施令统一布置，一个大队只须烧一大锅开水就可以彻底消灭虱子，还能省下柴火，同学们也用不着到野地里捡柴草了。我这个建议颇得张同志的赞赏，她便布置总务科长全面开展消灭寄生虫的轰轰烈烈的卫生运动。

    就在这天夜晚，春来姑娘找上门来，手里拎着一个包袱，不打招呼就把包袱搁在书桌上，我问道：

    “这回你给我什么东西呀?”我记得她头次进门，也是同样的表情和动作，不过那一回在手帕里包的是山楂。

    她解开包袱，里面包的是上下两件卫生衫裤，说：“我发现你没有替换的衣裳，女同志的内衣又不合适，我想到卫生衫裤是不分男女的，快把你的衬衣和裤衩脱下来，换上这个。”

    她的一片至诚，使我一时说下出话来：是不是重修旧好呢?头一回她到大队部来，投我以山楂，我是轻易接受了，这一回可是一大包御寒的冬衣，是她身上脱下来的吧!我怎么穿得上身呢?我迟迟没有回应她，说：“今日上午，不是换上洗干净的一身衣服吗?你还在门外替我站岗的呢!”

    春来从鼻子里笑出声来，用一只手拉起我的内衣的袖子，说：“我仔细检查过你的两件臭衣服，你看，这上头的油腻还在，我看到里头还有好些虱子的卵呢，说不定穿到明儿早上，虱子蛋里面的幼虫就孵化出来了。你平日就是这样讲卫生的吗?我当时让你穿上它，知道你的难处，大概再也拿不出清爽衣服了。我是放了你的‘生’呀。”她这番情意真切的话，不仅使我感激她，而且引得我更爱她了，趁此机会我重新向她放出求爱的汽球。

    “你相信我了吧，你答应我做夫妻了吗?要不我不好穿你的衣服，我宁愿让寄生虫给我作伴!”

    她忽然板起面孔说：“王老师，咱们丁是丁，卯是卯，现在我的任务是彻底消灭寄生虫的发源地，你听话，你就穿上它，我是暂借的，过一阵我要收回的，我把话说在前头，你就不会想入非非了吧。”说这话时她是模仿首长讲话腔调，一转身间她改成警卫员或是勤务兵的口吻说：“那么，我还得给你放哨去。”

    “天黑了，用不着吧?”我脱口而出阻止她躲开。

    “你不怕羞，我还怕害臊哩。”她真的站到门外去了。

    我穿上女式卫生衣裤，不短不长正合适（她讲卫生衣不分男女，不确，只是穿在里头，他人无从分辨），一股暖意马上覆盖了全身的细胞。我拉开门，这姑娘果然背立着站在廊檐下的寒风里，我还没招呼她，她就像猫似的跳进屋子里，说：

    “你换下来的衣裳呢?交给我去洗，碰巧明日大队里公家要烧一锅水，专门给男同志烫虱子的，就把你这些脏衣服烫一烫就行了。”

    我故意寻话说：“你为啥专门强调男同志长虱子，难道女同志就没有吗?”

春来噘起嘴回话道：“据我所知，我们女同志长虱子的很少，这个问题就得你达尔文来回答了。”说罢，她像个胜利者格格地笑了。

我想抛开有关讨厌的虱子的谈话主题，回到那个令人销魂的晚上来。我说：“为什么后来你一直不上门呢？是不是因为我伤害了你呢？”

“我不是来了吗？”她的脸沉下去了，两道眉毛被突如其来的阴影纠结在一起，她迟疑了一会儿，说：

“我长久追求的一个幸福的梦破碎了，我哭过，我感到惋惜，痛苦到极点。我回去以后想得很多，当初对你的观察、亲热，还是对的，我爱你爱得有点痴迷了。你一切都好，偏偏在恋爱问题上，你具有初恋的姑娘最犯忌的缺陷。这不是你的错，请不要误会，你并没有伤害我一丝一毫，应该说，是我闯进你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扰乱了你的平静，分散了你的爱心。你永远是我尊敬的导师，但不能做我的理想的丈夫。这是我的问题，你不要责怪我吧！”

我连忙说：“为什么要责备你呢？你不是说过，我们的结合是很合适的吗？是的，我有一块神圣的领地，另外的姑娘一度闯进来过，但我们没有同举过一宿，也没结婚，我还是保留选择的自由的。我们一同度过那个难忘的夜晚，我那神圣的领地欢迎你占有它，耕耘它，你说我的爱心分散，我的工作白天黑夜忙得分不开身来，把爱心分道哪儿去呢？”

她的嘴长长的吐出了一个“去”字，这是一种轻蔑的不可信的哨音，接着说：“你说过，只做夫妻不结婚，这是什么意思？你那个领地是不是为你的心上人准备的？”

我连忙否认。她说：“是你自己说的，你另有心上人了。我早就觉察你的心是向着她的。”

我竭力想挽回已逝去的爱，我说：“难道我的心不是向着你?”

春来又从牙缝里“去”了一声，说：

“今天我跟在苏迅后面又来到你的队部，我看透了你们之间爱得多么深。”

我知道她误会了，心中暗暗笑她胡乱猜疑。我竭力否认，说：“你想到哪儿去了?根本没有这回事!”我真正另有所爱的心上人还是没有告诉她。

她振振有辞地说：“你们朝夕相处，她不像我这么疯，温柔敦厚，处处体贴入微。她是你的崇拜者，开口闭口总要带出王队长；她是党员，又是北平老民先队员，跟你正好门当户对。我算老几?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大学一年级生，跟着姐姐一同逃出北平，不过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我看你们结成对子是合适，我干吗在中间插一脚呢?”

她眼圈红了，接着说：“那晚已经来到爱河岸上，我才醒悟过来，我哭过，我感到失去你的惋惜和痛苦，因为我爱你已到了痴迷的地步，幸而抽身得早。但我的一个美好的梦从此破灭了!”

我佩服春来的敏感和厉害，她向我揭示了潜隐在我身旁爱着我的人，可怜的苏迅却不知道春来比她先走了一步，而我对苏迅过分细腻的用心良苦的情谊却是麻木不仁，也许我这个粗人没福消受如此的柔情蜜意；我比较喜欢透明的爱情和泼辣的所谓“疯”女人。当初对朝夕相处的苏迅却是设下防线，那理由同样是“怕人家说闲话”。苏迅曾经告诉我，她是一个官宦人家第几房姨太太所生，这样的大家庭环境才养成了她的自卑和隐匿自己真情性的非常内向的性格吧。

我简直是用对天盟誓的虔诚向徐春来发誓道：

“你说苏迅有许多比你强的地方，但我从来没有爱过她的意思，一点也没有。我看中的是你，你还信不过我吗?”

她没有马上响应我，我动手动脚去搂抱她、吻她，她没有抗拒，只是感到失去了那个晚上的狂热，她转为被动的了。我压低嗓子问道：“苏迅会注意我们吧?”

“给她看到我们亲热也不坏。”她吻着我的额角说：“使她打消爱你的念头会变得容易些。”

我以为她回心转意了，便说：“那么，把灯吹灭了也好。”她连忙制止我，努着嘴向着床上的被头，说：“那晚上幸而我溜了。要是让我钻进这样恶心的被窝，那就腻味死人了。”她大概发现我情绪激荡不能自制的时候，她站得远远地说了一句：“还是收起你那个自私的达尔文吧!”

没等我对她作一些必要的解释，她一溜风地走了。

 

八  断肠人在天涯

我收到了一封长信，这封信在邮路上转辗几个月才到达我的手中。这是吴庆华的亲笔信，等待她，思念她那么久的日子，我终于盼到头了，不过没盼到她的人，只是收到了信封都快磨损的一封信。我记得的这封信的大意如下：

我终于获释了，回到家马上赶到张志勤处，他告诉我你的近况和去向，也看到了你留给我的一张便条，我像看到了你一样，我多么想立即飞到你的身边!梅园村的李克农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在那里还遇见了跟你关在一起的方毅，就是额头上有一块红色标记的同志，他留在南京办事处，下去延安了。他告诉我，你已进了陕北公学。我还遇着你在苏州一同绝食的王世贤和杨勉等等。很奇怪的是，他们似乎早就认得我，戏称我是“飞入铁窗的女神”

李克农当场答应我马上动身去延安，我多么高兴啊!那里不但是我党的领导机关所在地，更重要的是我的寿华已经在那里了。时代的剧变大大缩短了等待团聚的日子，正是我们青春年少的最美好的年华，在这样的黄金时代，我见你如多拖延一刻钟，都是一种浪费，一种消耗，我都难以忍受，为此，我在离开南京的前夜，还匆匆写一封给你父母的信，我向他们报喜，我向他们自荐是寿华的妻子，还附寄了我的一张照片，如今我懊恼我的鲁莽，我犯了超前的急躁的错误了。

当我跟另外十三位同志坐上去西安的火车，志勤和我的父母都来送行。这时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我坚定地相信，这不是幻想家设计的梦。

实现我当初在监狱接待室里的诺言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所经历的苦难——比起你的自然是微乎其微，加上我们的保护神——张大哥的无与伦比的关切，以及从你的许多难友介绍寿华的风貌……都成了滋养我们甜蜜的爱情的沃土。我写这封信给你的时候，却是怀着无可奈何的痛苦和伤感。怎么也没想到，我们去延安的计划在这儿搁浅了，不，是触礁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一位姓熊的女同志，她向刚从南京来的全体同志宣布了这样的决定：

“山西的牺盟亟须建立新的抗日武装，凡要求去延安的同志皆转往山西临汾牺盟总部报到。”（按：“牺盟”的全称为“牺牲救国同盟会”，系中共在山西省的军阀阎锡山的支持下成立的抗日救国团体。一九三七年底又建立“决死队”的武装力量，又称“新车”；一九三九年新军与阎锡山直系部队发生内战，内部受挫。）

我听到这样的决定，我的心碎了，身子几乎站不住了。为什么我晚来了几天，就该轮到我去临汾呢?我不是中共党员，我认为还是有选择的自由，我去找了那位熊大姐，我几乎哭诉着求求她满足我的愿望，并且公开谈了我与你的幸福的打算，最后把你写的那个留言给她看。她见到你的名字，就说：“小王呀，这个我认识的。”这句话给我以很大的希望，我以为她会照顾到个别的特殊的情况，我们的故事把熊大姐的铁面无私打动了，她说：“在南京，我还听他唱《满江红》呢，不过，我想帮忙也帮不上呀!你要知道，你们一同来的十四个同志，我怎么能不按上级规定，而放走某一个人呢?我没这个权且不去说它，其它同志也就可以根据各人的志愿闹着不去，这就是一个苍蝇搞坏了一缸酱啦（她把我比作‘苍蝇’我都不计较），你就委屈一下吧，有时候为了集体利益，就得牺牲点个人利益和男女之情……”

我几乎是跪下来向熊大姐喊出肝肠欲裂的话：“你给我怎样的惩罚，我都受得了，像这样活活拆散我们，没有比这个惩罚更沉重更残酷了，为什么偏偏给了我最沉重的惩罚呢?”

亲爱的小王，我用多少眼泪，我使用全部的柔情也未能使她回心转意。——最后，我只有跟大伙儿一同去山西了!亲爱的，但愿我们还有见面的一天!

读着，读着，我的心凉了，我的心在收缩，熬住伤心的泪不掉下来，信还没看完，就簌簌地湿透了她的笔迹，我的一肚皮怨气，首先想到的是，为什么能成人之美的好事硬是不肯干，一定要把好端端的情侣弄得两地分居，天各一方?据说是为了革命的整体利益非如此不可，更大的不幸更在于：上述这句话成了党的组织部门用来压制个性，损害其个人福利，将每个党员塑造成螺丝钉、驯服工具的口头禅。

我把熊大姐看作是造成这悲剧的对头冤家，我咬牙切齿地诅咒她是冷血动物，不通人情，不懂得通融，但是当我联想到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就是集体主义，对于熊大姐的冷血和铁面，就不必过分责备她。

不管我把熊大姐当作泄私愤的对象，也不论谁批评我有多么严重的报复情绪，这个悲剧的既成事实已无可挽回，我的庆华大概已跨越风陵渡进入山西了。在战乱的情况下，她似乎已走向茫茫塞外的陌生的人海中，她连个今后联系的通讯处也没写明。我曾经想，是不是向此间的党组织提出把我也调往山西“牺盟”呢?

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和刻骨铭心的思考以后，我只得强吞眼泪往吐里咽，只能像吴庆华一样，乖乖地听凭命运来摆布自己的未来了!

我的哀伤，我的茶饭无心，萎靡不振，如何逃得过苏迅的眼睛?她关切地问起是不是害了病，我懒得说出真情，回答说“没有”。她就伸手轻轻地按在我额角上，说：“还好，好像没有热度，不过我看出你一定害了什么病。”我回说：“得的也许是失眠症吧。”苏迅无限温柔说：“我去叫医生看看。”我说：“不必了。”她又寻根究底地问：“是什么原因使你失眠呢?”“如果我晓得原因，也就不会失眠了。”我躲开她的猜疑的视线。她又建议道：“那么，你总得吃点东西呀。”我才记起，前后有两餐没吃饭了。她把昨日为我留着的晚餐去农家灶头烧热了，端到我面前，她的盛情和体贴入微使我不吃也得吃，我吃饭的时节，她紧挨着我坐在一旁，我开始注意到她那性急慌忙和情意绵绵的秀美的眼睛，如果不是春来提醒我，我是不会留意她的含而不露的静女其姝的美的。

她似乎摸着我的心事了，说：

“我猜你是犯了心病了，是吗?”叫我怎么回答呢?

她接着说：“你一定遇着不顺心的事了，我跟你相处这么久了，还有什么话不好对我说的?我真愿意分担你的忧患，即使减轻你一点儿痛苦也好。”

我连忙摇头，说了一句：“唉，谁也不能帮助我呀。”这时竟不由自主地落下两滴泪水。当时我的心情也怪；碰上突然袭来的冷酷无情的厄运，又值无可奈何之日，心里急着找到解脱和发泄，只需身跟前有人给我一点温馨，或是投来一丝微笑，就会把整个心灵扑过去，把自己的热泪洒向她。

我这时才记起我的协理员的许多可爱处，还使我联想起在延安陕公时期，男女生在听到起床号一同从窑洞里奔到延河边上，就着延河水洗脸刷牙，我的一包牙粉用光，苏迅慷慨地让我共享她的牙粉，从那个早晨起，我们相约每天在同一块石头上洗脸刷牙，她还说了一句俏皮话：这包牙粉欢迎你来共产。那时节我受之无愧，没有再往别的方面联想。相处日久，现在却以一种新姿态和新的诠释重现在脑际。

刚才她安慰我的话，多么体贴入微，这不像是关切一个上级的态度，而是对待自己心上人的语气，以致我的眼泪止不住冒出来。我反省过去未免太冷落她，辜负了她，我们俩都是为的“怕旁人说闲话”而生份、疏远了。跟我的泪水一同“流出来的”是这么一句话：

“告诉你吧，我失恋了!”

我觉着只有用“失恋”这个词能够表达当时的痛苦的性质和根源，不过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失恋，非几句话可以讲明白的，由于我的用词不当，苏迅又联系到春来身上，就说：

“她一直盯牢你，你怎么会失恋呢?”

我连忙纠正道：“你想到哪里去了?我才不会为春来失恋呢!」”

她说：“那么，是哪一个呢?你何不给我讲清楚，我或许能协理去说服那个姑娘。”

我本打算将远方来信一事向她说明，后来觉得这件事一旦传开去，对党的影响，负面一定大于正面的，如果连带描述达尔文为一个女子弄得茶饭不进、卧床不起，如果给人这种印象未免有失一个共产党员的尊严，这样，我始终没有给苏迅摊牌，我只是说：我的协理员呀，你在八队协理什么事都叫我称心，唯有这件事你帮不上忙哪。

她觉察，我是半吞半吐欲言犹止的态度，便拉下脸来，悻悻地走开。我马上立起身来，抢先一步堵在门口，不让她溜走，我看到她眼里绽出了泪珠，现在轮到我来安慰她了，我说：“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她不答话，只是摇摇头，我又问：“那么，你为什么哭?”

“我哭，是我的事。”她猛地揩干泪水，扭头便走，我连忙拉住她，她使劲挣脱我的手，气咻咻地说：

“你没把我当自己人……”

我终于没挽留住她。她啜泣着消失在夜晚的黑影里。

她好容易进发出来的那句话，是对我的谴责，也是对我的鞭鞑。我们相处的时间最久，在陕公，我还是她的入党介绍人，这是双重的“自己人”了。她以为我跟她是最相配的，今晚她的火爆的大发作，是在她刚刚掏出心来表示爱我的真情，发现我爱上个她最瞧不起的女子，她曾称她是疯丫头的春来，我真没法解开这个结，如何缓和她的愤怒，为此，又弄得我一夜未眠。

第二天的上午，春来手里挟着手帕裹着的小包，她一进门就关切地问：“听说你病了，连饭也吃不进，究竟是什么病呢?”一面说，一面摸我的手腕，又摸额头。我说：“我没有病嘛，你是怎么知道的?”春来说：“我是听大伙房的四川大师傅说的，说是张主任（指张琴秋）关照的，给八队队长做一份细粮，我以为你一定病了，四川大师傅打算给你做一顿四川片儿汤吃。”　我不能不佩服“耳报神”的迅速和准确（注：“耳报神”，即现代语“消息灵通人士”之尊称）。一定是协理员苏迅去通报张大姐的。

耳报神找个座儿坐下，打开用手帕包的小包，很神秘的样子不急于打开，问我：“你猜，我给你带的什么来了?”

我说：“又是那个红山楂罗。”我记得那个夜晚也是同一块手帕包的是山楂，我们在嘴里对接一个山楂的往事。

“嘻，难为你对那个山楂还没忘却，这一回我是赶到云阳镇买来的。”说罢，她打开小包，里头原来是绿豆糕，她说：“你吃不下饭去，这就是病呀，应该找医生看看。你先尝尝这个，看你有没有胃口?”

我不好意思伸手去拿，春来马上揑了一块要往我嘴里塞，就像幼儿园阿姨喂孩子似的，我躲开了，她并没在乎，而是想找出为何拒绝的原因：“是不是我骂了你一句，刺痛了你，至今还在全我的气?”

我连忙说：“你骂了我吗?我早就忘了。”

“既然没生气，那么你吃嘛。”这样，我只得吃了，而且吃得津津有味。她在一边说：

“我骂过自私的达尔文，难道你忘了?

“这个我可没在意，你说我是自私的，不错，爱情就是自私的嘛，你几次送我东西吃，我一次也没回报你，可以说是‘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白虱’，这不是自私到透顶吗?”

春来眨一眨那双美丽的眼睛，提出了挑战性的问题：“你把我骂你的话当补药吃，那么我倒要问你，你在爱情上属于自私透顶的，还是天女散花式呢?”

我连忙掩饰道：“我不是天女，也不想去散花，我比较欣赏自私型的。”她得意地笑了，说：“这样就好，只要你保持对一个人的自私，就不必要求报答，只有你对我自私透顶，才是我企求的最大的也是最好的回报，而我也是反对天女散花的。”

我跟苏迅在一起的时候，凡有感情交流的机会，总有一种拘谨和隔膜存在，除了各人怀有“怕旁人说闲话”的防线，还得加上一重党员与党员之间的组织观念（或称“党性”）在作梗。而我在非党员春来跟前，就显得放松和自然些。这一点体会在昨夜失眼的时候是没有想到的。

把我的“失恋”，我的苦恼向她和盘托出，还不如向她彻底摊牌。我说：“我实告诉你吧，上回我说的只做夫妻不结婚，是因为我心里另外有个爱得更早更深的人，我爱你，但又舍不得丢下她，我才那么说的，前两天我吃不下饭，其实也是为了她呀。你怀疑我跟苏迅怎么样，是没有的事。很遗憾的是：我的自私的爱情始终在另一位姑娘身上。不向你说明这一点，我就对不起你，这才是我自私的表现，你会原谅我吗?”

一个平日喜欢打闹无忧无虑的少女，在这样的宣布下一下子崩溃了，她木呆地听我讲完，突然哇的一声伏案哭起来，我忙不叠地安慰她，用手帕替她揩泪水，她怒气冲冲地推开了我，喊出了绝望的懊恨的又是无可奈何的一声：“你害苦我了。你为什么不早说? ”她越是伤心，我越是感到她爱得纯真，爱得深；反衬出王队长是残酷无情的一类，我方始感到作出这样的摊牌是残忍的、不道德的行为。可惜说出去的话已收不回来了，那一个迷人的难忘的夜晚成了一场破碎的梦，不免有王公子玩弄女性之讥。

白天的大队部常有人来找我，春来的哭哭啼啼让外人知晓，总不大好，如何使她平静下来赶快离开；再加之我有责任让她知道，我所宣布的是货真价实的，我想到何妨把吴庆华的信件给她看看，也许这封信里某些动人的语言对她的“失恋”是一服镇静剂。这样，我把吴的原信交给了以泪洗面的徐春来，并告诉她：你看过就还我，不要再给别人看。她走开的时候已不哭了，但眼圈是红的。

当天晚上春来把原信还了我，以下是她对我说的“读后感”的摘要：

……你的这位女同志太好了，她太爱你了。我虽然没见过她，我能想象出她一定很美的，至少比我美得多。你跟这位姓吴的同志结婚，是非常非常理想的，因此，你那个晚上在这里说，将把结婚的幸福留给你心中的恋人，这是很自然的，说明了你这个人还是有点儿良心。以前我还怀疑你爱着你的协理员，今天我知道了真情就不会吃醋，在这样的女性面前，我只有甩手跑开，自动弃权。

当我读到那位熊大姐把她发配到山西临汾，我忍不住落泪了，眼泪湿了信纸我也没觉察，你们的遭遇又太冷酷了，眼看好梦就将变成现实，而现实却打碎了你们二人的好梦……给我们女人的痛苦恐怕比给男人的更甚。我自己也亲自尝过这种撕裂人心交织着希望与绝望的痛苦。这封信只不过五页，胜如看了一部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莎士北亚悲剧；这一出悲剧的造成，似乎是朱丽叶赶到罗密欧的墓地，迟到了一个时辰，而你的那一位朱丽叶赶到西安的时候，不巧也是晚了两天吧。你接到此信因她生病、因她食不下咽，如今我才统统明白了，并且认为这种痴情是极宝贵极难得的。不过你的朱丽叶还活在世上，并且同在一个党的领导之下，你为什么不能赶到临汾去?或者，你何不打个报告给山西的“牺盟”总部，要求他们把吴同志调到你的身边，难道山西新军少了一名女子，就打不赢鬼子了?

春来似乎存心要否决苏迅赠给她的那个“野”字，她的这番话多么熨贴，又是多么典雅，哪有一点野味?也只有心上人才说得出如此温馨的安慰和热情奔放的激励语，她赞美我的吴庆华美极了，而她自己所显示的心灵美又是多么可贵，多么可爱!我给她这封信看，本有了结前情之意，谁能料到旧情未了，她的高姿态的表白却把我们的相知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九  王公子失足“小观园”

在春来的鼓励和启示下，我想到何不找张琴秋商量，她是此地的党组成员，又是生活指导处主任，我的个人生活上碰到这么一个挫折，正好去求教她给予指导哩。

我便随身带着庆华的原信马上来到张大姐那里，她见到我，头一句话就关切地问我：

“你不是病了吗?你好了吗?”

我说：“谢谢你的关心，我吃到了四川师傅特地为我做的麻辣片儿汤，出了一身汗，病就好了。”

于是，我掏出吴庆华写的信来，要求她给我作一番生活指导，能不能给我们的结合争取一个圆满的结局。她答应在看完信以后，再找我谈。

（注四）    参看茅盾《我走过的路》中册，讲到成仿吾从鄂豫皖苏区来上海，向茅盾报告了其胞弟沈泽民的死讯，“德沚听到这消息（按：德沚系茅盾夫人、姓孔），眼泪就泉涌般地流下，‘假的，假的，全是谣言!’她说。突然她问：‘琴秋呢?’我告诉她，琴秋随部队走了，不在鄂豫皖。‘这怎么可以呢?’她叫道：‘她为什么不留在身边照顾他?’我解释道：这大慨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德沚根本听不进，又叫道‘难道留在鄂豫皖就不算革命工作的需要?’我看着她悲恸而激动的面孔，只得苦笑。”（二一七页）茅盾自己并没有评述中共把好端端的一对对夫妻分拆开之无情，但在这段回忆前，他有意写到瞿秋白与其妻子杨之华的生离死别，作为对照，言下之意就昭然若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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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怀着冒犯了她而感到抱歉的心情踏进张大姐的房门，不过我一点看不出她脸上曾经伤心地哭过的痕迹。头一句话，我说：“我是聆听你的生活指导来的。”

她亲切地叫我：“小王，这么好的一个姑娘，你过去不曾跟我提起嘛!我不知道你这个小鬼心里还藏着一个多么美好的秘密。”她不是用多愁善感的情调说的，而是以男性将领的严肃略带亲切的语词开始她的“生活指导”!

“……只要革命战争继续打下去，像你这样属于个人生活的悲剧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如果说牺牲个人为革命，并不是只说战死沙场或慷慨就义，像这封信里发生的事件，男女双方都得付出牺牲的代价，经过这几年的实践，证明爱情与革命是矛盾的，甚至势不两立的。这也是一种牺牲，即牺牲个人的幸福和自由，有时这种牺牲带给活着的人的痛苦和精神折磨，比上断头台也差不了多少。先树立这样的认识，你就会得到自我解脱的途径，不会太纠缠在儿女情长上了。”

她讲的大道理是对的，不过我认为：“难道不能有例外吗?”于是我提出质难道：“如果革命恋爱两不误，为什么不能给予适当照顾呢?比方说，吴华如今分配到山西牺盟去了，既然都属共产党领导，是不是通过组织，要求把她调来，或是将我调到她那里去呢?这一点，这儿的党组织是不是肯帮我一个忙呢?”

我听仲廉说，张大姐看了庆华的信，都流了泪，我估计她们一定同情我们，并且乐意“成人之美”的。所以我向她提出了这个要求。

张大姐半晌沉吟不语，脸上现出犹豫的愁苦之色，说：“我实告诉你吧，我想帮你也帮不上忙，现在我还在接受审查中，我的发言权是有限的。再说，现在时机也不对，这一阶段中宣部要我们集中学习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他开列了自由主义的种种表现有十来条，其中有一条就有‘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如果要求组织照顾你的特殊要求，这不是自己去找钉子碰吗?我劝你还是想开点，既然那边组织已经做了决定，你还是服从这个既成事实，渐渐忘却，或是先保持通信联系，往后总有机会碰到一起的。”

我说：“你看，那封信里她连个地址也没告诉我。”

张大姐拿起桌上的庆华的信，说：“从这里也许透露了她怀有与你诀别的意思吧，我建议你还是算了吧。我自己的生活里，连结了婚的丈夫，组织上说要各奔东西，我向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争取我们俩在一起，都未能挽回，最后也只有服从的份儿。而我的对象，他还是鄂豫皖的省委书记咧。何况你还没成家，丢开她要比我容易得多! ”

 张大姐以她的推心置腹的忠告使我心悦诚服了，我从她桌上接过已洒过四个人泪水的那封沉甸甸的信，没精打采地回到我的住所。

作诗一首，题为《遗恨失吞“吴”歌》以寄怀念之情：

  金陵捧读狱中书，一字一泪一欷歔，

先行一步成永诀，宝塔山下空踟蹰。

  方喜娇凤脱鎯铛，又惊军命走太行，

  临行一书和泪看，从此天涯各一方。

  太行山头碧云天，云远天长思绵绵，

  凤凰飞去无消息，回首尘寰空缱绻。

    悠悠滆湖水，溶溶秦淮波，

  河水湖波流日夜，海枯石烂奈尔何!

我把张大姐的一夕话转述给春来听，她头一个反应就出乎我预料：似乎是张大姐对我的训词给了她极大的勇气和狂热，燃起了少女的爱欲的熊熊大火，更多的是软语温存地安慰我、亲近我，缠住不放地把我看作是一只受伤的小鸟，她成了慈爱的保母、精心护理的护士；她完全忘却了前不久那么豪爽地宣告的“我只有甩手跑开、自动弃权”的话，也不顾苏迅从旁监视的带有妒意的目光，几乎是无所顾忌地想把我一口吞下，不让别人来分享她独占猎获物似的。

我呢，如此疯狂般的拥抱来得正是时候，这种近乎野性的又不乏温馨的甜蜜的爱火，正好填补了我情感的真空，我也就心甘情愿地任其摆布，销魂摄魄，乐在其中矣。直至她选择了一个美好的夜晚，理由是不愿在有虱子的地方欢度良宵，另觅了一处十分隐蔽的所在，我自己也遏制不住一发不可收拾的情欲，就在后花园的某个角落里偷吃了伊甸园的禁果。第一次亲近女性的裸体，尝试了人生中最幸幅最美好的欢娱。对春来来说，她朝思夜想的一场好梦，终于圆满地达到了，她忘乎所以，不顾一切，一点不感到羞涩，完全听从爱人的摆布，这一意料之外的转折，带给她极大的满足、最理想的结局，她在我的怀里晕眩了。

今日我把这一章标题为“王公子失足小观园”，这是吃了禁果尝到了甜头以后的自责自贬之词。回头我私生活方面的历史，只有与春来的结合来得火爆去得快，我把它称作“急就章的爱情”：一未经过深思熟虑，完全听凭刚刚成熟的青春热情的驱策，二未得到社会的认可，便性急慌忙地堕入情海，故称之曰“失足”，事后感到羞愧和害怕，觉着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只是在这个时候，一个男子就会想出种种为自己开脱，想洗刷犯了不可饶恕的“原罪”的理由来，为了保住正人君子的面子和道德规范，本章的标题还有一层含义，也就是自己动手撕下假面的一种忏悔，好在上帝对这样的忏悔总是既往不咎的。

我怀着喘喘不安的心情，又来到张大姐那里，想试探一下她对我犯的错误是什么态度，男女之间的性爱，不愿给别人知道，但又愿意让人认可，这是一对奇怪的矛盾。张大姐正是我愿意让她晓得的知己，估计她也会像仁慈的上帝那样，对我的失足给予宽恕并谅解我的“原罪”吧。

来到张大姐处，她的伙伴吴仲廉也在座，本来打算跟张大姐谈的，有个第三者在场，我倒不好意思谈了。张大姐发现我神色恍惚，欲言又止的样子，便说：“是不是又是你那个小吴的事吗?”

我羞羞答答地说：“不是的。听你大姐的话，那个事情早了结了。我来向你报告的，是我，我几乎堕人另一个人的情网之中。”

张琴秋眯细着眼朝仲廉那边笑了，说：“这个小鬼很讨姑娘们喜欢吧，简直是马不停蹄哩!”说罢，才正面朝我爽朗地大笑，说：“你说说，女方是哪一个呢?”

我不便说出她的名字，倒不是卖关子，而是边上有个人，我有顾虑，我只是说：“所以我要到你这儿，要你给我指点指点的。”

张大姐严肃地回答：“别的事，也许我能指点，这一类子我怎么指点呢?我要说的还是前天说的那句话：革命与恋爱总是冲突的。”

我忸怩地说：“……我这个事有点特殊性。”

“你连她的名字都不肯告诉我，我知道男女相爱天下通行，都是一样的。有什么特殊呢?我的指导只有一条：现在你可以自由选择你中意的对象，用不着征求任何人的意见。”

于是我向她说明，徐春来是多么可爱，她是怎样倾心于我等等。

“是不是春天快要到来的‘春来’?这个名字倒有点意思，不过头一个‘徐’字不太妙，春天慢慢地来，年轻人可等不及呀!”张大姐利用徐春来的名字跟我开玩笑，倒使我心上的压力减轻了许多。

仲廉插上话来：“是不是五队的徐春来?我知道她，长得漂亮，在大庭广众指挥唱歌很老练的样子，有一次我指给你看，介绍这个姑娘能够爬树呢。”我本来对仲廉有点隔膜，由于她的在场使我谈话不自然，如今才知道她早就关心春来，并且赞赏她的美丽，她知道的甚至比我还要多，我还不知道这个丫头还有爬树的本领咧。

张大姐说：“……大队里有那么些女学生，我哪能记得这许多。不管她会不会上树，只要小王真的爱她就行。”张大姐不愧是五四运动第一代的女权主义者，她对恋爱婚姻的观念完全是解放牌的，这给了我更大的勇气，把我心里最最隐秘的话诱发出来了，我坦率地说：

“是的，我是真正爱她的，而且，我们的爱已经更进一步了。”

“怎么?怎样的更进一步呢?”她带有探索底蕴的浓厚的兴趣。

我大着胆子说下去：

“我们愿意结婚，前日一个晚间在小观园的赏心亭里结为夫妇。是她愿意的，而且，是她主动的。”

仲廉大概对我连用两句嫁祸于人的推诿之辞颇为不满，马上插话道：“你们做男人的总是把责任推到女人身上，总是女方主动喽!”

张大姐一半讥嘲一半正经地说：“上个星期，你在我这儿，还没有决心跟那个姓吴的女同志诀别，怎么，你倒跟另一位女同学成其好事了。这简直是快马加鞭，我赤着脚都跟不上你们的速度呀!”说到这儿，她止不住快乐地笑了，接着说：“我们的达尔文变成了现代的贾宝玉，仿效大观园里的公子哥儿们偷鸡摸狗，一个在怡红院，一个在赏心亭，真够风流的。不过，我倒要问一声，小观园的赏心亭四面通风，没有墙头，不怕拒风寒吗?”

我羞于启齿，但张大姐提的问题像家长那样关心子女的幸福和健康，一点没有责备和讥刺的意味，我倒不能不照实回答她了：“不错，那个地方本来没有墙，去年秋后庄户人作了柴垛，里面堆麦秸，她能爬树，掏鸟窠，当然在地下也能营造个安乐窝。虽然比不上怡红院考究，作为我们临时的新婚之夜的新房，已经够满意了。”

张大姐忍不住笑了，是一种默认的笑，是被青春的情爱牵动的微笑。张大姐说：“好，一对小精灵，干得神不知鬼不觉的，还好意思称它是‘新房’咧。原来，这就是你讲的前进了一步的爱情和特殊情况吗?我要是‘不细心’盘问个明白，你还要跟我打过门咧。”（按：打过门，沪语有“不肯明说，直说，只是用假话或言不及义的话掩盖真相者”）

我以为在爱情上失足犯了错误，感到心里发怵，用怯生生的语调说：“大姐，就为了这个错误，我才登门向你请教生活指导的。”

张大姐轻松愉快地说：“你们既然同居了，这就是事实婚姻，已经木已成舟；做大姐的只能祝愿你们幸福，别的什么话都成了多余的了。”

如果说上述这段话是赞同男女婚姻恋爱，自由的女权主义者的观点，一分钟后，她的另一番话就是党性附体，突然变脸的严肃的训诫了：“小王，不过你要顾到自己队长、老师和党员的身分，师生恋爱，我们没法禁止，若是师生结婚，就会形成坏影响的轰动。这种坏影响，由我们俩替你抵挡，也怕抵挡不住，那几位在达尔文问题上没把你弄臭的，如今抓住男女关系不清就容易使你名誉扫地。依我看，你的‘特殊’情况只讲到我们这儿为止，再也不去扩大，还是不往外声张的好。你们呢，也稍梢收敛一下。”

教师，队长，党员，我有这三重身分，就添了三份光荣，殊不知多一重身分，等于多穿一件紧身衣。不过另一些人尽管身分众多享有高官厚禄，身分对他来说不是约束，而是放纵，他们有能耐把紧身衣一变而为皇帝的新衣，为所欲为，要啥有啥。这次与张大姐的谈话，她默认了我们的幽会的合法，不过又给合法上面穿上一件紧身衣。

我感激地向她保证道：“往后，我一定注意影响。”说罢，我打算告辞，张大姐问仲廉：“他那个徐春来是不是党员呀?”

仲廉说：“还不是吧。”我证实她确是没有入党，仲廉又说了一句：“不是党员，可不太理想。”

张大姐说：“你何不通过你那里的协理员，抓紧一点解决她的入党问题。”我说春来不是八队的，她是五队的学员。

张大姐又关照仲廉道：“那就这样吧，就请你帮个忙罢，你去跟五队的协理员打声招呼，早点解决她的问题。”

春来短缺了一个身分，就与王某门不当户不对了，这就是中国古老风俗的习惯势力，连我们的女权主义者也得甘拜下风。

第二天见着春来，我们相约仍旧在小观园里，听我的汇报。我把昨夜与张大姐的谈话原原本本告诉她，她感到高兴，我们的幽会虽没被社会承认，但已被学校的负责人默认了。她感动地说：“我不像你的吴庆华，她遇上了熊大姐，我却遇上了好心肠的张大姐，这是我的幸运，也是你的幸福。我要是入了党，我们会更幸福哩。”

我说：“吴仲廉特地介绍你会爬树，怎么我不知道你有这个本领呢?”

“我会的本领多着呢，比如说，我会做菜，如果此地买得到毛线，我真想给你打一件暖烘烘的毛衣穿，你身上的卫生衫就不用脱下来了，算是我唯一的一件嫁妆吧。（作为补偿，她又调皮地吻我一下。）我从小欢喜喂小鸡，长大了就喜欢养鸟，真正喜爱鸟的人就得学会爬树，才能知道鸟类是怎样组成小家庭，生儿育女的，我考大学选择生物系也和我从小的爱好有关呢。（略停一会儿）喔，我还有一个本领你不晓得，我会给你生孩子。」（然后又是一阵披头盖脑的接吻。）

我向她主动求欢，她一下子变得庄严正经了，说：“张大姐不是关照过，要我们收敛吗?怎么一转身就不执行她的生活指导呢?“她用手指刮刮达尔文的脸皮，然后在他怀里咯咯地笑起来。

 

十　发现一个金矿

我在大伙房四川大师傅那里发现一个金矿。

只因两个星期前，误传我得了病，四川大师傅特地为我做了细粮病号饭：一碗麻辣片儿汤，为了这份情谊，我来到大伙房谢他，他在堆着米面的仓库里隆重地招待我。怎么“隆重”呢，是他泡了一杯龙并茶，这是他自费购办的奢侈品，特别在战乱期间，在这西北高原上以龙井茶敬客，你道隆重不隆重?这个四川人姓哈，回族人，他谦虚地说自己没文化，听王队长讲课，没门儿（听不懂）；听王队长讲达尔文，来劲儿!他饮了一口茶，说：“我倒不是恭维你，我有两个嗜好，一是喝茶，二是听你摆龙门阵。”我才知道，他跟总务科长一样，我每次讲达尔文，他们俩一次不拉。

至于发现“金矿”在哪里?不是伙食房仓库的米粮堆里，而是在哈师傅的摆龙门阵里。

今天是专听他的龙门阵：

四方面军的头儿脑儿，好多人来到安吴堡，不是降级使用便是接受审查的。他自己在部队里就是一个师的参谋长，来到这里降为火头军。教务处长刘瑞龙是四方面军政治部的宣传部长，在梨园口与马家军作战失败后被俘，从此背上“张国焘死党分子”的历史包袱，一蹶不振（按：刘在一九二七年任江苏通（南通）如（如皋）海（海门）地委书记，在发动农民暴动中创建了红十四军，并任军长，解放后在华东地区管农业。一九八八年去世）。

张琴秋是西路军的政治部组织部长，又是妇女战斗先锋团团长，她的第一个丈夫沈泽民，在大车撤出鄂豫皖老区时留下来，坚持了一年就死了。后来跟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结婚（也是西路军的政委，以下统称四方面军）。她跟沈、陈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会说一口俄国话。跟张琴秋一同被俘的吴仲廉，她是红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的爱人，她本人是妇女战斗团的政治部主任（按：曾日三牺牲后，吴与江华结婚，解放后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中因审查张国焘案和被马家军俘虏后移至南京反省院等历史问题，不堪迫害与人身侮辱，当时做省委书记的江华也自顾不暇，无法援救，一九六八年仲廉悬梁自杀）。

此外，安吴堡还有五十多名军事教员，他们本来是四方面军的营长以上的军官或政工干部，可以说，当初四方面军的领导班子，剩下来的头儿脑儿几乎都在这儿了。若不是张主席“即张国焘”被打倒，安吴堡的这批人就足够拉起一个西路军的整套人马来。

四川大师傅向我揭开秘密的私房话，使我惊诧也使我浑身冰凉。我从张大姐那里，听她说她自己是接受审查的对象一语中，得到了证实。张琴秋、刘瑞龙好比是这座金矿的“露头”（地质队专用名词，指地表上露出的含金属矿物），在它下面还蕴藏着很丰富的金矿。

安吴堡称得上是藏龙卧虎之地呀，眼下只是被尚未落定的历史尘埃覆盖着罢了!

我问道：“你干吗挑选干伙房的工作呢?”

他说：“我没文化，当上参谋长吃了败仗，做了人家的俘虏，还有什么好说的。让我做火头军，倒也恰如其份：我成天跟锅盆碗瓢打交道，倒也自在逍遥，省得卷入这样那样的人事纠纷和没完没了的是非之争中，再说，在伙房里做，寒冬腊月好暖和的。”

“做猪肉呢，你们回教不犯禁吗?”我说。

他爽朗地笑了，呷了一口茶，说：“你来此地这么些日子，还记得吃过肉没有?”我回话道：“我已三月不知肉味了。”

“这里真做到了猪肉不上门，铁定是按照回教的风俗办食堂。亏你替我想得周到。”他沉吟半晌，才谈起他的一场“不可为外人道也”的经历：

“派我到这里做伙头军，大概由于我犯的差错比别个严重。我是从马家军的俘虏营逃跑出来，到了延安又进了自己人的牢门，关了三个月才调到此地的。

“……我是在五里沟一仗被马步芳部队俘虏的，我跟焦营长一同解到甘州，在那里碰上了许许多多上级和自己的部下，才知道西路军两个团整个儿给人家一锅端了，我起初被编人士兵队出去做劳工，做了没几天，就被敌人认出是军官，便调去干‘补充团’的教官，补充团是马步芳挑选我们的被俘官兵组成的，打算经过一番甄别和训练，给马家军作补充力量，他们对待教官比较客气，加之我又是回族伊斯兰教的，跟他们属一个教门，管我比较马虎，找个机会我就逃跑出来。千辛万苦好容易寻到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这样的就回归母亲的怀抱。

“上级说是调我去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我很高兴，以为自己缺文化，是个大老粗，不要说上大学，上小学我也乐意去。谁知来到抗大，学文化是假的，把课堂改作斗争自己人的战场倒是真格的。

“头一个回合是四方面军的学员人人过关，人人揭发，揭发谁呢?揭发我们的头头张主席。批判发言的都是一方面军和中央直属部队的学员。围攻四方面军的大小领导，后来又冒出来几个自称是觉悟过来的四方面军起义分子。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和抗大副校长罗瑞卿主持斗争会。

“会上的空气是剑拔弩张，很恐怖，又蛮不讲理，被斗的灰溜溜地低头哈腰，表示接受还要痛哭流涕，捶胸拍脑瓜，自己搥打自己。作这样表演的才能顺利过关。后来的一次斗争会上，终于轮到我了，抓我的把柄批的话简直叫人气得肚皮要炸，他们质问我：‘马步芳不信任你，他能叫你做教官吗?’‘你一个人逃走，为什么不把其它的同志一同带出来呢?’还有一个问题问得更离谱了：‘谁能相信你是一个人跑出来的?你能找出一个证人，才算你没说假话!’

“你说，这一类问题，不是逼得我只有剖腹自杀，才能表现我的忠诚?我知道在党的负责人主持的批斗会上，不便当面顶撞，只有把一腔怒火压在肚子里。”

我说：“你最后还是千幸万苦找到了党，这不就是表现了最大的忠诚吗?”

参谋长苦笑着说：“小老弟呀，你还不明白吗?他们甚至怀疑我是马步芳派遣的奸细呢!在这些家伙的眼里，大概只有战死了才是忠诚的，没问题的。”

参谋长又说：“在第二阶段，集中目标攻击张主席的批斗会上，凯丰当面骂张国焘，是军阀，是土匪主义，还说董振堂之死，就是张主席害的，（按董振堂系西路军红五军军长，被马家军戮死于疆场，死后砍下头来向蒋介石请功，这是众所周知的惨剧。”还给四方面军加了许多不堪入耳的罪状。

“不分黑白，胡乱上纲的批斗会，激起了四方面军干部的愤怒和抗议。西路军一部分高级将领采取了集体抗议行动，在批斗会上集体退席。有的人当场声明不如打铺盖回家吃老米饭，周祥山骂凯丰部长：你不是开封府（与凯丰谐音）的黑老包，倒是阎罗殿的阎罗王。还有的说：四方面军是小老婆养的；让一方面军独立去打天下吧!这时我的一肚皮怒气也来了个大爆炸，我骂他们：吃饱了小米饭撑的，西路军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不虚心检讨指挥上的差错，反而拿下面的干部来兴师问罪，你们要断子绝孙的!

“这次集体抗议行动在党史、军史上是最严重的一次群众性的抗争，共有三个队四百多人一起行动。党中央似乎料到我们会反叛，在布置斗争大会前夕，就收缴了我们身上的枪，若不是他们预见到这一点，说不定发生更严重火拚事件，使罗瑞卿、凯丰和张闻天下不来台。他们不得不用野蛮的镇压平息这场抗议运动，我被关进监狱，这里的总务科长也被关过，同时被抓进去有一百多人。许士友、王建安和何畏也关进牢监（何系四方面军红九军军长，曾任红军大学副校长，身上有十一处枪伤。许士友后改名许世友）。我关了两个多月才放出来，我是做了组织结论，只给了个党纪处分。这里好多同志还没作结论，应该说，不做结论比做了结论的，日子还要难过、小兄弟，这些知识也许对你有用处。”

我在伙房的仓库里，结识了四川大师傅，是安吴堡时期的—大收获，他告诉了我闻所未闻的党的残酷斗争的场景和真实情况。是的，今晚他所讲的一切，对我来说将是受用不尽的，同时也教导我，对突然袭来的所谓阶级斗争所持的态度，学习如何保卫自己。

凭着哈师傅所讲述的故事，我还有意向“金旷”的纵深，开挖下去，我认为：与官修的历史不尽相同的稗官野史，它的价值比官修的历史更有益、更可信。为了这个目的，我还得向张大姐求教，请她讲述在什么情况下西路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惨败?这件事她轻易不给外人谈，她发现我已经知道—些内情，她才愿意打开话匣子。

张大姐这样回答道：“你这个问题，也使我一直想弄个明白，但至今我还是在五里雾中。因为我们的党是永远正确的党，我们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八路军，所以探讨西路军为啥一败涂地就是不适宜的，甚至是犯忌的。只有你保证不往外传布的条件下，或许可以提出个疑问供你思索。

“西路军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一线，与马步芳军决一死战。打这一仗的时间就有问题，当时西安事变发生了，至一九三七年一月，周恩来已经与蒋介石的代表开始洽谈国共合作。蒋介石都愿意和谈，在全国范围内双方基本上巳实行了停战，为什么跟回族地方军阀非得拚个你死我活，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判或主动脱离危险地带呢?如果说刘子丹带兵到山西，是为了开赴前线打鬼子，这还说得过去；而西路军过黄河却是开辟宁夏甘肃一带，那里离抗日前线更远，无论从对外、对内、对八路军本身，都是师出无名的一场糊涂之战，盲动之战。西路军惨遭歼灭的日程，是在西安事变后两个月，如：高台之战的被围歼，董振堂的红五军全军覆没，董军长被害是在—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我带领的妇女战斗团全部被歼是在二月二十七日，这一天也就是我跟仲廉、万荣一同被俘的日子。

“这是‘天时’上的大失算，那么从‘地利’上面来检讨：中央军委指示将四方面军主力的大部改编为‘西路军’，这个名称就起得很怪，用方向性的字眼给部队命名，中外古今的军事家没一人这样愚笨的。既然预先定死了是向西的，这就限制了这个部队的机动性与灵活性，一旦战略上需要东征呢?我军公开打出西进的旗号，等于向敌方报告了军事秘密并指出该军的去向，这不是主动暴露目标自己找挨打吗?四方面军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样的改名是不理解的，甚至怀疑用心不良者，我知道知识分子对‘正名’问题是很敏感的，我把这个情绪跟昌浩讲了，他却怒气冲天地指叱我：千万不要乱讲!这样就压下了我肚里还有另一条看法：只要回顾一下去年夏天党中央和张主席之间有过—场论争：张要南下，毛要四方面军北上，最后张听从朱德的意见，同意服从，中央军委统一部署，这一论争早就结束了。现在毛回赠张国焘一个‘西路军’的招牌命你不得向南，不得向北，偏偏叫往西!这中间是不是含有赌气和惩罚的味道?要不然，红军一、二方面军为何不改名东路军或北路军呢?

上述这个意见只好烂在肚子里，今天是头一次向你泄漏。

“至于‘西路军’被指定安身立命的是—块什么地方呢?

“中央军委确定西赂军建立根据地的永昌、平凉地带，也就是唐诗人所作的那首脍炙人口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地方（凉州词，王翰作），一千八百年后西路军两万多人应了‘红军征战几人回?’他的诗句果然成了谶语。我们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那里正是唐诗里所说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弧城万仞山’（涼州词，王之涣作），背靠黄河，前边是一片沙漠，中间一条狭长的弄堂，古代还可以栽活杨柳，我们去的时代只生长茅草和乔麦，弄堂的尽头便是孤城平涼。涼州，确是名符其实，极目望去，浩浩平、沙无垠，复不见人，完全是一片凄凉与荒凉景象。我们行军几十里难得碰到几个当地人，偶而来到一个大一点的村落，也住不下一个连队的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叫做人民战争，一切依靠群众，但这里却是‘群而无众’（军中戏语）。过去四方面军在安徽、四川打天下，无往而不利，就因为那里是人口稠密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容易吸引贫苦农民。河西走廊的安西、永昌、凉州一带，找不出一家身上有油水可打的富户，村子里有两匹至三匹马的就算是混得好的老财。没有土豪，军队征不着口粮，更没物资可分给贫雇农。在这么个鬼地方，我军的十八般武艺都施展不开，如通讯情报，群众的掩护后勤补给，征兵征民工等等，这就注定了西路军不但完不成中央交给的任务，而且非失败不可。这里的地理条件还有想象不到的恶劣，这里既没烧柴，又弄不到饮水，老百姓饮水要远走十几里路挑回一小桶，行军中的部队中途烧一锅稀汤都很困难、天寒地冻，棉衣无着，又是一层无法克服的困难。

“天时、地利我讲过了，第三个要素：‘人和’又怎样呢?‘人和’的涵义，包括军队内部的团结，军民和党政上下的协同一致。说来令人伤心，西路军偏偏是一国之主、一家之长的不忠不孝的眼中钉。实因去年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在四川抚边会师后张国寿犯了闹独立的另立中央的错误（他提出了充实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几个新委员名单）。这就种下了军内不和，上下级不和，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不和。毛信不过张国焘的不和是总根子。毛对四方面军的一系列反常现象都从这里生发出来：首先，剥夺了张的军权，并组织四方面军的官兵批斗张，改编四方面军为西路军，指令开入甘肃、宁夏的不毛之地去自力更生，把害群之马（毛泽东评价四方面军与张国焘所用的成语）调离本部（指陕北中央所在地）越远越好。”

张琴秋谈到这里，还引用了一个典故：“毛是按照赵匡胤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的排他性原则将西路军部署在永昌与凉州一线的。”（按：徐向前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中对此也曾含蓄地谈到：“……据此，河东主力红军（指四方面军）开始进行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见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初版《历史的回顾》五一九页〕如此重大变动都不让军事长官知道，最高决策者一定有难言之隐。“近几年”指文革结束后徐向前写《历史的回顾》时，即开始批评毛泽东的时期。）

张大姐又说：“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的条件都是恶劣的，这就决定了这场战争彻底的失败，牺牲了两万多生命的重大代价，如果没有上面人为的误导，如今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就不止是一个十八集团车，应该有两个集团军了。也许，人为的误导，即人不和，乃是其中最主要的消极因素。

“当我们踏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饥寒交迫的无望的绝境中，我们政治工作者总是用画饼充饥的麻痹自己的一句空话鼓励士气，说什么‘我们的任务是打通国际路线，苏联老大哥早就为你们准备下充足的军事物资，就看你们有没有本事拿到手!’这句颇为诱人的话几乎成了政治思想工作者的口头禅。说得滥了下面就起反感，说它不过是卖狗皮膏药胡弄人，而我那个可怜的孩子呀。他睡里梦里还是念念不忘那个‘远方的援助’咧。（按：‘孩子’指陈昌浩，这是琴秋对其丈夫的昵称，盖因昌浩的年龄比她小两三岁，昌浩进入鄂豫皖苏区时，又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省委书记的缘故。）

“当我从南京反省院放出来以后，我接触到西路车幸存的同志，也看到了党中央的内部文件，都把西路军这次惨败的责任推在张国焘和陈昌浩头上。如果我不是政委的妻子，我真要为昌浩叫屈，此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拿他来作为造成西路军败北的罪魁祸首，实实在在是找错了靶子。比如说，使西路军主力损失最惨的就是这个倪家营子战役。我跟吴仲廉、陶万荣也在这个战役中被俘，中央军委下令我军重新进入倪家营子一线，徐总早就指出：这是万万去不得的老鼠夹子，我们进去了就怕出不来了。昌浩不懂打仗，也未上过一天军事学校，他完全是书生，当然也只有听徐总的。昌浩在接到中央军委头一道金牌，私下跟我讲了徐总的战略眼光，是赞同他的意见。忽然昌浩又改变了主意，在一个会议上说徐总的说法又不对了，必须听从中央军委的指示，原来中央军委又来了第二道金牌，又催促西路军迅速开进倪家营子。陈是西路军政委，政委的尚方宝剑就是毛泽东的指令。（按：政委的权力比同级的军事长官大，就为的体现‘党领导枪’的原则，这样，政委的最高任务就是绝对服从党中央的指示，即使损兵折将也在所不惜，解放后全民企业照搬军队的一套，称作‘党委负责制’，企业的党委书记的权力比厂长大，即学的军队的领导体制。这就种下了‘外行领导内行’的祸根。）如不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岂不重蹈张主席闹独立之覆辙?这样，徐总就得乖乖地跟随政委陈昌浩硬着头皮走入自取灭亡的陷阱。这正如民间谚语说的：明知山有虎、偏向山里行。勇气是足的，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也做到了，可是我们的五千生力军一下子从地球上抹去了!听说批斗会上给昌浩扣的帽子是张国焘的走狗，我以为还不如给他戴毛泽东的走狗的帽子更合适。

“作为昌洁的妻子，我不能为他辩护，辩护也没有人听得进去，我只能把双重的痛苦埋在心底里。这时，我却祝愿昌洁早点成了死鬼，祝愿千万不要活着回来，如果他活着归来呢，他将面对的是一片咒骂声，迟早会在人们的诅咒中死亡!”

说到这里，张大姐心如刀割，不禁泪下如雨了：

这时我发觉自己的卤莽引起她如此创巨痛深的悲戚，我自己也从心头透出西北高原塞外刮来的那种阴冷和凄凉，眼前只看到一片模糊!（参看附录二：《西路军覆灭秘史》，王若望，原载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号）

 

 

 

第三部　　　　　长安烟云

 

一  一张表格定终身

 

安吴堡青训班的组织处长史洛支同志忽然找我，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跟我谈话。一般共产党员对组织处是陌生的，他那里找着你了，大多是不大愉快的事情，因为组织处“也就是人事部门，又称干部科、人事科”掌握“政审”的大权，在审查中发现什么问题才找到你。

这一回找我谈话，是这样的内容：

“中央交给你去干一项光荣的重要的任务，指名要调你去西安从事职工运动，　因为你是上海来的工人，曾一度做过青年团的地下工作，这方面你是有经验的，我们同意把你调往西安。对同学们你就说调往国民党大后方工作，别的就不必说明了。”

既然是党中央指名要我去，又是完成重要的光荣的任务，我只有服从组织分配，当场表示愿意前往。不过史洛文同志难得找我谈一次话，还是令人不愉快的，只因我与徐春来正在热恋中，如果只是调我一个人去，可能会演出始乱终弃的悲剧，我舍不得离开她，从道德上讲也不应抛开她。不过我们之间如漆如胶的关系，尚未公开化，除了张大姐和仲廉知道，还没有得到组织处的承认，组织处代表党，只要史洛文认可了，我们的婚姻就算是合法的了。

史洛文见我踌躇不决言语支吾，便关切地问道：“你去干这份工作，还需要作什么准备，或是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跟我提出来，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受了他的鼓励，我想，我提出与春来结成一个对子同往西安，这时候不提出来，更待何时!我也考虑过春来一心要去延安，如若去不成，她那种性格会不会闹僵呢?但我想到，只要组织出面分派她的工作，从中撮合，她是不会抗拒的。

我就把春来与我的关系，向史洛文同志摊派了，并且提出，从事地下秘密工作，成双成对的夫妻一同前住最佳。诸位有所不知，为个人福利去开路架桥，本人的善于辞令是绰绰有余的。

史洛文不但没批评我的腐化堕落，看来，他跟张琴秋一样开通，反而说了赞赏的话：“好哇，你这个建议是积极的，我们会加以考虑。不过多出一个人来，我得跟那边的组织上说明在先，大概没啥问题。”

我从组织处出来，满面风光地奔向春来那里，告诉她：我们将以正式夫妻的名义调去西安工作。她喜出望外，看作是特大好消息，并向我宣誓般亲亲热热地说：“我一定做贤妻良母，做你的得力助手，好好把那里的工作开展起来。从此我们相好，再也用不着偷鸡摸狗式的打俺护了。”她的开心、得意，那兴致大大超过了她的男人。

五分钟以后，我又来到张大姐处，报告她我将调离青训班的消息，当然也讲了我将带春来一同去做青年工人的工作。她热烈地向我祝贺，并告诉我，她在“上海大学”时期，组织上就派她到杨树浦一带的纱厂去做女工工作，后来从苏联回国以后，又在老地方领导工厂支部。对那里的一段革命经历，她现在还是非常怀念咧。

我虽则关照过春来，这事儿先不要跟外人谈，只因上级本是调我一个，如今超过编制，还得与要人的单位商量了再说。春来哪里沉得住气?先和她从平津一同来的小姐妹讲开了，她还告诉了我的协理员苏迅，惹得她蒙头低泣，连饭也吃不进，大概春来是用一种胜利者的语气去招惹她。为了出发到国统区，春来便悄悄地积极地做起准备工作。准备些什么已不复记忆，只知道若是去前线或是去延安，准备的东西完全不同：不过还记得一点，她开列了一张购物单给我过目，是计划到了西安组织小家庭，应该置办的必需的炊具。

又过了一天，史洛支把我找了去，说：对方听说徐春来是非党员，一块做地下工作不适宜，史在电话里告知对方，徐春来是王若望的配偶，目前还不是党员，到了你们那里还是可以成为党员的。对方听着也是个理，就说：那么先看看她的当案再说。

    档案的来回传递延误了四五天，在这几天中我的日子可不好过，我见了春来不敢把对方的挑剔告诉她，生怕损害她的积极性和自尊心。我一下变得有点儿垂头丧气，心里只是抱怨五大队的协理员没有抓紧早日吸收春来人党。

在中共治下，每个干部和学员都有一份档案袋如影之随形，终身紧跟本人直至死亡。刚入学的小姑娘在档案袋里只有薄薄的一张表格，随着岁月的增长，档案袋渐渐的膨胀起来。

春来不是党员已经使我够尴尬了，它是头一道不祥的预兆；谁能料到问题就出在春来的那张薄薄的表格上，这是第二道相当于死刑的判决。

    史洛支斩钉截铁地否决了我的要求，说对方不能接受这样的阶级异己分子云云。我急得头上冒冷汗，哭丧着脸要求组织处长说明：凭什么称她是阶级异己分子?史起初不肯说出底细，他看着我痛苦到极点，最后才把那张该死的表格掷给我看。

    原来徐春来填写她父亲徐某，任英国卜内门化肥公司的天津代理行经理，她幼稚而愚蠢，在填写父亲的阶级成分栏中写了“买办”二字，她肯定没读过经济学或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还以为天津的乡亲和生意人尊称她爸爸是“买办”，她还觉着满光彩呢!

    史洛文以怜悯和同情的语言给我做政治思想工作：“你在恋爱问题上不慎重，就忘了你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了，这是年轻人通病。我弄不懂，在八队上，有多少‘民先’的年轻姑娘你看不中，为什么偏偏看上这个买办的女儿?（他一面轻蔑地用手指弹一下桌上的那份档案。）这就是你的阶级意识不够坚定的表现吧。你为了离开她表现出很痛苦，舍不得的样子，是完全不必要的嘛，应该说，是党组织及早把你从阶级异己分子的失足里挽救了你，正好藉此机会与她脱离接触，不致于陷得更深，耽误了你的前程，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最后还添加了几句无限上纲的话：“这也许不是你主动的选择，是她主动追求你吧，如果是这样，这中间就有一个敌对阶级企图腐蚀我们干部队伍的可能性，不能不警惕呀!”

    我连忙声明：“不，是我追求她，不是她看中我。”

    当时，我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想作最后的补救和挣扎，我说：“这是她的年幼无知，这上面填‘买办’当然是不好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是实行统一战线吗?连军阀邓宝珊的女儿都进延安的陕北公学咧，她找个对象总不能说是腐蚀我们的干部吧!”（按：邓宝珊的女儿还是陕公少年俱乐部的成员，故而引她为例。）

    我的质问反而激起史洛文的批评提高了一个等级，说话里的同情也消失了，他说：“你在讲坛上还讲了政治经济学，难道不知道买办是中国革命的头号敌人?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完全是为虎作伥的帝国主义走狗，他们比军阀、官僚资本还要坏，邓宝珊可以抗日，买办不会抗日，再说，邓宝珊的女儿可以进我们的陕公，这里还有杨虎城的女儿，我们并不歧视她们，至于参加我们的党，那就有更高的要求，不能讲统一战线……”

    若是在五十年后，我尽可以反驳他：所谓买办，岂不就是“三资企业”（按：中外合资、外国独资、台湾商人投资，统称“三资企业”或来料加工企业）的老板吗?即使她爸爸是经济上的“买办”，总不能从祖先血统论给她定性呀!可怜我跟史洛文在那个时代都没有这样的水平，组织处长正颜厉色讲得振振有辞，而挨批的经济学教授则把它看作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忠顺地照单全收。

只有一点我还有保留，他说组织上挽救了我，对此我毫无感恩戴德之意，我觉着党组织又一次断送了我们的美满姻缘，另一次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熊大姐就把我跟吴庆华拆散在两下里，离此时还不满一个月。接踵而来的悲剧，虽然其性质不尽相同，为什么让我一个人摊着呢?似乎到处都有熊大姐的化身，不约而同地执行张琴秋听说的“恋爱与革命非冲突不可”的人生哲学呢。

    最叫我尴尬的是，我怎么对春来开口呢?她正处于幸福的幻想的顶峰，她那精巧的身躯已经容不下爱情的浓度和烈度，早就散射到八十里外的长安了。

    现在，我又重复了接到庆华来信以后的肝肠欲裂的煎熬，更令我难堪的是：这个可爱的女子就在我的身边，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以后，只有下决心斩断情丝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才能愉快地走上新工作岗位。做出这一负心汉的决定，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也许春来永远不会理解我的痛苦和煎熬，实因这个姑娘太可爱了，太会体贴人，又是非常聪明，能看英文古典文艺作品，她以前从没有跟我讲过她的家庭背景，我对别人的阶级出身，向来也不大在意（大概这就是我的阶级意识不坚强了）。只是看到了那份档案，我才知道她有这么一个杀千刀的爸爸。史洛文责备我：你为什么不挑选别的女子，偏偏爱上了个买办之女呢?这个问题问得蹊跷，我倒要问春来，你可以填写三百六十行里的任何一行，为啥你父亲偏要挑选这个害苦了子女的古怪行当呢?

    我不能给她过热的头脑泼冷水，这么做未免太残忍了，我只能说假话隐瞒真相，就好比自己的亲人患了不治之症的癌，不得不隐瞒实情一样，用别的什么理由搪塞，先在爱情上稳住她，让她保持藕断丝连的希望，免得她寻短见；像她这样要强的刚烈的性格，就像《红楼梦》里的尤三姐，在陷入绝望和耻辱的境地，说不定会走上结束自己的不到二十岁青春的生命，那时，她的情人将成为她的屠夫了。

    在她跟前，我是这样说了假话：“上级的意思，先让我一个去，等工作接上头，生活安排有个头绪，然后你再去。我们的小家庭还是要建立的，只是稍为晚一点；而你留下来，也好把入党问题办妥了。这样不是更好吗?”

    这样说的时侯，我竭力维持心平气和，热情满怀，一点不露声色的样子，没想到这个乖巧的姑娘，还是找到了我的破绽!首先是我的外形变得面色苍白，嘴唇在微微震颤，神态是灰心丧气的，她从我最后讲的“解决入党”问题，闻出了非同寻常的异味，预感到不祥的根由就在这个问题上。她的判断八九不离十，顶关键的“档案袋”问题，她可猜不到。这时，我只得顺水推舟地承认因不是党员去西安是有点麻烦，我退一步，让她在第一道不祥的判决前面止步，让她继续保留对爱情的最美丽的幻想。（心里的真实的自我却抗议我的骗人的鬼话：你这辈子休想入党了，因为你的档案袋早就把你打入另册，属于“薄命司”里的阶级异己分子这一档了。）为着掩饰我的虚假，我开始拥抱她，吻她，又向她求欢：…… 都是为了表明我永远爱她，谁知她马上感觉出我的勉强，做作，这个丫头可厉害，我有一点异样她都会觉察出来。她同样在试探，同样抗拒、挣扎。她从我的眼光里似乎看出了我的虚伪。

    我是一个人孤苦伶仃踏上去西安的征途，春来在送别时跟我讲了两句悄悄话：“我保证你去西安，不会带走这里的一个虱子和一个虫卵，到了那边，你要勤换衣裳呀!等你安排停当，马上给我来封信，我的入党问题看来不那么容易，听说你那个协理员在从中作梗。”

    我身上穿的是她的卫生衣，今日离开她是永别还是短暂的离别，前途末卜。分手的时候她没哭，我的假话她还是相信的；我则欲哭无泪，是充满着忧伤离开安吴堡的。

 

二  开拓新天地

    我来到西安，先安置在北大街平民坊五号住下。

    这是西北青年救国会公开的办事处（以下简称“西青救”）。办公处附设《青年战线》半月刊编辑部，湖南人刘光是西青救西安分会的负责人，又兼《青年战线》主编；这幢公馆房子，在后院有一幢二层楼，住着宣侠父同志一家，他是浙江上虞人，与冯玉祥私交甚笃，宣是一九二七年入党的老革命，我党争取冯的部下与红军连手抗日，宣侠父同志周旋其间，与有力焉。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与宣是同乡又是同学，私交尚好，我党借重他与国民党开展统战工作。国民党军委会任命宣侠父为我军的少将参议，按少将的待遇，西安行营拨付平民坊五号作为宣的公馆，青救会只是依仗少将参议的余荫，占了前面的客厅和后面楼房的底层作为西安办事处。

    我在宣公馆的底层添了一张行军床，在这儿安顿了两天，在这无事可做的日子里，我的灵魂依然留在安吴堡，留在春来的身边。一想起我将永远离开地，想起在临行前由我设下的骗局，我又是悔恨，更多的是心疼。得不到的爱情特别令人怀念，她的美貌，她的一颦一笑，她的每一句温情话，俏皮话，又一幕幕活生生地重现在眼前，越是追思越觉得她可爱，越觉得丢开她太狠心太遗憾了。我在这痛苦的失落里煎煞了两天，可一点不曾想过往后的工作怎样做。

    第三天才有一位自己介绍名叫惠子俊的同志来找我，他提议一同到外面小茶馆里谈谈。

我跟着他出去，一路上他轻轻地说：

    “我是西安工委的书记，小型是陕西省委把你介绍过来的。欢迎你一同参加我们的工作。”

    我们在一个小茶馆就坐，马上使我想起当年我跟小周进入浦东一家茶馆而被捕的往事，不免有点儿余悸。他让我看了省委给他的组织介绍信，上面只有一句话：王若望可参加西安工委任青工委员。我看了，他便把那张字条派了卷香烟纸用场，化为青烟吞下。

    在饮茶期间，他跟我讲了如下的内容：

    “‘工委’不久前成立，连你在内，我们有了三位同志了，原来在几个产业里有少许几个党员的，由我负责跟他们联系。你目下先住在西青救那里，交给你的工作是西安几个大厂，那里是我党组织的空白区，需要你去开拓和播种。党中央认为：如果这个时候不在有限的现代化产业中吸收无产阶级先锋队入党，那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可见得这项任务是非常重要的。”

    我问道：“能不能在这些企业里找到熟人?通过他们开展工作要方便得多。”

    他回说没有，只因我们过去对工厂太生疏，太不重视了，所以说这是我党最大的弱点，现在只有指望你去打开局面，白手起家了。他往下讲了千人以上的工厂在西安很少，只有一家大华纱厂，里头有三千人；另外还有陇海路西安机厂和车务段，加起来不到一千人，不过自从日本兵侵略华东，陇海东段的铁路工人一部分向洛阳、西安撤退，到西安机厂已有好几百人了。我看你就选择这两个单位作重点，从青年工人中物色进步的人慢慢开展起来，今后就由我跟你联系，碰到困难我们一同研究解决。我想，你先在宣侠父公馆里住下来，对外的身分就作为西青救的人，进工厂做工作，就采取秘密工作方式，单线发展，个别联系，不张扬不外露，发展新同志，不要太高的要求，只要有坚决抗日的思想，认识八路军和共产党是革命的，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就可以了……

    陕西省委似乎给我出了一个难题，那里既没有任何线索，我又没有亲朋戚友，要我在那茫茫的三班倒的人海中，去寻找，去播种革命的种子，我只有怀着冒险的侥幸心理去碰碰运气看。

    我先来到大华纱厂的外层考察，沿着厂区的围墙外巡视一番。从外望去，这个厂占地不小，从纱厂至织布厂，应有尽有，只听得围墙里嘶闹声，热气释放喷射声等等不绝于耳。大门外熙熙攘攘的人群，厂门口左右两厢排着各式小吃点心摊，不设岗亭，只有门警在入口处检查行人。

    进厂的人交出各人的水牌挂在写有职工名字的大黑板上。大黑板共有三块，大概是日夜三班分开挂的，这种办法我在上海的纱厂门口也看到过。不过这儿的办法比较原始，上海的纱厂工人进厂门不用交出自己的名牌，只要报个号头把黑板上的水牌翻个个儿就算报到了。

假如我要混进厂里去，这里就有空子可钻，只须用竹片仿做一个写有名字的水牌，门警是认牌不认人的。

    在厂门口我停留了较长的时间，我发现在饭摊上用餐的全是厂里的男女工人，我栖身其间，不惹人注意，这里也许是个容易接触工人的好地方。

    第二天我又来到大华纱厂的门口，去的时候选择在中班上班的下午两点光景；只是所有的饮摊都挤满了人，挤不上的就站着，端着碗大嚼，他们都是赶来上中班的?接着做完早班的也有在饮食摊上吃东西的，他们一副疲劳困顿的面色，头上衣领里沾满了飞絮，在饭摊上塞饱肚皮比较从容。我看准了一个男工坐在那里吃光面，我也叫了一碗光面挨着他坐下，一边吃，一边寻话跟他搭讪。这人不介意地瞄我一眼，说：“你不像是我们此地人。”是我的南方口音引起他的主意，我马上说：“是的，我是从上海逃亡来的工人，只因日本人打进了上海，工厂也关了门，我才来到西安。” 

    吃着面条的工人关切地问道：“那么，到大华厂来做甚呢?”

    “想找个活儿干干，先混口饭吃。”我接着说：“不知道这个厂是不是用人?我可是个熟练工，做什么都行。”

    他嘴里有食，向我摇摇头表示不行的意思，过后说：

    “小兄弟，这一阵厂里不用人，真要用，我也说不上话。”

    他是很同情我的，忙不叠的把最后的东西吃下肚，说了一句：“到别处去吧，这儿可不易寻着饭碗吧。”此人就匆勺走开了，我本想请教他尊姓大名，都没来得及。

    纱厂里女工特多，我留下来，又坐在另一个饭摊上，与一个年纪不到二十的青年女工搭上话，我主动地介绍自己从上海逃难到西安的故事，她可怜我，便放了两毫银角子在案桌上，说：“你赶快回家，不回家干啥?你要做叫化子，我只能供你饱一顿吐皮。……”我把钱还她，谢谢她的好心，还想声明两句，我的南方话她听不明白，她吃罢点心就往厂门里走，我跟在地后头说：

    “你明日什么时候下班呢?我一定在这儿等你好吗?”

    这两句话她倒听懂了，不屑理睬似的回头给我一双“白眼”看，大概还夹杂一句陕西的骂人话，我没听清，却羞得我满面通江，怏怏而返。

    由于语言的隔阂，这个陌生的姑娘对我连连发生误会，起初她把我当是乞丐了，给我一枚银角子，作为给乞丐的一种施舍，接着，她又误会了我相约在门口等她是追求她咧!结果是赏了我一句骂!

    今天首次出击，可以说一无所获。我百无聊赖地横躺在宣公馆的单人床上层唉声叹气，回想当年在杨浦区做纱厂地下工作，开头也是在外白渡桥堍的“无产阶级大饭店”跟海员结交朋友，同样碰了钉子，只因街头小吃摊上吃客们流动性太大。今天我的失败，还由于求胜心切，人家刚刚对自己有了好感，就想跟她拉上关系，吊牢不放。何况对方是刚从农村来的姑娘，封建束缚还是原封未动呢!这里的女郎不像上海女工那么开通。

   我又研究了这两毛银角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得来昀，全仗我临时编造的那个从上海流亡到西安的故事，颇能打动人心，这是我的得意杰作，我何不进入文艺构思程序，顺便给这个故事添枝加叶，编得更哀婉凄恻呢?对照自己，像我这样瘦小，嘴里带有南方口音，以及我的服装落魄样子，不必化装，演这个悲剧角色是最合适不过了。

    第二天一早我又来到大华纱厂大门外，这时放工的回声还没拉，各个饭摊都在紧张地进行迎战的准备。根据昨天的经验：进厂的工人是分秒必争，下班的工人比较从容疲塌，如在上班工人中找人交谈，肯定不会成功；我所要的对象只有在下班工人中找，于是，我也摆出了迎战的一级战备，期盼着长笛般的回声在空气中轰鸣。

    有意识地选了个适中的座位，何谓“适中”?即我居中坐的条凳两头皆可坐人（这是为了扩大接触面）。当放工号角终于响起，厂门口的下班工人像潮水般挤着出来，我先占着个有利的位置，女工们却避开我，来作客的是青年男工。我先找着旁边的一位搭话，要他代我打听一个人，她是我的姐姐；这样开头，就有想象不到的吸引力，对方停止了吞食，急切地问我姐姐做的什么班?这时，我便含着泪水讲述我是如何从上海炮火下逃难出来的故事，我讲我跟姐姐一同来西安，她在这里有小姐妹，听她说在大华纱厂做，我们坐的火车，全是难民，越往西越是挤得不得了，到了站却寻不着我姐姐了。……

    我讲得很激动，连坐在对面一排的工人也在关注我和我的姐姐的命运，一下子涌现出那么多热心人，他们同声地问姐姐的小姐妹叫什么名字，当我回说不知道，他们都乐意为寻到我姐姐的下落而奔走。由于我编造的故事害得他们无心吃饭了。他们都愿意告知我自己的名字，班次和居住地点。以便我今后去找他，我说我是个流浪者，尚无一定地点，其中还有一位工友提议让我先在他家中安顿几天，并安慰我道：你不要急，总会找着的。

    这一次的出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在小吃摊上扮演的悲剧主角，目的是赚得工人们的同情，慷慨地告诉我他们的名字，班次和住处，往下就可以凭借这些扶梯，更上一层楼，在群众中物色先进分子。

    我弄到至少四个工人的地点和姓名，回到“西青救”显得很满意，有了上次的失败，才有今日的收获。昨天编造的故事，把主题归结到厂里寻找个饭碗，这是给对方出了个力不胜任的难题，故很快被反弹出来。今天我把故事的主题改成寻找失散的亲人，这是对方乐意做而且颇有成功希望的义举，不一定在社会主义下，任何时代这样的雷锋到处都有。何况我的现身说法，负载着阶级情谊和民族的劫难，这个故事本身等于是对听众的爱国主义和阶级意识的一次测验。

    我放弃了做块竹牌混进厂里去的途径，宁愿采取戏剧性的表演去“感动上帝”（按：这是毛著《愚公移山》中的名言），不妨说是钻了人性之弱点的空子，而没有去钻厂规厂法的空子。古代的哲人孟子有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个故事能激起人们的恻隐之心，也就是对弱者或不幸者的人道主义救人于难的崇高的感情。

    在四、五个工友提供的地址中，有一人住在厂里建的单身工房里。我首先挑选张自强这个同志，就为了他住的地方是大华厂工人集中之地，住单身工房的大半没有成家，这就是更便于鼓动他们参加革命的优先条件。往后我就以打听姐姐下落的口实上门找他，他还是很认真地讲了他如何寻访我的莫须有姐姐的活动。我心里倒责备自己不该让他上当受骗，便轻描淡写地说：“不好找那就算了。我已经写信给上海家里，去问个明白了。”（其实这句话又是扯谎，当时西安寄日本占领区的信件邮路也断了。）

    来西安的第二个星期，工委书记惠子俊来找我，我把我如何发现一条线索汇报了，讲的时候不免眉飞色舞的样子。他肯定了我寻觅群众中的进步分子的路子是对的，当时他说的一句原话：“不妨沿着这口深井钻下去……”他是用的艺术语言，也用了个钻空子的“钻”字，正好与我上述“钻人性的弱点的空子”暗合，所以至今不忘。

    我对惠子俊初步的印象，他很稳重，不苟言笑，听我的汇报时表情冷静严肃，既没一句表扬的话，也没一句批评的话，对我还是很尊重的。我几次想提出是不是可以把安吴堡的徐春来调到西安，跟我一起做女工工作，但犹豫再三，还是没勇气向他提出来。

也许我编的故事太逼真了，引得惠子俊也以为我真有个姐姐在西安咧，当我说穿是临时凑合的，他惊异地问道：

    “这个故事亏你编得出!”这是他难得的一句嘉奖话。

    我说：“这可不是我个人的创作，我是受了《放下你的鞭子》话剧的影响（按：此系广场剧，作者崔嵬。我在南京火车站前的广场上看过此剧的演出），这个戏是以假当真，我是以假充真。”

 

三  两次重要的会见

    几天以后，老惠又来平民坊找我，说是要带我去“八办”（八路军办事处的简称）见一位中央同志。我跟他步行至七贤庄，经过挂有“八路”袖章的门卫，来到后院客厅。老惠走向厢屋，请出一位戴眼镜的老者，惠子俊把他介绍给我：“这就是林老，林伯渠同志。”林老请我坐下，他问了我的年龄，在上海什么工厂做工的等等，然后对我说：

    “你这个担子不轻呀，要在西安的产业工人中发展组织，这是摆在我党日程上的重要工作，我们手头没有现代化工业，有一点只是手工生产的小兵工厂，大城市的工业现在又被日寇占去了，因此，西安这个地方，有三四家现代工厂，就是国家之宝，抗战之宝，对我们来说，这是近代无产阶级生长的基础……”他从宏观方面，把它的重要性提得很高很高，然后讲到在产业工人中进行工作，比上海搞地下活动的情况不同了，现在是国共合作，要善于利用统一战线扩大我们的力量，利用合法掩护和保存我们的组织，将来还要学会议会斗争。

    林老在言谈中，认为对这一项极重要的工作，现在只投入一名乳臭未干的小青年去开辟工作，主观力量还是单薄了，跟不上形势的需要。

    他倒不是对我本人瞧不起，而是对陕西省委整个战略部署而言，前边一段话似乎也是讲给惠子俊听的，我感觉到老前辈似乎对单枪匹马的后生小子如何当此重任，不大相信，也在情理之中，我倒没觉着难为情，感到紧张和窘迫的是工委书记。

    惠子俊面有难色，带着辩解的语气说，省委在秘密时期，一贯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学生和农民上面，不注意在本阶级里建立自己的队伍，党中央提醒我们，就感到缺乏从事工运的干部。思想上解决了，并不等于组织路线落实了，我们好容易从安吴青训班发现了这位小王，还是通过中央组织部才把他调得来。你别看他是小鬼，过去他在上海曾做过纱厂工人工作。他新来乍到，这里的工厂，我们一点线索也没有，只有指望他学习老母鸡，不久便生下蛋，蛋再生鸡……这样来打开局面。（我以为他会将我在大华厂门口的一幕向他报告，他可没讲，足证老惠的稳健。）

惠子俊接着就向林老提出，希望中央组织部再派几位做群众工作的得力干部。林老说：这次我从延安来（按：他被委以“八办”主任之职），富春同志关照我，要我顺便过问一下这儿的建立工厂党支部的工作，并委托我，尽量输送青年工人，去延安或是青训班学习。

    林老亲切地询问我：“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向我说，我们一定帮助解决。”

    当我步行到七贤庄的途中，我就设想如有机会我将正式提出一条极重要的要求。如今，在我面前坐的是中央的负责同志，他又受了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的委托，我个人的要求此刻不提，更待何时?

    我说：“我去的工厂，大多是女工，像我这样，在那儿进行工作有许多下便，为了加强女工工作……”

    往下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将我的那一口子调来一处，估计党中央不会计较她有一个不合规格的父亲吧。

    谁知林老没等我把话讲完，便郑重地插话，对惠子俊说：“他这个意见很好，你们工委还缺一个女工委员，是不是?我倒想到有一个张大姐，让她兼管女工工作。她身患慢性病，住在我们这里看病，她过去在上海工厂区干过长期的工人工作，她自己从小就做厂的。”

    他对女工工作的过分热心，却把我心里的一片热情和希望冲得冰凉。当老惠同意林老的建议，回到省委转告，我对自己原来的设想，变得毫无信心，不过最后还是怯懦地提出了要求把徐春来调至西安的要求。林老可没有问我的对象什么成分，甚至连她是否是党员也没查究，他对老惠说：“这事情应该由你们去解决。”老惠压根儿不知道我在安吴堡已经结婚了。他当场答应去办。

    林伯渠又把“八办”的办公室主任叫来，介绍给我，一看此人就是在南京金陵饭店三楼，她跟张琴秋、仲廉一起唱《满江红》的女同志，现在经介绍，我才知道她姓熊。这时我的神经忽然被飞来的蜂刺了一下，难道她不就是阻止吴庆华到延安去的那位熊大姐吗?每天不知有多少投奔革命的青年男女从她眼里经过，吴庆华是男是女她也不会记得，而我至今却是耿耿于怀，仍然把她看成是对头冤家。

林伯渠为什么特地把我介绍给熊大姐呢?林老的这份热心和细心实在使我感动。他关照办公室主任替我办一张自由出入“八办”的通行证，又要我书写自己的签名存在熊处，往后凡我介绍西安的工人去延安学习，只须对照我的签名就可以了。林老还嘱咐她，要是他公出不在西安，小王有事找“八办”，由熊主任全权受理，帮助解决。

    林老又给办公室主任下达这样的指令：

    他在安吴堡还有个妻子，你通知那边把她调来西安。

    熊大姐很认真地把这件事记入她的记事本里，便很热心地问我她叫什么名字，按说，我本该主动地欣喜地告知徐春来的名字，当时有一种复杂的又是十分矛盾的考虑竟使我没勇气讲出她的名字来，却用一句话搪塞道：

    “等她快毕业的时候，我再来找你。”

    林老完全不知道我跟办公室主任发生过什么纠葛，他本来已交托了老惠，现在又下指令给办公室主任，实是他老人家对我的爱护备至，如果他把此事，以林老自己的名义，向中组部富春同志提出来，这件美事八成会成功。换了个惠子俊通过省委去办，成功的希望不是没有。偏偏最后落实在熊大姐手中，这就难逃“死亡婚姻”的前途。我当面见到她心里更发怵：此人是个无情的“死亡婚姻”的缔造者，她或许知道前不久有个姑娘自称是跟王若望私订终身的，她可能把这两件事串连起来，不但不会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会谴责小王是个朝三暮四的浪子也说不定。她若是知道春来有个反动的爸爸那就更不能容忍了。正是基于上述的想法，我不得不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怯懦地退下阵来。

    咳!唉!莫不是前世注定?让我在这里碰上我的对头冤家，我的终身大事第二次又在熊大姐身上撞了车!

    虽然我的个人问题搁浅了，但林老接见我给我热情的指示，给予我精神上极大的鼓励。

不久，党中央果然增调了中央党校来的张林同志，他原是中东铁路工人，送往苏联学习过；把他调来任西安工委组织委员，再加上张秀岩任女工委员，工委班子才凑齐了。我参加西安工委只开过两次会议，地点在“八办”，另一位胡达明是宣传委员，是头一次见到，知道他是一家钢铁厂工人，会写文章，《青年战线》有他的文章，用的笔名“胡通”，可算得是工人知识分子了。至今已记不起会上谈了些什么，似乎只是为的相互认识一下。

    我紧紧抓住单身工房里的张自强不放，他略有文化，当初工厂招考工人，要求报考者的文化程度是高小毕业，这一点就比文盲的农民高了一个层次。我就供给一些浅显的连环画和《老百姓报》、《青年战线》等给他同房间的工人看，大家对我厮混熟了，我才说出自己的身分是西北青年救国会的，并领了张和他的朋友一同来到平民坊五号，叫刘光给他们演说了抗日救亡的道理，刘在谈话中还介绍了延安和八路军的情况。这样，他们开始对共产党树立了较深的印象。他们回到宿舍里的反应，首先是张自强提议在厂里也开始成立“青救会”，几个青年当场表示愿意参加。这是我在大华厂最早建立的群众性组织。第一步，我要每个会员在本车间发展新会员，不到一个月，织布间，细纱问，筒子间等等都有了“青年救国会”小组，有两百多会员了。通过最早加入党的张自强，又吸收了三四个新党员，一九三八年的五月，大华纱厂的第一个党支部在西安郊外的灌木林里正式成立了，惠子俊在林老面前讲过：

小王好比一只老母鸡，鸡生蛋，然后蛋又生鸡，他的夸口终于兑现了。

    在这期间，我还介绍了十多名青年工人去延安学习（如经过短期学习，还要回西安养家活口的，则分派至安吴堡）。他们只须拿着我的签名信，到“八办”去报到，熊大姐就负责让他们搭乘军车前往延安，这是对工人同志的特别优待，而大后方来的青年，不一定能享受乘车的优待。

    也是一个偶然机会，在离大华厂尚有两条马路的转角处，那里有一家卖锅饼的摊贩，锅饼是北方人的干粮，有半寸厚，一只饼就像那平底锅一般大，其硬如盔甲，没有好牙齿，休想啃动它，南方人称它是锅盔。我看见从里间走出一个年轻姑娘招呼我，我掏出一角钱，她便用一把很长的刀子使劲切割一块，放在秤盘里过称，她刀工不准确，很抱歉地说：“长出三个铜子儿了。”我若是当场付给了三分钱，这个生活插曲也就不会进入我的“自传”了。

当时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我回说：“我付不出三分钱，要是你小本经营，你就切下一点儿吧。”

    那姑娘用一双美丽的眼睛狠狠地瞟了我一下，说：“唔，我认得你，你那个姐姐呢?”

    我一时懵了，她怎么认得我呢?为着获得她的同情，我说：“还没有下落呢。”

    “怪可怜的，三分钱小意思，你拿了去吧。”说罢，她就用一小张旧报纸包着那块超重的饼塞在我手里，发现锅盔还是热呼呼的，我才想起，她肯定是在大华厂门口小吃摊上，听我讲述姐弟失散故事的一分子。

    我离开这家小铺，手里托着热烘烘的饼，就像是摸着了那少女的白嫩的手以至她的心。

我没有急急地往嘴巴里啃，只听得背后那个姑娘叫出她的娘，两人在门外，我听得清上半句的指点声：

    “上回跟你讲的那个逃难的……”我想回过头来表示我的感谢，不过我不好意思回过脸去。

    回到宿舍，那女孩子的微笑久久不肯隐没，一块锅饼为媒，碰巧遇上了大华厂的女工，岂不是一场艳遇，又是巧遇!当时我编造的故事是讲给男工听的，没想到这个故事更能打动女工的心，给她的印象如此深刻。我感到好不诧异，在发展青救会两百多个会员中，没有一人是女工；党支部的新党员，以及经我介绍去延安的学员，全都是光郎头。这一社会现象表明男女交往在西安还是碰不得的禁区，同时也说明了女工们的思想进步要比男青年差了—截。我也曾嘱咐张自强多跟女工们聊聊国家大事，只因男同志一开口就脸红，见到女性便难于启齿，所以此地的女工工作始终是一片空白。

    我决定亲自出马去闯入这个禁区试试。今天见了一面的卖饼姑娘岂不是天赐良缘?

    过一天我又造访这家小铺子，这是用木板与草席搭建在路边的简陋草屋，出来接生意的是她的妈妈，我相当失望地买了一小块锅饼便走开，我本打算以还她三分钱作为由头跟她的女儿套近乎的。她女儿偏偏不在，越发证明她是做班的女工，只是放工在家临时应付门市生意的。

    这样的扑空有三四次，可说是三顾茅庐也不止了。

    最后还是见到她了，那天正巧天下雨，她彷佛迎接熟人似的，让我进屋避雨——这又是天助我也，使我与她可以很自然地多谈些话。经她的介绍，她的母亲对我这个生客，并不见外，老太太还特地切了相当大的一块锅饼塞在我怀里。这样，我准备来此还那三分钱就大大落后于形势，反而显得生份了。

    我们的谈话，还是围绕着姐姐失散开的头，为着转移谈话的方向，我只好说：“我的姐姐寻到了，谢谢你的关心，我来向你报喜也是应该的。”她和妈妈都为我高兴，她又问：“你干什么营生呢?”我说：“找到姐姐，我就不愁了。现下西安找工厂做，可不是那么容易哪。”

    她告诉我，她做厂是在细纱间，上个星期是做的夜班，回到家里骨头就像散了板，只想睡觉，所以你到这儿来，在店堂口自然见不着我了。如果你也进了这家厂，我们在一个班头就好了。   

    她说她家姓白，信伊斯兰教，有个哥哥在客栈里做茶房，她识几个字还是哥哥教的，不过进了厂全忘了。

    当我告辞走出门口，她还指着锅饼摊上面挂的伊斯兰字的市招儿，说：

    “那就是我们祖傅的饭碗儿。”

    头一次的交谈，不可唐突，只能相互了解浅层的情况，比如，她只讲了自己的姓，她名字就不肯告诉我。这还是中国女子有姓无名的古老传统，不过我的三头茅庐已感到满足了。

从这回接触里，表明陕西省的女子并不如传闻中的那么封建，即使有她母亲在旁边，她跟我的谈话还是很自然，并且很亲切的，特别是讲起“如果我们在同一个班头……”这句话里头她就在无意中透出一种期望、一种悬念，以及对我的好感。一想到这些，我的感情又向小白身上倾斜了。由此我又进一步加深这一思潮：从事地下工作，物色新人，就要像谈恋爱找对象似的精神状态，其中有苦也有甜，有成功也有失恋!而二者都是为了俘虏我的物件，征服对方的心!

 

 

四　四面开花

    从工厂区回到宣公馆，我可没有闲着。只因刘光同志在《新华日报》上看过我写的文章，颇为赞赏，知道我也会舞文弄墨，就拉我兼做了《青年战线》的撰稿人，偶尔在他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不仅如此，每期文稿发至印刷厂，排印之前还得刘光去作最后的校阅，才可付印。有两次刘光出差在外，编辑部有几个青年怕出了差错担待不起，相互推诿不肯前往。我的英雄主义露头了，作为编辑部的编外人员，我自告奋勇，骑了刘光的自行车去印刷厂负责终审校阅，谁知该厂厂长看到一位不起眼的陌生小后生，年岁不大，又穿的平民装束，哪像个大编辑?我的自尊受到了伤害，情急无奈，就要他找出前几期的《青年战线》上发表我的文章给他看，他才信服。不过他还是说：“校对完了总编要盖图章的。”我说：“我盖个手指印，然后让刘光回来以后再补上图章吧。你看门外便是刘光骑的脚踏车，难道还信不过，我到这儿来是负政治责任的，而不是赚什么好处来的。”他被我的诚意和勇气感动，才让我审阅最后的校样，看完后也没用着盖指印。

    若不是单打一，校完以后，便可得胜回朝了；我猛想起：党中央林老对我的鼓励和赏识，他曾讲过现代化产业工人是国宝的话，我发现印刷厂的工人，岂不也是现代化企业的无产阶级?工委书记惠子俊曾规定了发展两个大厂的建党工作，不应把它看作是划地为牢，不得跳出这个国宝的圈子吧。而且，印刷工人又都是有文化的，接受新思想比其它行业的工人文化素质要高得多。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在这家印刷厂找到了一个相当有水准的工人，这位师傅姓乐，三十岁出头，他告知了在西安的家庭住址。我去过乐师傅家里两次，还介绍他与刘光认识，乐的入党介绍人，是比他小十岁的王若望。我把这事儿向老惠汇报了，就把乐师傅的关系交与胡达明去领导。

  　  我与铁路机厂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朱子彤认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遇。

    我要感谢“青救会”门外设立的读报栏，由专门一位同志负责改换阅报栏里的《新华日报》和《新中华报》“这两份报都是共产党办的报纸，前者在重庆出版，后者延安出版”。张贴阅报栏可称得上“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事业，谁也不注意每天有多少路人来看我们的报纸。某一天我从外头回到宣公馆，看见有一人站在板报栏下，这人的装束，不问可知是铁路工人，因全国铁路、邮政系统，都规定从业人员着一律的制服。正是这套鲜明的代表铁路的“符号”使我马上装做过路人也去站到板报栏前，驻足读报。对方看到多一个读者，不经心地瞄我一下，只顾看报。我先开了口：“你常来这儿吗?”他用疑惑的眼光看我了，大概此人看得出，我是国民党特务吧，如果真有这种防备，就表明这个工人不是一般的“符号”，而是表现他有正确判断的政治水平的工人。我敏感到这一点，同样考验王某的判断也是正确的。我下决心不能让他在我的视野里溜掉。发现他没心思看报的样子，确实准备摆脱我，说时迟，溜时快，他果然向后转了。这时我只好向他摊牌了：

  “我就住在这里面，能不能到里头坐下歇歇，喝杯茶?”

    他愉快地接受了，刚刚表现紧张的面孔一下子松弛了。他踏进门坎，见墙上张贴着戴有五角星帽子的毛主席的木刻像，他露出了微笑。

    我待之如上宾，特地向刘光那儿弄到上等茶叶招待他（我自己不饮茶）。他无顾忌的介绍自己的身世与家庭：他是两代工人，父亲在陇海路郑州机务段做扳道工，所生兄弟二人；父亲在一年前亡故，路局允许一个儿子可以顶替。朱子彤读书在铁路中学，末毕业就进了铁路机厂做徒工，日本打进来了，陇海路东段疏散工人家属，他一家三口才迁来西安。他在郑川铁路中学，就听说一位老师是共产党，第二学期这位老师就给抓去了。他并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样子，因他对被抓去的老师很尊敬，很好感，所以他想象中的共产党一定是好样的。

他坦率地承认：“方才站在你们家的门外，你站在我旁边，不三不四的问了我一句话，我知道不好了，怕是被狗子盯上了。真对不起，我是有眼无珠看错人呀!”

    “快别这么说，你有这种警惕性，我认为正是工人阶级应有的阶级斗争观念咧!”

我顺便开诚布公地问他：“你是从哪里学来的厌恶狗子的感情呢?”

    他说：“你不知道，我们那里设有国民党的特别党部，说明国民党特别重视我们铁路员工，不惜花了好多钱收买狗子特务，专找工人的岔子，特别害怕你们共产党，监视，盯梢，打小报告，欺压好人，什么手段都使得出。车间里谁要是被人背后骂他‘狗子’，这号人在我们那里就变成狗屎不值。我站到你们大门口看报，不免战战兢兢的，我这套衣裳就惹人注目咧。”

    最后，我送给他一批我党的出版物，毛的“论持久战”、“解放月刊”等。我要他留下地址，我说：“今后我到你家中看你去，你讲得不错，这个地方今后还是少来为好。”

    往后，我就常到他家里，他家住在铁路附近的一间干打垒砌成的房子里（按：用土基砌的墙，上面覆盖着芦席或是油毛毡的屋子，叫干打垒）。他妈妈为铁路车务段洗涤卧具和窗帘之类挣点进项，弟弟十六、七岁年纪，小名留柱，来到西安不能上学，正在通过跟爸爸当年的同事去跟工段长疏通，好让留柱也到机务段做徒工。我到朱家，有时他哥哥不在，我打算走了，而留柱却热情地留住我，并说：“你要没事，你就等一会儿吧，阿哥就要回来的。”他待我很热心，我只得留下了，他竟提出一些时髦的政治术语求教，如问运动战是啥意思，顽固如何成派的等等。我对他的提问很觉诧异，后来他甜嘻嘻地坦白说：“阿哥不知弄来一堆什么书，鬼头鬼脑地偷偷地看。他一去，我就像侦察兵那样，把他的宝书全挖出来了。” 我觉着这孩子既好学、又好奇，而且天真，趁此机会我就灌输一点革命道理，他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提出一些古里古怪的问题，有的问题连我也回答不出。当时我等不着子彤，我决定要走了，留柱悄悄地摇拽我的衣裳说：“我猜得出来，这些宝贝（指书报）是你给俺阿哥的，王先生可是打延安来的?”我教训他道：“你可不要乱说呀!你从哪里知道我是延安来的呢?”他才省悟不该泄漏内心的秘密，便一溜风跑开了。

    朱子彤正式入党，不需候补期，这是我在铁路机厂吸收的第一个党员，时间在大华纱厂党支部成立后一个月光景，而铁路机厂的发展党员工作比大华厂的快，不到两个星期，获得工委批准，铁路机厂的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朱子彤入党后，我曾授意：“你家有个入党的对象，他好学好问，思想活跃，很可以培养呢!”做阿哥的不以为意，反而说：“这孩子不成器，他哪里知道学习，只晓得在外头玩，就为的偷看你给我的东西，偷看了还到处去讲，我知道了狠很地揍了他一顿咧!”

    我对他说：“你打小阿弟，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就怕他给我泄密!家贼难防呀!”我又遇到了当年在上海时期秦老师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党人对自己的亲人，为了保密不肯吸收其入党的问题。（参看第一卷有关章节页）

    没过多久，子彤告诉我，他的那个调皮的弟弟终于进厂做擦洗火车头的徒工，家里少了一口吃闲饭的，又少了个多嘴多舌的小家伙，当作喜讯报告我。这时我温和地批评他：小青年学了些新思想，给别人宣传并不等于泄密呀，如果为这个嫌乎他，那么，你我都要成了多嘴多舌的人了。

    他听后笑笑，还有点不服气地说：“你别宠坏了他。”

    下一次找到子彤家，碰见了刚穿上一套铁路制服的留柱，显得洋洋得意的神气。我想到自己同样是十六、七岁年纪，就参加革命了，而且轧进了“左翼作家”之列，眼下这个留柱很有点像当年的王寿华呢，他哥哥说我宠他，大概由于我特别喜欢他有关。不过他哥哥以党纪来压他未免过分。

    我首先向留柱祝贺他总算有了“铁”饭碗，鼓励他好好干活，我还告诉他，希望他在擦洗龙头的徒工里多联合些要好朋友，并要他在徒工中发展青救会员。

    留柱撇着嘴说：“王先生有好东西，你只给俺哥，你就不肯给我。”我说：“你哥那里有一份，你也一样看嘛!”他不满地说：“那是他的，要是知道我看了他的东西，俺哥还打人，我还敢看吗?”

    我答应另外供应小册子给他，下一次见面，他欣喜地报告我，他已经发展了六个青救会员了，只等王先生发给俺们入会牌牌。我说入会不发牌子的。他说我进厂都发牌牌，加入青救会，怎么没个牌牌呢?我才发觉，我们的入会，入党都没有党证、会员证为标记，确是一种缺憾，但我们党历来不发牌牌和徽章的；而他们的这种要求不能说不合理。我想出一个主意，安排六个人分两批去平民坊五号访问西北青年救国会的办事处，请刘光同志出面谈一番话，有此一举也就表明组织上承认他们是正式会员了。

    铁路上的工作由朱家兄弟分头进行，发展顺利，按下不表。

    且说锅饼摊头的小白那里，又玩出全新的名堂!那个时代，跟初恋的对象表示亲热的方式，还不知道一同上电影院为最佳选择。我住在西青救办事处有一个方便；啥辰光啥地点举行抗敌文艺宣传活动的信息，早一两天我就知道了，我何不把大华厂的小白领了去一同做帮场子的观众呢?我算准了什么班次，有一次我就陪着她去皇城看了一场抗战歌曲大联欢，她妈也没拦阻。这次我们一同出游，对一个整天关在厂里，空下来又离不开锅饼摊的少女来说，确实大开眼界，趣味盎然。更难得的是一个姑娘跟一个小伙子同行在长安市上，还是一次大超越，大解放。看完以后我送她回家的路上，对她说：“你看那班女学生唱得多带劲!咱们女工要是上去唱怕不中吧。”她说：“咱们哪有闲空呢，要是真有时间，拉起一帮好嗓子的姐妹，多练几遍，我看一样唱得来的哩!”

    我顺水推舟鼓励她：“大华厂的女工也到皇城去露一手，你要不怕难为情，你就带个头，怎么样?我会好几支抗战歌曲，由我来教你们。时间不够不要紧，一天做下来，利用下班之后一个时辰，集合在一处，练习唱几回，保证不会比学生差。”

    在我的煽动下，小白果然拉拢了十来个细纱间的档车工，拉起了“大华纱厂歌咏队”的横幅队旗。建立歌咏队的事，老板知道了也表赞同，是他批准捐献出一丈多坯布，请一位热心的职员写的。女工们听说厂长也批准了，第二回练唱的时候，一下子增加至五十多人，其中也有男工来排队。非常可悲的是，有些姑娘，看到男工也来参加，又吓退了二十多名，男青年发现姑娘们纷纷躲避，感到没趣，害臊，弄得全体跑光。实际上小白成了女工歌咏队的队长，由她出面请我做教习，因此我堂而皇之出入于大华纱厂，从此成了合法的上宾。我做教习的日子，还得另行乔装改扮，穿上一套新的中山装，冒充是平津大学的流亡学生模样。

我记得教唱的歌，有“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还有一首是聂耳作的“回声歌”：“头回声，响嗡嗡，幸福的人都还在梦中，赶路匆匆，街头灯影暗，夜色正蒙胧；三回声，进厂就开工，东方鱼肚白，太阳还未红……”这是电影《新女性》中的插曲。姑娘们特别喜爱这支歌。

    大华纱厂女工歌咏队闹得满城风雨；不好意思被排挤出去的男工们不甘落后，也自发地组成了歌咏队。男女平等嘛，老板同样捐赠偌大的横幅做队旗，题字称“男工歌咏队”，不免有跟女队打擂台之意，后改为“大华纱厂青年抗敌歌咏队”。没打出旗号之前，已纠集了热心分子三、四十人，他们同样请我做教习。我暗中通知张自强派几个党员同志前来参加，便于领导这个群众组织。这么一来，我一个人难以分身，兼管两个队实难应付，我向小白建议道：“蒋委员长有话，抗战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干吗唱歌要分男女?这种组织形式，让外人看着俺大华纱厂的工人太封建，太不开通了，而唱歌里还有男女声二重唱咧。只听女声时就未免单调了。”听我说得有理，小白就去跟小姐妹讲明道理，才同意男女队合而为一，只用一面“青年歌咏队”的队旗。抗日救亡运动不仅促进了民族的大团结，连封建性的男女之大防也随之而化解了。

    我和小白相处的机会多了，也带她去过平民坊五号，跟我相好的感情不自觉地流露出来，比如说，在教唱歌告一段落各人散去，队长悄悄地塞给我准备好的锅盔作为酬劳；往后就请我在厂门口饮食摊上吃羊肉泡馍。这是西安的名点，吃的方法是先将硬得像盔甲的小烙饼撕成碎块，然后称几角钱的白切羊肉，在沸滚的羊杂碎汤锅里泡一会儿功夫就成了。这种请客的规格比干吃锅饼高贵得多。显出不同一般的亲密，是她用纤细白嫩的手代我撕碎其硬如铁的锅饼（按规矩，这个动作是吃的人自己加工的），而锅饼却是她家自备的。吃的时候，她还特地说明：“这个锅盔的面粉是俺下手揉的。”这一系列意味深长的行为表达她对我的情份，我吃下去确实感到特别香，特别腻，其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一个少女如此明显地传导给我求爱的信息（当然，还不止上述的一桩），我又深深地陷入矛盾之中，她的纯朴，她的情窦初开的青春的活力和美，她在组织群众文娱活动中表现出的积极性和才能，她的歌喉虽没有受过训练，却有周璇的味道，她是一片沉没在纺机声中的璞玉，当个歌咏队长正好施展其才华。我对她很欣赏、很满意，我简直把张自强的党支部建设那一坨都放在脑后了，这是工作上的偏差，正确地说：大概是我感情上的倾斜所致。

 

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铁路大厂的朱子彤，他的活动能力很强，新党员发展至五个党小组，每个组有三人至五人不等。朱对留柱的成见尚未冰释，根本没考虑吸收他弟弟参加进来，弟弟则有意将龙头房擦车的艺徒工发展青救会的事瞒着他。

    党员中有几位愿意到延安或是安吴堡学习的，未入党的青工也有愿去的，都经我的签名信介绍前往。去了安吴堡的工人回西安方便，有的同学半路里回来探亲，往往把亲密的朋友一同带了去，也须要我写介绍信才算有效，这样，经我介绍前往安吴青训班的工人学员，仅铁路员工就有四、五十人之多，铁路当局对工人大量流失并不在意，实因陇海路东段西撤的员工太多了，已经到了拥塞不堪的地步，工人悄悄溜走对路局来说还求之不得呢!

    大华纱厂那边，我介绍去安吴堡的，人数没路局的多，三十人左右，因大华纱厂的青工文化水平不高，大都有家庭负担，丢不下。安吴堡的领导为了执行党中央关于加强职工工作的指示，特地新建了“职工大队”，由董昕同志任队长。

    有一回我单独会见留柱，他悄悄地问我：

    “俺哥可是共产党员了?”

    我没正面回答，而是以质问口气问道：“你从哪里听来的?”

他相当有把握地说：“这还用得着打听?我猜也猜得出来。”他还自负地说：“我猜鲁迅也是的，郭沬若、丁玲、你，都是的。”

    “你猜着了，又怎样呢?”我笑了。

    “我哥能参加，”他撇着嘴说：“为什么我不能参加?”

    在他的诚恳、热切的请求下，我同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我把他的候补党员的名字报告了惠子俊，惠纠正我道：“他应该是正式党员，不要候补期。”我说：“他进工厂还不到两个月，资格浅了点。”惠说：“他是两代工人呀。在我国，两代工人就很稀罕了。”

    我告知留柱：“你已是正式党员了，连侯补期也不要。”他喜不自胜，又问我入了党有没有牌子呢?我说我们党不行这个。他自作聪明地说：“参加西青救，不发牌子，我还想得通，参加共产党，要求党员去赴汤蹈火的，连个牌子也不给，怎么来识别谁是自己的同志呢?”

    我在扩大党员中，还没一个新党员提出如此疙瘩的问题，不过我没有被他难倒，我说：“发牌子不易保密，而我们的每个党员都是有组织的，离开了组织，党员就跟普通人一样了。”

    “那么，我的组织在哪儿呢?”他迫不及待地问。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故意不挑明。

    鬼精灵的留柱，马上猜中了，他有点不服气，说：“要是我还得归俺哥管，他的权力更大了，更有理由揍人了。”

    我从中调解说：“兄弟俩都是党员，也就不会为泄密问题打你的。你们今后是兄弟加同志了。”

    我向这位新党员布置任务，我说：“你不妨试试，由青救会员作为骨干，建立起抗敌宣传的歌咏队，这就可以吸收更多青年工人参加。”

    我是把大华厂小白组成歌咏队的成功经验介绍给他（我所以没有把这一任务布置给朱子彤，实因他是老师傅了，又不喜文娱活动，发起歌咏队缺乏号召力）。

    当子彤知道自己的弟弟也入了党，并不高兴，默默无言良久，说：“你是介绍人，我还能说啥呢?你把他划归我管，也许要好一点，我是怕他不知天高地厚闯祸哪。”后来的实践表明，留柱开始在龙头房艺徒里发展新党员，独立地编为一个小组，他任组长，属朱子彤支书领导，彼此很和睦，只是发现他不习惯向支书请示汇报，似乎跟他哥哥别苗头，暗地里有使劲跟子彤展开竞赛的倾向。

    铁路机厂很快成立起工人抗敌歌咏队，龙头房的徒工几乎全参加进来，这里没有女工，故也不发生两性相斥的纠纷。只是请我去教唱歌，惠子俊同志认为铁路上国民党势力较强，群众场合我抛头露面不适宜，再加之我分身乏术，我就建议何不请安吴堡的有唱歌才能的学生派至西安工厂来。惠认为这个主意很好，我当即提出请来教习歌的同学之中，有一位杰出的大合唱指挥徐春来同志，一定要请她来此教工人唱歌，惠应允得很干脆并记下了她的名字。为此我还做了好几个夜晚迎接徐春来重续前情的好梦。三天以后，安吴堡果然派了两名女生一名男生来教工人唱歌，里头偏偏没有我日夜思念昀徐春来，我又不便问她们，为什么最出色的一名音乐指挥没有来!日后我知道这三位教习都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我心里明白了，我那可敬的组织处长，还是不肯在原则性上作出让步。这三名同学成了我的部下，其中两位女生的名字至今末忘，一位叫于晓山，一位名陈玉川（后面这一位至延安时改名陈源，系清华大学的学生，后与陕西省委书记欧阳钦结婚，所生一子，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我把于晓山和另一位男同学介绍至铁路机厂，陈玉川则介绍给大华厂的小白，顶替我做歌咏队的教习，只因小白把我编造的故事信以为真，我在她跟前讲过，那个失散了的姐姐已经找到了，她有一次提议；想一同去看望我姐姐，我只能再以扯谎来搪塞，在她心中，这永远是个悬念。这次有了个陈玉川来西安，要求陈玉川该姓王，刚巧她又是南方人，作为我的姐姐正好合辙，她初次尝试做地下工作，感到很有趣，很神秘又很合理，她当即答应冒充我的姐姐前往。小白也就以姐姐称呼她。

    还是回头讲铁路机厂的歌咏队，开始搞得轰轰烈烈，引起了国民党特别党部的注意，对歌咏队提出，要接受特别党部的领导，并且要多唱国民党的歌。我把这个情况跟惠子俊、胡达明商量。他们的意见是：我们就照着特别党部的意见办，并提出：你们特别党部拿出什么抗战歌曲来，我们就唱会它!这一下将了他一军，可怜的国民党没创作过一支抗战歌曲。后来特别党部发下来几支歌曲，其中有《国民党党歌》、《新生活运动歌》，还有一首《我们总理》，前面两个歌我们都不唱，只挑了《我们总理》这支歌，它的歌词还是有进步意义：“我们总理首倡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专制，建立了共和，迎来新中华。”歌咏队集合的时候，见到党官下来视察，歌咏队先唱这支歌带头，他们也就微笑着点头了。

    摸着了特别党部的脾气和爱好，留柱和青救会员的马立杰二人商量，何不把歌咏队升级，成立话剧团演戏呢?我听到了这个主意，觉得值得试一试，而且在成立之前，就先呈请特别党部备案，争取合法。西安工委讨论了这个问题，张林同志认为，不妨请特别党部的首席官员做名誉团长，剧团里的具体工作由我们来做，把这个剧团成为统一战线体现国共合作的宣传队。

    陇海路的“铁工话剧团”正式成立的那天，便请特别党部特派员亲临指导，并当场宣布他是这个剧团名誉团长、创始人。此人名解希文，他在前台发了一通鼓励的“致词”，下得台来就由剧团的马团长请求资助开办经费，解希文当即批了五千元大洋（马团长是机厂的技师，是倾向共产党的国民党人，请他出来任团长，也是为了合法的掩护）。

    “铁工话剧团”宣布成立，歌咏队里的积极分子全转到剧团来了，歌咏队无形中散伙，于晓山也跟着转业。她向我提出，成立了剧团，能够演什么戏呢?光是演《放下你的鞭子》，已缺乏吸引力，她不知从哪儿弄到一份延安“鲁艺”的王震之作的独幕剧，正巧是写铁路工人抢修被日本飞机炸坏的铁路，题为《红灯记》，我看了，觉得题材很好，但没有个导演，怎么排练呢?就请于晓山任导演，她说从来没干过这个营生。我说：我跟他们吹嘘你不但会唱歌，还是个大导演，你还要装作内行人的样子。你不会，我们一起商量，重要的是边练边学嘛。她欣然前往，服装都是现成的，五千块经费，大都用在制办舞台大幕和几盏汽灯上；大家感到一出戏的剧目未免太单调了，就由合唱或独唱抗战歌曲来填补。此外，我还创作了一个歌舞剧，题目忘了，因有唱，有舞蹈，充分吸收了京戏的动作，配上抗战歌曲改填的新词，成了旧瓶装新酒的大杂烩。观众觉得热闹又新鲜，台下拍手不止。这是我的剧本处女作，效果还不错。这出戏是由马立杰导演的（此人后来也到了延安，改名程云，解放后任武汉歌剧院院长，并创作了一系列歌曲，如著名的屈原的《九歌》舞乐等）。

    铁工话剧团的演出，先是演给本路局的职工和家属看，后来闯到西安皇城里的戏院去上演，也到学校的广场和郊区农村上演过，从此，“铁工话剧团”名声远播，又排练了几个新戏。只因该团阳盛阴衰，台上没有一个女角总觉着少了半边天，乃由我经手，请陈玉川到大华歌咏队去挑选。她那里是阴盛阳衰，挑的几个都是非常漂亮、线条匀称的，队长小白也在其中。纱厂女工乐意借到“铁工话剧团”，还因有物质上的补贴，该团有公款，规定脱产参加演出的除工资照付，每天另外加一块钱。而姑娘们来到铁路机厂，剧团还特地给她们各人做了一套时新的行头，她们回到厂里，穿着不花分文赚来的时髦服装，神气活现，花枝招展，使厂里男的女的羡慕不已，刮目相看，又推动了大华厂的工人也要创建自己的话剧团，正好应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运动法则。可惜该剧团尚未公演，老板也答应经济上支持，这时正值西安的国共关系恶化，西安行营逮捕了五位中共方面的青年团体领袖，把大华厂的老板吓坏了，他不但不肯出钱，连借厂里的食堂排戏都不予批准。大华厂的剧团没有办起来，只有借调出去的几名美女，却成全了几对轻重结合的小夫妻（铁路系重工业，纱厂是轻工业，故曰“轻重结合”），其中有两个小家庭去了延安。这是藉文娱活动之便，打破了封建藩篱必然出现的副产品。

    且说剧团的名誉团长陪同省党部以及西安行营的一批党政要员观看铁工话剧团和东北救总文艺演出队慰劳开赴前方将士的联合演出，第二次与东北流亡学生同台演出，铁路工人的表演节目大受欢迎，西安党政大员也赞不绝口。名誉团长解希文觉着很有面子，演出以后，他即命令路局拨给一节车厢，供剧团开赴沿陇海线各站演出之用，另外又增拨一笔服装费和出差费。关于这次隆重的慰问演出，《西北日报》和《新华日报》皆作了报导。关于解希文，系陇海路特别党部的特派员，该党部刚好设于“八办”的隔壁。解在解放后被镇压。顺便在此说明一点，所谓“特别”者，即赋予党领导一切的特别权力也。在国民党统治下，只是在少许基层单位施行。

    我想跟随“铁工话剧团”的包厢出发到陇海沿线，一来想亲自体察一下巡回演出的现场，获取自己的工作四面开花带给我的胜利的快乐；二来也有趁此机会观光一些名胜古迹的意思，那动机与八十年代大陆上大小干部以公款去游山玩水差不多。可惜终于没有去成，当我将这个意思征求惠子俊的同意，他不赞成，他说：“你要照顾全局，不能乘一时之兴跑外码头，更要注意的，你就是不该抛头露面，要心甘情愿地沉下去。”最后一句实际是一种批评，似乎我一有机会便想浮出水面来。扪心自问，我确有这种倾向。话分两头，且说大华纱厂那边，张自强领导下的党的建设大有进展，九个车间已有六个车间成立了党的小组，细纱间的党小组长便是小白，并吸收她为党支部女工委员。陈玉川进厂作“教习”，还推动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在出入通道办了《大华三日刊》，张贴在墙上，有剪报，也有职工的作文。

    在这个时期里，小白对我的美意已从偶然的流露转为明朗化的进攻，不过这种攻势是通过陈玉川同志转达的，她曾拉了玉川姐到她家里，作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玉川姐当晚就告诉我了（顺便提一句，安吴堡请来的三位教习，也是住在宣公馆里，我们每天都有碰头机会）。

    “我瞅你弟弟不赖，我喜欢他，看来，他喜欢我。我们相好了有一阵了，只是没有挑明罢了。现在我就求你姐姐替我们作主，把我们凑合在一起就中了。我也跟妈说了，她对你这个弟弟是中意的，不过她怕跟着王同志跑到天南海北去，扔下她老人家。我也有责任侍候妈一辈子，俺妈说，除非肯做过门女婿。我替王同志着想，你们已经无家可归了，做过门女婿也没什么丢人的。俺娘会一切备办好，不用男家破费一文钱的。拜托你去讨他个口信，问他中不中?往后我们成了夫妻，又都是在党的同志，我会绝对听从他的领导就是，也不枉了我们在革命工作中相好一场。……　我实告诉你姐姐，我在铁工剧团，就有小伙子看上俺，在我身上用功夫，这里就有一封偷偷塞在我荷包里的情书，我不惜理他，我已经注定了是你兄弟的人了，还能脚踹两条船吗?”她还真的交出了一张火热滚烫的信件，作为她忠心于王同志的证据。

    玉川在转达小白吐露的爱的心曲中，还注入了自己的倾向性，说什么：“你大概交上桃花运了，我做姐姐的该坐首席吃你们的喜酒咧。”并说小白这个姑娘简直是歌咏队的女工之花，有活动能力，泼辣大胆，又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等等，言下有不胜赞美之意。

    我首先想到，玉川她们还没来西安之前，小白把我临时应付讲的一句谎话“我找到姐姐了”，信以为真，有两次她提议请我姐姐到她家作客，我当时只能推托应付。如今才知道，小白早就有意通过我的姐姐谋画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说实在的，我并不真心爱她，更没想到跟她结婚，只因我另有所爱，并且已玷污了她的贞操。拿她与当年上海纱厂的连弟作比，我跟连弟之间的感情远比对小白的更深厚。我说过我喜欢小白，对她怀有好感，喜欢亲近她，如此而已；我所讲的“喜欢她”，与小白所说的“喜欢她”，虽则词汇相同，但在女的方面就是深层的倾心之恋，付托终身之爱，而我的“喜欢她”只是男女相悦的友谊的亲近。在很少接触男子的少女的心中，我对她怀有好感，她就误以为我跟她相爱了。这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的，可惜这正是她的可怜可悲处。她向玉川姐吐露心曲的语调，好像我追求过她，王同志是一百个愿意了，只不过要我表个态：愿不愿意做招赘女婿?这真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啊呀，这真是糟糕，正像玉川姐讲的那样：本年度小王碰上桃花运了。我并不为此感到幸福、光荣，在我身上爱情的纠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委实使我的心境没有一刻儿平静，只有苦恼和难以言传的矛盾；不仅有革命与恋爱的矛盾，还有女甲与女乙选择的矛盾，更有应承与回绝所产生的矛盾。

    对于小白堂堂正正的求婚，我就不能正面回绝，她越是觉得理想的幸福唾手可得，越觉得有把握，“回绝”对她的打击就越是难以承受。而大华厂的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猛烈开展之际，小白又是歌咏队的台柱和头号明星，恰是她春风得意的年华，我若正面回绝一定会影响半爿天的工作，对这么一个纯真美丽的姑娘来说，也未免太冷酷无情了吧。正因为上述种种的考虑，我作了不是回绝的回绝，我让玉川姐传话给小白：我不愿作过门女婿。

    过了两天，小白自己找上宣公馆来，她一点不像个女工，而是打扮成年轻的贵妇人模样，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如此光彩照人的妖冶形象，似乎准备做新娘子来了。马上我就明白了：她上身一件紫色丝绒套装，下面露出花呢的开叉旗袍，原来是铁工剧团专为她做的无偿的时髦行头。

    她见着我，一点不怕难为情地，大大咧咧亲亲热热地坐到一条长凳上：“这不能怪她，我的单人床旁边只有一条长凳，如坐在床上更不好）。我没开口，她抢着问道：

    “你跟你姐姐讲的不肯做过门女婿，是吗?”

    我胀红着脸，先点点头，说：“有这个意思。”其实，我真的爱她，要我招赘也无所谓，我知道她待母至孝，她娘不愿意女儿到别处去，如男方不肯做过门女婿，她妈一定竭力阻挠，这个婚事就结不成，一方面，又不损伤她的面子，又下致于把我看成薄情郎。这是一种便于脱身的借口。

    没料到她这样回答我：“你说过，无产阶级不是最革命吗?你怕我家只有两间茅草屋，又是摆锅饼摊的，你来我家做个上门女婿，委屈了你这个大官人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我待你一片真心，你难道不知道?我要说!我多么想你，多么疼你，我是打定主意，非你不嫁，我跟定你了，你不肯做招赘女壻，这不妨事，我不勉强你，你给姐姐捎的那句话，同意我们成夫妻，你姐姐也是赞同的，那好，我今儿来就是告诉你一句话，我跟俺妈吵过一架了，只要你不嫌弃我，你到天南海北，我没二话，始终归你领导就是。你啥时候带我去延安，去前方，我就把俺娘交托给我哥嫂，我也没有放不下的……”

    我所设置的屏障，被她一番话一下子摧毁了!她的义正词严，她对我的尊重，为了爱我当面宣誓的决心和勇气，逼得我一步退路也没有了。她的直截了当、大胆泼辣的提亲方式，比起春来的攻势更富魅力，更为凌厉。一个铁石心肠的男子，在这样的女子面前，还能坚如盘石，柳下惠或许做得到，王若望是撑不住了。老实说，心里也觉着这个姑娘确实可爱，虽然她煞费苦心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她可不知道这种打扮太不自然，跟她原来的朴素的女工装束反差太大了，从审美观念上，我简直接受不了。除了这点美中不足，今日她主动打上门来，如果给她一个失望，那就未免太绝情了。

我这样答复她：“你待我一片至诚，惹得你跟妈妈吵了一架，都是我的不是。有你这样的同志这般爱我，我心里早有你了。我怎么会嫌你家穷呢?特别宝贵的是，我们是在革命工作中共同打开局面，这就是我们产生爱情的开始，不论结婚或是不结婚，我跟你在一起就感到幸福。我考虑的是：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厂里的工作又是刚刚开展起来，我们急于结婚，这样好不好?再说，我是属于党的人，我还得问问领导同志，他们的意见比我姐姐的意见更重要咧!”

    她说：“那么，你赶快去问吧，我是无产阶级一分子，跟你没有不相配的吧!若是上头答应呢，你就把我领去会会他，听听他在理不在理儿。我实告诉你，你有上司领导，我也有清真寺的阿訇这一关要过咧。我们回族有个规矩：我们跟汉人不能通婚，谁要是私下通了婚，阿訇就把你逐出教门!除非你愿意改信伊斯兰，保证不吃猪肉。只要你跟我好，我才不管那一套，所以我不曾跟你讲这些个。要你做过门女婿你都不愿意，我寻思如果要你改信伊斯兰，恐怕是强按着牛头下井去!”

    细心的读者，看了上述我回答的一番话，可以看出仍属于阳奉阴违的体例，她确实是死心塌地爱上我，而我呢，还不是死心塌地，还为自己留下个退步。例如，我讲到要通过组织领导，这就是找到了准备退却的借口呀!下回跟老惠碰头，我真的向他提出小白和我打算结婚的问题，他当场末给予答复。再一次来平民坊找我，似乎在工委会里研究过这个问题了，他的回话是这样的：“你不是托了熊大姐去调安吴堡的妻子吗?你只有拒绝她，你只要对她说，你已经有了家室，不就了结了吗?”他讲得完全在理，我只能承认，向他请示是自讨没趣，只因他完全不知道春来为啥来不了西安的隐情，我真像哑吧吃黄连，有苦无处说了。

    我赶快声明道：“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要向你报告。现在这个问题纠缠得我够苦恼的，我要是回绝她吧，又怕影响大华今后的工作。当然，我知道跟她结婚是不可能的。”

    “年轻姑娘看中你这样的小伙子，并不奇怪，而且是难免的。”他停顿一会儿，看看我的反应，然后说：“有一次看铁工话剧团的演出，我在台下见过小白，真是个逗人喜爱的姑娘，我知道张林同志还是个光棍，能不能把她的感情转移一下?如能成功，倒是两全其美解决了两位革命同志的问题，这比你干脆说个‘不’字要更有利。”

    我笑着说：“这倒是个好主意，只怕男女之间的爱情不像医生开药方那样可以随意搭配呢”

    我赞成不妨试试看，——虽然心里还有几分遗憾。不过我不负责充当拉皮条之责，而是由宣传委员胡达明陪同张林去看—次“铁工剧团”的广场演出。张林在看过她的演出，果然满心喜爱，还没散场就跟胡达明说：“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后听说张林还特地拜访了那家锅饼摊；爱情是否转移了，我不得而知，也没有去问小白。在这期间，小白曾托玉川姐捎话给我：“你弟弟真心实意要我，就快点下手，到外面先开个房间再说，这叫做‘一了百了’ 。我看中的男人不在乎官大官小，若是我应承了张同志，就对不起你兄弟了。”玉川把她的话原原本本转告找，她的倾向性很明显，是乐意看到我们结合的。没几天，小白又直接来见着我，劈头一句话就问：“你跟党组织怎么讲的?他们有啥回音呢?”这时我必须对她冷淡，实际为的暗中助张林一臂之力，我说：“领导人劝我不要急，一切从有利于革命工作出发，爱情也要服从革命的需要嘛。你不要对我太死心眼儿，不妨多打开眼界，比我更值得爱的人有的是。对自己的终身大事要理智些，冷静点。……”

    小白睁着老大的眼珠质问道：“你这个话是不是领导人说的?你领我去，我倒要亲自听听他怎么说的。”我赶快说明：这是我的意思。我真怕小白会找到张林或是老惠去大闹一场。她以为我变心了，一个劲儿拉住我的衣袖失声痛哭!我在一旁心如刀割，一句安慰她的话都编不出来，觉得自己对她犯了罪。   

    往后，我故意回避她，大华厂的工作，也划给张林去管。听玉川告诉我，小白向张林提出，要他改信伊斯兰，否则不同意与他结婚，我心里明白：这是小白的脱身之计，故意给张林出难题。

    就在这时期，发生了一场祸起萧墙的的转折，小白被她哥哥绑架到他服务的客栈里。据张志学告诉我：指挥她哥哥这么干的，后台是清真寺的阿訇，说是为了阻止小白跟汉人私奔，清真教要教训她一番。玉川得来的情报：说是小白的哥哥去报告阿訇，说他的妹妹要跟延安来的共产党结婚，而回教是不许女子嫁给无神论者的。阿訇指点他以叛教的话吓唬小白，小白不理会，她哥哥才把她弄到自己的客栈软禁她，逼她回心转意。玉川的消息似乎更详细，大概她是从小白的妈妈那里知道这一切，这么看来，这一事件真正的后台，就是她的妈妈。

    阿訇教训的结果，小白的命运非常悲惨：她被哥哥囚禁了近十天，放出来以后完全变了个人。据玉川说：小白变得面黄肌瘦，眼睛似乎失神了，也不按班次进厂，党的工作也顾不上了。她不到铁工话剧团登台演出，反而将剧团给她做的漂亮行头撕成条条，嘴里哼着抗战歌曲，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开了头，从来唱不完一支歌，有时她还念叨着心爱的人，说什么“小王他骗我，……　我要跟他一块去延安”等等没头没脑的话。汉人背地后指指戳戳，说她是“花痴”，在教的则说她在念可兰经。这时她的妈妈才省悟是她亏待了小白，痛不欲生。

    我听了这些，心情无比的沉重，我感到难逃自己的罪责，我曾经想亲自到她家中打通她的思想，说些安慰她的话，也许心病还须心药医，但是我没有勇气踏进小白家的门坎。

 

六  暴风雨袭来的时候

    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是个不祥的日子，这一天传来西安行营逮捕五名青年团体领袖的消息。其中李连璧和余志远常到平民坊五号来联系工作或开会，因他们领导的团体民先队和平津流亡同学会等都是“西青救”的团体会员。在国共合作刚刚形成不到一年的时间，蒋介石又露出了反共限共的牙齿，迫不及待地向左派青年组织动手了。这是一个不祥之兆，青救会的公开办事处有可能成为西安行营下一个打击目标。

    老惠连夜通知我，快点离开这个危险地带，同时也通知那三位从安吴堡调来的同学回到青训班去。宣公馆顿时变成了随时会爆炸的火药库，恐怖的乌云笼罩在我们头上，但我没忘了，在跟陈玉川告别时给春来捎个口信，告诉她，王若望老是想念她，希望春来有机会到西安见一次面；我并拜托玉川姐回到青训班，在解决她的入党问题上拉她一把。

    我趁此机会向玉川姐讲明了我跟小白的感情不能陷得更深，因为我心里有个徐春来了。

她这时才恍然大悟，埋怨我道：“你这个心事，为什么对你的姐姐还瞒着，为什么你事先不跟小白讲明呢？要是你不是半推半就的，小白也不至于害她的单相思，也许她早跟铁路上的那个写情书的小伙子对上象了。你这一着不要紧，可把这个痴情的小丫头害苦了!”

    我恼恨地说：“她追求我的过程，你是唯一的知情人，你说，当时我能一口回绝她吗?后来，不是曾经想法把张林介绍给她吗？我是想给自己解围的。”

    玉川挖苦我道：“忽然多出一只‘角’来，当初我还对张林很有意见呢。原来是你玩的金蝉脱壳之计呀!”其实并不是我的主意，在她面前不必再作解释了，我十分遗憾地说：“反正这件事我的责任最大，活该挨你的骂，可是我们有啥法子救救伊呢?”

    玉川说：“如今我才明白了，回教对妇女的管制要比我们汉人的封建家长制要严酷得多!”

    我跟玉川匆匆分手的时候，我叫了她最后一声：“姐姐，再会了!”她悄悄地说：“让我知道你对安吴堡的那一位如此钟情，我就原谅小弟弟了。”

    我匆匆忙忙从宣公馆迁出，由老惠安排在一位拉黄包车的李同志家安身。李系河南人，三十多岁年纪，尚未成家。小屋里连床都没有，下面铺一条席子，被窝白天卷起，晚上铺开。全部家具只有一只脸盆，一只吊桶，到附近水井汲水用的，一个方凳，其功用不是为了坐人，而是为的搁砧板、油灯和肥皂匣。还有一只煤球炉放在门外，一只铁锅里盖着洗过的一副碗筷。为了迎接新客人，老李新添了一双碗筷，又设法增添了一条席子，室内有点像日本人的榻榻米格局。

    从宣公馆一下子降落到此地，真如从天堂来至狗窝，各方面感到不习惯，但组织上煞费苦心让我乔迁到这儿，怎能有怨言呢。而光棍汉老李居然在这里居住四、五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生活上的困苦我还能经受，最大的烦恼，是白天不宜外出，老惠郑重关照过的：外头风声很紧，尽量不要到外面抛头露面，遵照办理。我在这里无异于坐牢监。

    我在老李家中自我封闭，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替他生煤球炉做饭，拎着吊桶到附近水井去提水；好在我临行前向刘光借了两厚本莫斯科版的《列宁文选》，拿来消磨时光；老李一早就出车在外，下午五六点钟把洋车交还车铺，回得家来，匆匆吃罢饭，累得他倒头便睡，我连个说话的伴儿都没有。这般百无聊赖的日子整整过了五六天，在禁锢中真是度日如年。惠子俊上门找我来了，说是统一战线的大局还是保住了，我们正在动员舆论，一方面派出代表与国民党谈判，形势稍有松动，原来几处工作的关系还是要去的。——这等于解除了警报，我可以出去活动了。

    我首先到大华厂与张自强联系，他告诉我：小白不能来上班，果然对厂里的工作有很大影响，职工话剧团筹备得差不多了，因为少了个台柱，少了个带头人，筹备工作无形中停下来了；由于陈玉川教习走了，歌咏队有两个星期没有集合起来；不过写字间的《大华三日刊》还继续辩下去，读书会照常活动……不知小白什么时候好起来。

    我又拐到铁工话剧团的团部（在扶轮中学里），了解在最近的日子里铁工话剧团遭到了一系列的冲击，自该剧团拨了巡回演出的车皮，就如虎添翼，沿着陇海路大小站，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的演出受到当地各界的欢迎，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但在第二次去洛阳演出中，竟遭到一小撮流氓的捣乱，扔砖头石块砸台上的人，并打碎了一盏汽油灯。流氓在打砸抢时狂喊着“我们不要听共产党的宣传”之类的反共口号，暴露了这伙人原来是受当地党官指使的党棍痞子之流。

    该剧团的全体人马集队到河南省党部提出抗议，质问他们，破坏铁工剧团的演出是不是你们指使干的?要求惩治破坏抗敌宣传的汉奸歹徒，保障演出人员人身安全等。省党部的老爷对剧团的请愿不置可否，只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找路局特别党部?”剧团全体团员又去找特别党部，那里的党官推说特派员不在，乃请示了西安路局特别党部，取得的回话是：要你们剧团马上返回西安。

    这一天正是西安行营逮捕五青年领袖的第三天。很明显，打击铁工话剧团是国民党转入防共限共政策的一部分。

    铁工话剧团的车皮拉回西安，解希文的态度明显地变了。他找了团长去宣布：巡回演出的车皮不能给了，并且宣布本路员工外出演出，不再支出差费。只是还没有解散剧团罢了。

以后这个剧团在西安市还演出过两场，直至八月底，国民党特务暗杀了宣侠父参议，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来的前夜，特派员解希文宣布停发剧团的经费，强制解散了铁工话剧团。在这以前，该剧团的一批青年积极分子，如程云（即马立杰）、朱留柱（朱子彤的兄弟，去延安后改名朱书明，解放后任中央军委总参某部的政治部主任）等，陆续离团去安吴堡或延安，该团已一蹶不振，只保留了歌咏队和车务段职工组织的红十字救护队。

    国共合作还不到两年，蒋介石就露出了反共的牙齿，给我们的救亡工作制造许多麻烦，西安工委没有畏缩，仍是一往直前。惠子俊又传达一项新任务交我去完成，鉴于西京电厂还是个空白点，那里又没有熟人关系，决定由我去打开局面。我跟老李讲起这项任务如何完成，我说西京电厂在什么地点我都不知道，老李自告奋勇说：“明儿拉头一个生意，我就把你拉了去。”我头一次到西京电厂，还是老李义务拉我去的。但见“西京电厂”四字还是于右任的题字，厂门口不像大华纱厂那么热闹，这里一个吃食摊都没有。只有一个军人站岗的岗亭。我在大华厂的成功经验，来到这里完全用不上。

    我不得其门而入，于是绕厂一周从墙外边观赏一番。这个厂规模不大，只有一套机组发电，只有一个高耸的烟囱，里面的办公楼和林立的输电塔高出墙外，锅炉房在工厂的后部，那里有卡车运进煤炭的后门，似乎日夜开放着。在堆放煤渣的小坡上，聚集着一群小姑娘和老太在那里拣煤核儿。从市区购买蔬菜副食品的人力两轮车也是开进这扇门。与所有工厂不同之处，从大门或是后门往里看，不见有职工走动，进出，只听得涡轮绞煤机以平静而沉重的节奏发出的喘息声。我在厂外逡巡了两周，没法打听厂里的情况，可说是一无所获，只得怏怏而返。

    第二天我还要去，老李又要拉车送我，我说我认识路了，不能耽误你拉客，譬如我散步，我慢慢走吧。我拒绝了他的美意，一早就步行前往，肚里已经有了从后门闯进厂区的冒险计划，今日我倒要试它一试。

    电厂后门有捡煤核儿的队伍，我就厕身在拣煤核儿的小姑娘中间，我瞻前顾后看了一下，拾煤渣的属于男性的只有我和两名拖鼻涕小孩儿。我未免感到孤独。她们吃不透这个陌生的伙伴是从哪儿来的，姑娘大嫂们则抿着嘴在一旁窃笑，一看我的设备就猜出我是个外行的临时工，因他们手头都有小篮子或是麻袋，而我预备盛煤核儿的是一条打了绳结的破裤子。

    没多大一会儿功夫，我所期待的目标出现了，就是昨日我看见的那辆两轮车，车上装满了菜蔬和肉蛋之类，采购员正在吃力地推上坡来，——而这个土坡也就是煤渣垫高的小山坡。我立即丢下破裤子，快步前去助他一臂之力，推车的气喘吁吁地一迭声感谢我的相帮，我就趁势扶着胶轮车走进了后门，一直推到大伙房跟前。采购员有眼力，看出我不像是拾煤渣儿的，便请我坐下，喝口水再走：（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便自我介绍是南方人落难到此地，想找个事干，苦于没门路，万般无奈才到此干这个没出息的营生。他问我是哪儿人，我说是上海的工人。这位采购员十分同情，告诉我这个厂里上上下下只有一百多人，其中的老师傅，大多是无锡人和上海人。他还准备热一点剩余伙食给我充饥，我婉言拒绝了。这是我在西京电厂头一个结织的朋友。第二天我又到老地方去捡煤核，因为准备得充分，第二回我带着老李的不动产一只竹笼子前往。使我难忘的一件小事，我几乎全忘掉的那条破裤子，连同里头为数不多的煤核儿，竟然原封不动地躺在原处。姑娘们见我并不言语，当我寻到了那破裤子，在一旁的姑娘又抿嘴笑了。我又帮助老伙计把胶轮车推上坡，又一同进厂，他这一次确是诚心诚意招待我吃便餐，却之不恭，我吃了，不吃就不像小瘪三了。然后采购员泡了杯茶谢谢我（昨天招待我的是一碗白开水）。正在这时，我看见前院一个报贩子走近来，他挎着装了许多份报纸的大布袋，我灵机一动，便站起来迎上去，问道：“你这个报往哪儿送? ”报贩子回话道：“后院六号的孙先生。”我就说：“能不能留下让我先瞄一瞄，我想看看老家的消息，只消看几分钟，我准定把报纸送到六号孙先生手里。”采购员从旁添了一句：“是呀，他是想知道日本鬼子打仗打到哪儿了。”报贩子从背包里取出三四份日报，愉快地一齐交给我，说：“后面宿舍里共订有三份报纸，那就替我一同送到，这上面都写着名字的。”说罢，他转身从前门出去。

    本来的计划，我是首先在采购员身上进行一番政治思想工作，现在我把他当作进厂活动的跳板了，我手头有了三位本厂高级职员的名字，我正好利用送报上门一个个分别交谈、认识。我利用上海流亡工人的乡土情，其中两位（一位是配电员，一位是机械工程师）后来成了我的知心朋友。因为自费订报，就是一种自然选择：第一，他在群体中是有较高文化的；第二，他一定是关心国家大事的。至于如何交谈，话休絮烦。总之，我在西京电厂终于找到了立足点。

    我看见送报的马上诱发了我的灵机一动，最初的动因是极单纯的，只因我在“西青救”天天看报，最近一个时期突然自我禁锢起来，什么都看不到了，如今在电厂恰好碰上个送报的，迫切的要求不过是能否截留下一份报纸来过过瘾，及至报贩子讲到“这报上写有名字的”，我才猛地把送报与我的工作任务联系起来，这叫做：

    一份报纸成机缘    得来全不费功夫

    西京电厂的工作刚刚有了良好的开端，在一次工委会议上，惠子俊第一次对我表扬道：“小王可真神了，党的任务下来，没有一个城关他打不开的。”我不免得意洋洋，多半由于老惠从未赞扬某个同志。

    就在以后的某一天，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不幸事故：

    自从结识了该厂的采购员和两位高级职员，我就不用走后门，可以大模大样由大门进出了，门岗的卫兵也不盘问，我甚至跟他们的班长混熟了。这一天我又是漫不经心地来到西京电厂门口，站岗的士兵远远地吆喝一声，我没听见（多半是工厂发出的机器律动声使我听不真切），照常大摇大摆往厂门口闯。谁知那个土兵端起剌刀一个箭步就往我身上剌来，当我想到避开刀锋，我的膝盖上部已挨了一刺刀，血流如注。等我俯下身来，看见裤子上渗出自己的血，已灌满了左脚的鞋子，这时我昏倒了过去，倒在血泊中。

    该厂警卫连和厂长慌乱了一阵，立刻把我送进西安的红十字医院。这里所说的“遇刺”，一点不假，不过不是刺客的惊险情节，而是国民党军队的野蛮和莽撞，如当作惊险小说看，诸君一定会失望。

   进了医院，电厂的孙工程师和配电员来医院慰问受害者。他们对我说：只因警卫部队换了胡宗南的中央军，他们刚调防就来势汹汹，而你不晓得门岗换了防，我们厂里已经向驻军提出了交涉!（原来的驻军属扬虎城十七路军。）

当天晚上，该厂驻军的一位营长和另一个军人，到医院来表示慰问，带给我一束鲜花和许多水果。营长在病榻旁向我道歉，责骂动刺刀的太卤莽，只因他是新兵，……经他这番执礼甚恭的自我批评，我心中的愤怨消解了一半。

    进医院后，工委第二天即派胡达明同志来慰问我。在没有见到我以前，“八办”和西安工委都把我的被刺看作是国民党军人暗害共产党的政治事件，本打算由“八办”出面，向西安行营提出抗议（为了不致暴露西安地下党的组织，惠子俊不便前来医院）。我向胡达明说明这次流血事件是一场误会，看来不像是预谋的暗杀，如果真要杀死我，我倒下去，凶手为什么不再补上几刺刀呢?我把电厂驻军已派了个营长来向我表示道歉，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意思作了汇报。我说，造成这样的误会也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因它以血的事实，说明中央军对自己的同胞怀有敌对情绪，而杨虎城的部队没有这种情绪，幸而我腿上的伤口还算运气，医生检查没伤着骨头。

    “西青救”也派了陆同志来医院看望我。我在平民坊没见过陆同志，他首先告诉我：刘光调到重庆去了，中央青委调陆来接替刘光的，他是代表中央青委来慰问我的，还给我带来许多水果和点心，他还给我带来一件最重要的礼物：是徐春来的一封信。

    我的达尔文：陈玉川从西安回来，捎给我你对我的问候，她还赞不绝口的称道你爱我的坚定。我能够回报你的只是痛哭一场和连夜失眠。告诉你吧，我的入党问题又搁浅了，过去我抱怨你的协理员从中捣鬼，实是错怪了她。此间说我是不革命的，只差一点没说我是反革命罢了。对我的歧视日甚一日，一个弱女子简直受不了，他们不让我到延安去就是对我不信任的表现吧。

    我深深感到：一个青年一旦不属于这个大家庭，那日子就变得多么难熬和孤独!使我暂时留在这里的唯一的理由：我在这里可以等待你的来信——可怜你来过两次便条都只有几句话。还有那使我留恋的“赏心亭”，如今我要给它改名“伤心亭”了。我思虑再三，决心亲自来西安一趟，世界上只有你相信我、理解我。我是你的真正的革命同志，将能够实现我们一同谋划过最幸福最理想的小家庭生活，我愿在你的身旁，从事神秘的地下工作。我来到西安找你，但“西青救”的同志不肯说出你的地方，我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刚刚调来西青救的陆同志只说，小王是地下党工作人员，我也不得而知。他竟下逐客令催我快快离开平民坊五号，我急得眼泪哭出来，也不能博得他的怜闵。我的最后一个希望也被打碎了，只恨陈玉川告诉我，你是住在平民坊五号的，莫非是她骗了我?我不得不告别西安，我再也不回安吴堡了，我从那里出来的时候，没想到到达西安等待我的是如此狼狈的境地，宣告了我的终身幸幅的毁灭!   

    现在提笔写这封不是永别的告别信，那心情几乎与吴庆华当年在“八办”跟你写那封长信没有两样咧!我是含着热泪手抖颤着写完这封信的。我怎样也想不通，现在我跟你在同一城市，宣公馆宣侠父的六岁小女儿都叫得出王叔叔的名字，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见一面，是怎样的魔手活生生地把我们分离?

此信最后还言明：“我决不朝北走，安吴堡也不能回去了。我对共产党的心是冷却了，只是爱你的心不曾冷却。今后你万一有机会南下，如果还没忘记我，我留给你一个通讯地点是湖南衡阳某某号中药店。但愿你把我早早忘却，忘记得越快越好。”

    若不是我的腿上缠有纱布，读罢春来的信真想一跃而起，去到长安城中或是陇海路车站寻觅她，但信后她写明的日子已是五天前，我从宣公馆迁出已有半个月了。信封上写着“留交”王若望。只恨我托陈玉川捎口信的那天，我没有告诉她我的去处，那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将到哪里安身。这样就造成了她白白地找来西安却扑了个空。我肝肠欲裂地抱住一只受伤的腿，热泪滚滚止不住流下来。这时，姓陆的来客早已离开了医院。我难忘的那个“赏心亭”旧梦又告毁灭，一切都无法挽回的了!

    腿上剌伤的创痛还是可以承受的，没料到内心的伤痛几乎在同一时候纷至沓来，把那人生苦味，集中到外科病房中来了。

    在红十字医院住了十余日，我带着外伤的刀痕和心田的内伤出院了，我先溜回宣公馆，我请陆同志设法通知西安工委，说我已经出院。当时平民坊五号的同志们都不信我的伤会好得这么快，他们就像迎接一个英雄归来那么欢迎我，宣侠父夫妇还特地设宴庆贺一番。过不久，惠子俊来了，我向他提出住在老李那里不方便，他也认为那里居住条件太差，今后组织上一定会解决，或是租一间房子。

    谁知我出院不到二十天，日寇飞机炸毁了大华纱厂。

    大华纱厂在日机空袭下，工人都没有疏散，该厂老板也没准备防空壕，以致拉了空袭警报，工人仍在车间里，结果炸死了二、三十个工人。只因老板迷信德、意、日订有防共协定，他为了保住本厂不受日机轰炸，不惜花费巨资，买通意大利政府批准大华纱厂成为该国的跨国公司，找着这个靠山，该厂就在屋顶上用油漆刷了意大利的法西斯国徽作为标志，以为可免日寇飞机的轰炸，麻痹着工人用不着躲飞机。谁知疯狂的日寇并不理睬屋顶上的意大利，还是扔下了无情的炸弹。   

    这一炸使该厂的筒子间厂房被毁，也炸毁了西安人以为身处大后方的太平观念。挨了炸以后又产生了极度的恐慌和紧张，大华厂的三千余工人都不敢上工了。西北的最大一家纺织厂全部停顿下来。

    大华厂的老板吓成一团，躲在公馆里不敢露面。陕西省省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西安行营的长官亲自登门请他出山，提出大力抢修厂房、争取早日复工，无奈老板心存余悸，加上厂里的员工皆不敢跨进厂门，工人怕死他老板更怕死，干着急，徒呼奈何。

    大华厂挨炸的第二天清晨，西安市工委在“八办”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总的精神是研究如何团结男女职工，早日恢复大华纺织厂的生产。对大华厂情况我此较熟悉，我在会上提出了几条措施，共产党支部和青救会组织在争取恢复生产方面，应该挺身而出，首先去上工，并吸引更多的工友一同进厂，修复筒子间。胆小的职工开始抱着观望态度，当他们看到已有人去上工，他们也会陆续去的。除此以外，要求老板给最早两天进厂报到的员工发双薪，在物质上加以鼓励。更重要的，必须立即动手在离厂房不远的空旷地带挖防空壕，这项工程费用当然由老板拿出来，可以组织逃亡到西安的难民和本市的贫民来完成。有了防空工程，我们号召工人进厂安心生产，就有了讲话的资本，为了职工的生命安全，从速开挖防空工程是必不可少的。这方面我们应批判大华厂老板对德意日三国的法西斯联盟还抱有幻想，这是只顾自保分不清敌我的表现。

    工委会议基本上采纳了我的意见，宣传委员胡达明作了补充，他说：应该筹备召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悼念这次牺牲的工友，由老板出面敦请西安的党政机关、民间团体一齐参加，但不要使这个追悼会成为上层人士出席的一种仪式。我们的“八办”也应派代表出席，还要发动在西安的工人也来参加，把这个会成为动员工人复工，激励西安各界人民抗议日寇暴行的敌忾同仇的大会。他的意见也获采纳，并责成大华纱厂的党组织、青救会与老板一同开好这次追悼会。

    在会上也有争议。老惠提出：在组织复工，出资开挖防空工程等等许多亟待进行的工作，必须与资方人员通力合作，正是这种合作，才真正体现了抗日斗争的统一战线。我们方面应该推出一位代表，前去跟老板接洽，我们将用行动来表明共产党是勇于承担最艰苦的任务，他提议由张林同志代表西安的共产党和青救会出面与资方见面（我认为他的意见很好）。但会上大多数人认为：在国民党逮捕了五位青年领袖之后，推出我们党的工委委员暴露自己的身分，是不安全，也是不必要的。结果改为由厂中职工张自强和小林（小白不能上班，小林是党支部女工委员）代表西青救“大华分会”的名义出面跟资方洽谈，组织一个吸收劳资双方和技术人员一同参加的“反轰炸复业委员会”，去推动和领导职工复厂事宜。我党正可在这个合法组织的掩护下，大大发展党的组织，扩大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和青救会。

    国民党官员同样为大华厂的停产而干着急，但他们只会走上层路线，盯牢老板一个人，老板束手无策，国民党官员也就毫无办法。共产党比他们高明，就在于我们是自下而上依靠群众。两下对照，我党的办法果然灵验，老板对自动站出来担起重任的两位“西青救”代表十分感敬，备加赞扬。当“反轰炸复业委员会”开始筹备的时候，技术人员和工人对上述的一系列做法又加以补充和完善，例如：复业的第一步先恢复锅炉房，不问有没有人上班，锅炉房按照原来上班时间照常拉响汽笛，能起到传播上工信号又能稳定人心的作用；迅速把原材料和制成品疏散到郊区存放；把发双薪的日子延长三日；停工期间工资照付，对死难工人的家属发给优厚的抚恤金，并允许近亲家属顶替进厂等等。

    挺有趣的是：老张当面批评老板不该借重意大利的国旗来求得安全，批得老板羞愧难当，他当即表示一定擦去刷在厂房顶上的法西斯国旗。经委员会讨论，认为既然画在上头，就不必多此一举了，不如留在那里作个纪念，老板无妨试着给意大利政府拍个抗议电报，告诉他：日本飞机对它的盟国如此无礼，不给面子，并要求日方赔偿损失。

    一切按预期的进行，大华厂在被炸后三日，即有几百名男女工人进厂，至第五日上班人数达百分之七十，余下的因逃飞机逃回各县的老家去，故姗姗来迟。

    大华歌咏队照样展开活动，我还创作了一首工人反轰炸的歌曲，歌词共四节，首两节歌词尚能记忆：   

    大华工人快奋起，保厂复工要赶急，加强防空勤生产呀，中国工人有志气。

切莫依赖意大利，保家卫国靠自己，意大利国旗靠不住呀，因为都是法（西）斯蒂!

    这支歌由我先教本厂的歌咏队，很快便流传开去了。

 

七  长安居，大不易

    在我负伤出院以后的几天，老惠到老李家找我，告诉我：西京电厂那边的关系你今后不必去了，我想让胡达明去代替你。你不知道，你受伤以后，厂方和警卫部队要查明你的身分和来历，厂里有人告诉他们你是“西青救”办事处的人。这样，你的政治面目在那里已经暴露了。你还是不去的好。

    我顺便提起另觅一间住处的问题，他说：“我们正托人给你找房子，目前的困难不是拿不出钱，而是觅不着空闲的房子，今后大家一同注意来解决，目前只好委屈一下了。”

    老李可不愿意我与他分开，他还把我看做是重病号对待，他宣布：不让我生炉子，不叫我去井边提水，还额外买些鱼肉增加营养。我一再声明，我已经完全康复，切莫把我当老爷招待，他还是不同意，并且说：“你是为革命事业流的血，老惠把你交给我，这是党对我的信任，我亏待你，心里怎地过得去。”

    工委书记让我在鸽子笼里静养，我哪里闲得住，吃罢早饭我就逛街去，目标是物色哪家贴有“招租”告示的房子，大街小巷走了不少，才知道长安的市面不如昔日的上海，只为日寇大军侵入我国的关内和东南部，各地来西安避难的不可胜数，“长安居，大不易，”原来的房租飞涨，出租的房屋更是难觅。（按：“长安居，大不易”这两句话系唐名士顾況读了白居易手抄本中的诗，拿白居易的名字开玩笑所说的。）

    我跟老李谈及此事，他在拉车满街走的有利条件下，替我留心也是枉然。有一天他告诉我，看见有一幢房子，贴出红纸要出卖哩。我们一同前去，他领我至一处荒货市场（即旧货市），街边的确站着一幢木结构房屋，称之为“一幢”未免太抬举它了。这幢木结构房屋只有四平米多一点，正好搁一张单人床，还留出一个人侧身走进去的空间。屋顶是白铁皮的，屋有一人一手高，墙壁的木板是各种来历不明的零碎木料拼凑而成，像七巧板拼搭的图案之美，墙外层涂一层柏油。老李识得阿拉伯数字，但这儿贴出的红纸头广告却写的繁体字：“肆拾圆”，怪不得他没法报告我售价多少。当我宣读了四十元售价，老李低低的说：不算贵。我说：四十块钱买下整幢房子，这恐怕是举世无双的廉价房屋了。非常新奇的是，支撑这幢木屋的，下面安着四个铁轮子，便于迁移推来推去，如果地下工作者住进去，大可以跟特务、警察玩捉迷藏游戏咧。当我一想起“长安居，大不易”的现实，估计老惠不久前许诺的将给我解决房子问题，大概也会落空，我当即跟老李说：“我买下了。”老李就把木房子贴着的红招贴扯下来，一面去招呼木屋的主人。

    木屋的房东很快发现有人揭去告示了，从马路对面走过来，老李还想跟他讨价还价，房东说：你既然扯下我那个招贴，那就不能让价了。他要我们当场交钱，老李的全部积蓄才只有二十多元。我想起，我何不找“八办”熊大姐借款去?我身上有“八办”的出入证，我让老李留守在木屋里，我就去了七贤庄的“八办”。这是自林老接见我以后头一次向办公室主任熊大姐伸手要钱。她听我说明来意，并且关切地慰问我伤势如何，她也听说我曾被国民党枪兵剌了一刀，如今她看到我活蹦鲜跳地，感到很高兴，还特地把她新婚的丈夫伍云甫介绍给我认识（当时伍接任八办主任了，他在解放后任全国红十字会会长和民政部部长等职）。

熊在介绍我时说：“小王是个神出鬼没的小鬼，他来西安不到半年功夫，就把西安的工运搞得热火朝天，引起了顽固派的注意，上个月遭到国民党枪兵的伏击，受了伤，想不到他恢复得这么快。林老临走前要我想方设法帮助伊，我可没有尽责任呀!”伍云甫很和蔼地说：“现在西安的形势不太妙，你可不要追求轰轰烈烈的热火朝天，要善于隐蔽自己保存自己哪，像你这样的工人干部，是我党的宝贵财富呢!”

    熊大姐当即交付我现金一百元（购房费用外，还要添置家具炊具等用项，这是熊大姐主动增加的基本建设费用）。我心里曾经怀有对她的旧恨宿怨一下子消失了：我的与她和解倒不是为的给了我一大把钞票，实在是由于她在伍主任跟前夸赞了几句，我的工作成绩和艰苦奋斗获得党内负责同志的赏识和理解，精神上似乎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才使我对熊大姐不再心存芥蒂了。

    四十元交付清楚，房主还郑重地开了一份卖房的房契，从此，我成了拥有一幢自己房屋的主人了。

    我们俩分头去寻找合适安放活动房子的地点。我找到了离车站不远的一块空气新鲜，背靠着菜园的空旷地带，老李认为空旷地段容易脱离群众的掩护，利用私有土地，还会招致土地纠纷。后来还是迁到了老李挑选的堆积城市垃圾附近的贫民窟，在那里发现好多人家也是住的活动房屋，我这个小木屋与他们毗邻而居，不至于成为孤家寡人。

    我们俩把铁轮子上的木屋推到选定的地点，我就在这里头安家落户了。（那地方原称崇礼路，现改为东五路）老李负责拉车买回一张铁床，一个煤球炉，我则用一些旧报纸糊住木板拼凑的缝隙。论房屋的面积和质量，都不如老李的住所，但我乐意在这个小天地里，自有一番自在逍遥的乐趣。

    刚住下不久，自有邻居前来张望，贫民窟也有保甲长来到我的新居问明住户的来历，我则以上海来的失业工人身分应付之。对方关心的不是过去做啥，而是现在干什么营生，我只得以“正在找点苦力活干”答复他。因此，找个第二职业成为当务之急，我们两人商量的结果，还是扮成卖破烂的小贩较好，只花了二元钱成本，买两只竹编篓筐，再添置一根扁担，挑了它串街走巷，吆喝起收购“旧穴旧家什瓶瓶罐罐的咯!”我在老李跟前练习了好几遍，觉得挑一付篓筐还不够，还得有广告样品，那就得在扁担两头挂几件旧衣裳或是皮包、皮鞋作样品。置办这类样品，先得花钱向卖破烂的去掏（西安人不说买破烂，而叫“掏荒货”，拾破烂跟卖臭豆腐一样，带有写实主义气息，掏荒货就是浪漫主义了，实际是为了护短，才起了个文雅的名称）。

    一切准备就绪，这时侯老惠到老李家找我谈工作。老李告诉他我已买进一幢房子，惠子俊不信，老李故意打埋伏，就把他领到活动房屋来了。当他看到的是这么一间火柴匣似的住所，他挤进来即无插足之地，笑着说：“亏你买下了这么一间房子，我起初以为你大概拾到了一笔巨款，成了暴发户咧?”

    他问起：“晚上点灯怎么办呢?”我回说：“买蜡烛。反正晚上我不做啥，不点灯也一样过。”老惠郑重关照，住这个地方，一定要火烛小心呀!我做到晚上基本上不点灯，生煤球炉则到空地上去。

    老惠传达了省委的意见：在工厂里发展党员，现在要注意巩固与提高。省委宣传部提出的新任务，就是要个别培训新党员，做到每个党员都上过党课，了解党的基本政策。

    他参观了搁在门外的掏荒货的挑子，对我的职业掩护备加赞赏（为什么搁在门外，也有讲究：是给本地保甲上的人，知道我的合法职业，其次，屋里也没有放下两只篓筐的空间）。当我讲到扁担两头做广告的几件旧衣服，我说：这还是用“八办”支援我的钱买进的，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旧衣裳家底儿。老惠当即捐助一件被虫蛀过的呢大氅，第二天他真的把大衣送来支援我的买卖。我正儿八经地说：我负责代你卖掉，所得的钱如数给你，你还得添些钞票好换一件新的。他板起面孔说：你这么说就不像是自己同志了。

   第二天上街，全凭老惠捐助的那件旧大衣撑市面，挑着空荡荡的箩筐，使我颇费踌躇的是，吆喝叫卖声，究竟喊卖出，还是收购呢?要喊卖出吧，只有扁担上挂着两件随风飘荡的衣服；换作叫掏进吧，口袋里连自己的伙食费在内还不到三只洋，我简直不知怎么吆喝好，情急无奈，就想起何不向熊大姐求救呢?第三天我挑着几乎是空担子走过七贤庄“八办”的门前，迟疑一会儿，便把我的挂有几件破衣衫的筐子折在外头，口袋里亮出“出入证”给门上八路军门岗，他让我进了“八办”，找熊大姐，想再问她帮助几个钱做收购破烂的本钱（她早先给了我一百元，已告用尽）。当她得知我真的转入地下，并且有了个掩护的职业，很是高兴（她在上海时，也做过纺织厂的地下工作）。她忽然想起，“八办”里头可以提供无数荒货的货源，她领我去看门旁后面的一间宽敞的储藏室，里面散乱地堆积着许多中小型的皮箱、手提包，更多的是男女皮鞋，硬壳的洋鬼子戴的白色凉帽，五颜六色的裙子，西装，还有皮大衣，雨衣……简直可以开一丬规模不小的时装、皮件商店。

    我看得眼花缭乱，美不胜收。

    熊大姐说：“这里的东西，都是投奔延安的大后方青年弃在这里的。他们要步行两百里前往，不得不轻装上路，他们丢下这些行李和生活必需品，也就是把参加革命的决心留在这儿的纪念品上哪!这些东西堆积得越来越多，弄得我没法处理。现在我就把这里的东西交给你，什么对你有用，你就拿去吧，还好给我们腾出一间房子来住人。”

    我问道：“要是有的同学回到西安寻回他的东西呢?”

    “别说傻话了，它们的主人全都上了前方了。”熊大姐笑说：“他们决心牺牲这些东西的时侯，就准备着‘共’他的‘产哩’。”

    我又进—步问道：“卖出去的款子，我怎么给你算账呢?”

    熊大姐沈吟半晌，说：“这些东西如何作价呢?当旧货卖，卖不出好价钱的，好吧，你只管拿去卖，卖出去的钱，好好改善你的生活，余下的就算你那个旧货摊的资金吧。”

    这样，我就伸腿到服装堆里，来不及挑拣，抓到手的就揉成一团塞进两只包袱里。使我不胜惊喜的是：在服装堆的底下，还发现许多厚厚的书本，对我来说，就好比开掘了一座图书馆，其中有好几本同样的，有《在德国女牢中》（此书是当时流行的反纳粹暴行的真实记录，女作家胡兰畦作，她在解放区经不起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乃遁迹空门做了尼姑，这是四川女作家何洁在尼姑庵深人生活中发现的），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莱昂捷耶夫的《政治经挤学》，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等等，这些宝书大概是重力作用才被埋在衣裳堆的底层。我目迷五色，不知先挑物质文明，还是抱回精神文明的好。

    我挑了两种文明的筐子满载而归!

    我把老李请了来，他看见铁床上摊开的琳琅满目的各式服装，大为惊讶，连连问：“你是从哪儿收来的?”我故意卖关子地伸开大拇指与食指，猜了好半天他才猜中了。他笑笑说：“你这个动作正是卖荒货的讨价还价时做的手势语言。”老李把玩了每件荒货（这时我才省悟，长安人称呼掏荒货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经手卖的并不是破烂），指出洋鬼子凉帽和西装皮鞋，此地怕没有人要。其余的服装容易脱手，他的朋友里有人去过西安的“鬼市”，老李说他去打听清楚鬼市在哪里，我们一同到那里去抛售，可以卖个好价钱。

    在以后的某一个夜晚，我还在梦中，老李敲响木板屋，轻轻地呼唤我：“快，上鬼市去。”我一骨碌醒来，他就代我挑起担子在前头领路，但见满天星斗，只有清冷的稀稀落落的路灯照着老李的身影。他把我领到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是民乐园门前的一片大院子里。

一跑进民乐园便看到了星星鬼火在闪烁（现民乐园已不存在，地处东新街中段），看不清脸面的鬼影幢幢，发出嘈杂的喳喳声，给人一种阴森的毛骨悚然的恐惧。老李由他的朋友领到一处空档，原来要出一笔钱才能占到一个摊位，老李的朋友早就花钱定下的，我放下挑子，他郑重关照我：“你睁大眼看好这里的荒货呀!”他贡献出自己拉黄包车的一盖车灯，在周围磷磷鬼火中，我们的车灯是最亮的。

    当我们二人分别将宝货陈列在空篓子架起的扁担上，很多鬼影马上围住我们的挑子，大概不全是由于点着的鬼火特别明亮，特别吸引看客，而是首次出现了拥有许多新奇货物的鹤立鸡群的新户头哪。

    同时有几个人选中扁担上的衣服，老李忙不叠地跟这个在衣襟后面揑手把子讲价钱，又跟另一个用手势语言谈生意，讲定了价钱，对方便就着鬼火点交钞票，我负责收钱。几乎是一阵风似的，除了一只小皮箱没成交，两篓筐的荒货全部脱了手。接着就由地头蛇来抽头（收地皮税），老李付给他两块钱。我们打道回府的时候，东方微微露出一线晨曦!

    保留一只皮箱没投入交易市场，是我有意把它作为存钱的小金库使用，当我们一同回到活动房屋，我拍拍挟在手臂中的小皮包，就像一个大老板对老李说：“我放你一天假，你今天就不必出车了，付车租和吃喝，全由我包了，你得好好休息一下。”

    我们在小床上打开小金库，过细清点所赚的钞票，共收入七十多元。这个数字使老李咋舌，他建议道：“差一点就可以买进两幢这样的房子，而且不到一刻钟全卖完，真是开门大吉大利。今日我们该上馆子美美的吃它一顿。”我们找了一个馆子喝酒。吃饭时，他给我说明：为什么要在天明以前出卖荒货，而且只准点小油灯，这是为了便于以次充好，以旧充新，买方不容易看出破绽来。另外，也还有给偷鸡摸狗的贼骨头提供消赃的方便。所以我特地要你看好自家的货物，那个地场有的是顺手牵羊的三只手。

    从此，我这个合法的职业掩护不再是虚应故事装装门面，而是货真价实地干起掏荒货的行当来厂。好在货源充足，脱手了一批还可以到“八办”去批发回来。还有一个优点，赶鬼市只消早起赶场一个多小时，真可谓速战速决，不妨碍我白天从事革命活动，和消化从“八办”掏来的图书。

    我记得前后四次在“八办”运回许多畅销的货物，赶黑市的次数也相等，小金库共积累了三百多元中央票。为着那个小木屋关锁不严，小偷光顾非常方便，那时我没想着存银行，我出门那个小金库决不离身，反倒成了我的累赘。每次赶鬼市都是我们二人一同前往，一搭一挡协作得很好。我取出一笔钱给老李添了一副木板床，一只洗澡盆，添了一条新席子等等。因为木屋没处洗澡，那只澡盆其实是我们俩合用的。我提出帮助他一点伙食费，他坚决回绝了，说：“我们挣下这么些钱，是卖掉学生们的一片红心哪!多花这个钱良心上有愧哩!”他的这句话，提醒了我，我跟老李一起，追记了一份进货和收支的明细账目，以备将来一总向熊大姐好作个交代。（在这以前我没有管理过银钱出入，所以没有记账的习惯。）

 

八  黑房子里的秘密

    为了执行省委宣传部给每个新党员上党课的指示，我因陋就简，就利用我这间木屋开办三两期党课讲师训练班，每期只收两名学生，一是大华厂的，一是铁路机厂的，由我挑选党支部的宣传委员，略有文化的青工来听讲。为了保密，这两个单位的学员在听课过程中，仍要做到互不相识，规定在夜间进入黑房子，进来以后背靠背坐在床的两端，讲完之后，有先有后分别离去。我讲党课的内容不外是党的历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统一战线政策和党章党纲之类，老实说，都是陕公时期批发来的现成货色。

    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屋子里讲党课，自有一种庄严肃穆和神秘的气氛，对新党员来说，还会添几分新奇、危险的紧张，以致学员们在听课时皆屏住呼吸，连咳嗽一声都觉着是不是闯了乱子。

    在新学员中，还轧进一名西安事变前便已入党的老党员，那是我的最亲密的伙伴——大老李同志。他说自从入党以后三四年了，一次党课都不曾听过，他愿意做个旁听生。他在听了两次课以后，无限感慨地说：“你讲的这些个，对我来说是闻所未闻。前几年干的革命好像是稀里糊涂随大流过来的。”上党课使他重新认识自己，同时也改变了对小王的看法，以前他把我看成上海来的工人干部，听了课以后才承认王某原来是读书人。

    为着复查毕业的讲师回到本支部授课的效果如何，过一阵又把他们〔只来一位〕请到寒舍，他做老师，我做学生，让他讲一遍给我听，这儿不写成“黑房子”，因为只须一个人来，白天也行。

　　在我忙于党课教学的日子里，小黑屋留下我一个人，夜晚又不点灯，在黑暗中，仰望着黑暗，脑袋里的私心杂念又开始翻腾：春来已经辞我而去，这里还有一个小白姑娘，为了我害得她神志不清，心里总想如何补救赎罪。前不久带给我一个好消息：说是大华厂轰炸以后，小白的精神变得清醒一些了，人家被飞机轰炸吓傻，而小白却因敌机一炸给炸醒了，只是她妈暂时不让小白去上工。这个传奇性的好消息引得我真想当面去测试一下。现在我有了个好题目了，何不请她到这儿来听党课呢?

    昨晚打定了主意，第二个夜晚又把它否定了，我想，如果她真的复原了，来到我这个小木屋，又起旧梦重温的念头，留下来不走，我将如何打发呢?顾虑到西安回教的势力，如果我加以拒绝，她又旧病复发，这不又是害了她吗?

    诸如此类的思潮反反复复，转辗反侧，总是没有决心实践头晚上想定的主意，终于没有请她踏进我的小木屋。

    学员们到我处听党课，首先关照过必须严格遵守几条保密条例，其中有一条：不得带其他人到小木屋，但是这条规矩被一位姓金的宣传委员破坏了。在大白天，他带来一位中年妇女，一闯进我的门，就连声说：“我没法，我只有带她到你这里来，我知道不应当，我被她闹得没法子。”看来，金同志是明知故犯了。

    那女人看见小木屋内没有落脚之处，站在外边埋怨小金道：“你带我来见个当官的，你是诓我!”我看见女的脸上的愁苦超过了愤怒，我到门外去对她说：“先别在外头嚷嚷，有话到屋里说。”我请她朝里坐，她迟疑地看了我一眼，还是看不出哪一点像个当官的，只是看我一副谦和的面色，她才为难地挤进来，坐在门边的床沿上。我把小门关住，生怕引起邻居的注意。

    金同志是铁路机厂铸造支部的宣传委员，是他跟同事姓柴的宣传去延安的好处，姓柴的真有决心投奔革命，就抛妻别子去了延安。丈夫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对妻子又没说明到哪儿去，只说去三五个月就回来的。厂里的工资到月头就停发了，为妻的开头两月是跟公婆一起过，日子长了，公公也负担不起。不幸，两个娃有一个生虚胖病，没钱抓药请郎中。公公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说儿子去了延安，一年半载回不来。老爷子急了，就吵着问媳妇要人，媳妇问谁去要自己的丈夫呢?她记起丈夫临行前留下一句话，有啥困难可以找小哥儿们小金商量，她才找到金同志索夫来了，可怜小金又找谁去还她的丈夫呢?柴的妻子连哭带吵纠缠小金不放，小金看到自己挺要好的伙伴家中确手缺柴少米，日子过不下去。正巧小金有机会上黑房子来听党课，我是他见过面的第一个共产党的长官，另一个有力的证明，老柴去延安的介绍信上，后头签名的恰好是我的名字，小金由此推断出：王若望既然有权送她丈夫去延安取经，也有权力把她的丈夫召回。在他的判断里，住在黑房子的南方人，做的官一定不小。

    中国有句民谚：孩子哭了抱给他娘；文言的成语叫做：解铃还须系铃人。好罗!小金总算找到了门当户对的“系铃人”，就把哭着的媳妇领到夺去她夫君的长官家里来了。

    当我听完了柴同志妻子的带着啜泣的陈述，金同志作的补充里含着无可奈何的抱歉，在我一手造成的家庭悲剧的面前，我能责备小金的不遵守保密条例吗?我能推诿，说我不是你怀有希望的长官吗?如果我讲道理说明共产党内无所谓做官时，那就把热心人小金陷于真的说谎者里去了。（否认共产党里同样有当官的，不也是一种诓骗吗?）

    在这样的场合见到他们，我只有同情，只有对那位远方的未曾见过面的柴同志怀有崇高的敬意!

    我连自己的未婚妻去了山西，我都不能把她调回来，要我把老柴从延安叫回来，我是无能为力的，但我忽然想起，在我的能力范围，可以给予一点帮助，赶快拿钱给娃儿请郎中抓药。我的视线射向屋里的小金库，我从里面取出五十元中央票，作为光荣家属的临时救济，一方面对这位大嫂多方鼓励和安慰，一方面又婉言讲明：这个小木屋是我临时找的地点，请你们看看，房子下面还有铁轮子，我是常常挪窝的，下回再到此地说不定我已经不在了。小金和柴大嫂千恩万谢地高高兴兴走了。

    从这一回给柴大嫂发救济款的事件中，给了我—个启示：小金库的银钱接积攒了几百元，用在柴大嫂这号家属身上，才是花在刀口上的派了正经用场。可以想见：经我介绍去延安或是安吴堡的工人数以百计，其中像柴大嫂这样的特困户一定不少，问题在于，她们尽管有困难，只是不得其门而入，没找到“解铃人”罢了。我有心把小皮箱的存款用在救济困难家属上面，这对于发动更多的工人赴延安，一定产生促进的作用。我把这个意思跟惠子俊讲了，他颇表赞同，只是问我这笔钱要不要上缴“八办”呢?我说：熊大姐讲过，卖荒货所得的款子由我全权处理，作我的旧货店的资本，我只要开列一张收支清单交给她就行了。老惠问我：“听你的口气好大，小皮箱里有多少钱?”我回答：“已有两三百元了。”老惠吐一下舌头，不胜惊喜地说：“好家伙，你真的要做大老板了!”我相当得意地说：“往下我还可以去‘八办’掏点货物来，这是一笔大大的无本生意咧。”

    老惠说：“你是继承了我们红军的优待光荣军属的传统，这是极有意义的事。”（惠是一九三二年入党的老党员，任刘子丹领导的红军修械厂的厂长。）

    往后，我通知铁路上的支部书记朱子彤了解一下去延安的工人家属，预备给柴大嫂那样的特别困难户，给予少量的补助（这时，朱已提升为西安工委委员了）。我把同样的意思通知了大华纱厂的张自强，两个单位开列了近十户生活实在困难，甚至打算跟男人打离婚的，每—户分发四十至五十元不等（相当于普通工人三个月的工资），直至把我的小金库的存款发光为止。

    以后我又跑了一趟“八办”，捞进一批服装，又赶了一趟鬼市。这笔进项我用来买进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的唱本和连环画，白天我挑着两筐子的“精神文明”，扁担两头覆盖着几件西装，长衫、到大华厂的单身工房去叫卖，引来许多工人和工人子弟，一齐来索取连环画和通俗唱本，有钱时只收成本，没钱时奉送几本。为了招引更多的顾客，我先在摊头上抓起唱本唱起抗战莲花落来。我记得这类唱本中有《八路军大战平型关》、《苏州河畔八百壮士》、《马占山收复失地》等等。大华厂歌咏队里有个队长认出了我，硬拉我上他家中喝茶，并且怀疑地问道：

    “你是我们的教官（我教过歌咏队唱歌，后来，我卸任了，由陈玉川顶替），何至于落魄到这等地步呢?”

    我微笑着揭开篓筐上的大褂，拿出几本抗日的唱本连环画，对他说：“我做的这个买卖，你是我的熟人，可以特别优待，你买一本，送一本。”

    “呵呵，原来你是做的宣传救国的生意!”他激动地掏出钱来，坚决不要优待，推却着说：“还能叫你白送哇，你也是一样将本求利嘛，亏你给咱们工人送货上门，我算服你了。”

    这项送书上门的业务，本非西安工委交办的任务，只因我背负掏荒货之美名，新近又发了一笔‘横财’、才设计出“散播文化到万家”的新的生意经，属于业余游戏和打杂耳!

    这宗生意，平均一个星期出挑两趟，并不以大华工人宿舍为限，一直维持到我离开西安才宣告歇业。

    在小木屋的生涯中，还有一件事不可不记：我拉过四天黄包车。

老李忽然卧病不起，发高烧，门口停一辆黄包车，我去服侍他喝水吃药（我买了一瓶阿司匹灵）。他对门外那辆黄包车不放心，我答应拉了空车归还到车行老板那里。他说：“你拉去可得要交一日的车租费呀!”我随身带着小金库，就说：“一块大洋租费，算得什么，我给他就是了。”我正要出门送车子去，老李阻止我：“既然交出一块钱，你就把车子搁着吧。”

    他宁愿让车子闲着，就怕车子送还给车主，车主就会把它转给别人去拉，在班头上两天没人去租车，就怕给旁人占了，自己就会被挤出来，再轧进长日班就难了。他发愁地说：“我们做苦力就怕生病呀，生病就怕车老板把车子让出去呀!”

    现在我操心的不再是病号，而是门口那辆空荡荡的黄包车了。忽然我有了一个冲动：何不由我顶替他去接客呢。

    我拿到了老李的号衣披挂上阵，老李躺在床上竭力劝阻我。我穿上号衣，立即变成了地道的人力车夫了。我是怀有好奇和体验生活兴趣去干这一行的，老李怎能阻拦得住?

    我共拉了四个白天的班次，从生活体验中总结出有介绍价值的有三条：第一，拉洋车和跑步运动员不同之处，倒不在于身后有没有载重物，而在于找到适合于自己体质的速度，我头一天接客，光注意拉得快，结果拉不了多远便弄得气急败坏，直干到第三天上，才掌握了不紧不慢的匀称的步伐，使两只腿几乎不受大脑指挥也能健步如飞，这是最不费力的轻松自如的境界。第二，我是个半调子的人力车夫；，拉黄包车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累人，一天我只拉四五个客人，由我作主，可以拒绝拉带大件行李的，跑远路的，路程不熟还有大块头的乘客。只因这四天的拉车带有玩票的性质（业余爱好唱戏，并不正式下海做演员者，称票友或玩票），干一天能挣出交车租的钱就满足了。第三，穿上号衣，觉着自己马上矮了一截，这是社会世俗的鄙视出大力劳动者的不平等观念所致，不过拉车的车夫本人也有低人一等的自轻自贱，多半是由于坐车的高高在上，脚跷黄天覇，在下拉车的挥汗如雨，形成了鲜明的阶级反差，给拉车的造成心理上、人格上的自卑感。连我这样的职业革命家，在拉车狂奔的途中都难以抗拒后座乘客辐射的屈辱，不管那乘客是职员，是弱女子，或是到城里探亲的乡下人。

    直至老李退了热，吃得下一大碗饭了，我才结束了人力车夫的生涯。

 

九　　转往宝鸡

    省委通知：将我调离西安，前往宝鸡县任中心县委书记。调走我的原因，惠子俊下达省委决定时，他当面跟我说明：

    “西安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了，八月份平民坊五号的宣侠父骑了自行车外出，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了。你的名字也列在陕西省党部的黑名单里了，组织上才决定把你调走，去宝鸡这个地方，因为有许多从武汉、上海内迁的工厂在那里，那里已形成一个新兴工业城市，你到那边还是以开辟工厂工作为主，又可以大干一番……”

    从老惠的谈话中，我知道这次调动，可说是“临危受命”了。省委决定体现了党对我的爱护和重用，——要到几个县独当一面（中心县委相当于地委一级，即几个县统一的党的领导机关）。但要我马上离开这个古老的熟悉的城市，离开那些开始觉醒的工人同志，离开我的老李和小白……便有一种恋恋不舍之情。最使我震骇与痛苦的，是正在年富力强的宣侠父同志的惨死，他没有死在敌寇的枪炮下，而是死在共同抗日的盟友的暗害中。为了我伤愈归来，侠父还设家宴祝贺我死里逃生，想不到相距三个月，他自己却永远倒在内斗的血泊中。我真想去平民坊五号慰问他的家属，但宣公馆如今成了杀机四伏的危险地带，像我这样巳上了黑名单的人物，万万去不得，只有默默地致哀并压抑住胸中的无限悲愤了。（直至全国解放后，宣的夫人金铃同志在浙江省任劳动局长，我去拜访过她。她的女儿赴苏留学，我未能见着。参看《丁玲文集》五卷二二九页《回忆宣侠父烈士》）

    我把一幢木屋交付给老李，便跟老惠和老李话别 。当老李给惠子俊讲起我代他拉了四天洋车的事，他说着说着就止不住流下了热泪。一个大男人这时候流泪，表明他确实不愿我离开他。（后来我得知：两年后，我调离宝鸡后，他也去了宝鸡，他在那里，做兵运工作，即在保安队里发展党员，败露后被地方保安团打死。）老惠的遭际也不佳，他在一九三九年四月被捕，关了四个月，我党多方营救乃得释放，去了延安受政治审查一年多，停止党籍，即使查明他在狱中表现是坚定的，陕西省委也只让他做不重要的打杂工作，只活了三十三岁，忧郁而死。

    带着几分伤感登上西去的列车，我心里在呼唤：

    别了!我的长安!

    到了新的城市——宝鸡，接待我的是西北工业合作总社的秘书长（简称“西北工合”，这是由国际援华人士在宋庆龄的倡议下募集外资捐款建立的，国际知名人士有斯沬脱莱，斯诺，路易艾黎等）。这位女秘书长名叫方纪，是个能力很强，风度雍容大方而且美丽的大学生。她看了省委的介绍信后，把我领到该“总社”办事处的密室中，扼要的讲了西北工合在宝鸡一带分布的情况，并且说：

    “我早听说宝鸡地区有条件建立党的领导机关了，等了好久，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今天总算盼到了。”她答应马上通知西府地委书记吕同志（即吕剑人，解放后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西府”是风翔、宝鸡、岐山三县的总称，宝鸡县委是从西府地委分出来的）。

    第二天吕剑人即来我下榻的旅馆会面。首先，他讲了宝鸡县的党组织情况，他说：“我们的党员在几个学校里任教师，力量还是很薄弱的，省委派你来主要是开展这里的工人工作、有一家申新纱厂搬到十里铺，因没有厂房，短期内不会开工，目前只有二十多名负责搬迁的技师和工人。现在宝鸡的工人队伍基本上是西北工合招募的失业工人，他们来自京、沪沿线的城市和武汉三镇，在宝鸡的已办起了三十多个合作社，虢镇和岐山也有一些。他们生产的是供应抗战部队的军用品，如小铁锹、军装、军毯和药品之类，在十里铺和金家寨则建立了汽车修理厂和制造胶皮轮马车；有一些小单位生产些啥，我一时也说下上来。所有这些工业部门，我们党的力量可说是—片空白，听说你在西安搞工人工作，完全是赤手空奉从无到有，正需要你来大显身手咧。”

    听到这里，我回话道：“这里情况不同，我的那套经验未必用得上。”

    然后，他讲到宝鸡县委的组成：“省委指定由你任中心县委书记，省委的意图：是让你以宝鸡为中心，捎带着把陇县、千阳等三个县划归你这里。这三个县也还是一片末开垦的处女地，需要你去打开局面。过几天还有一位女同志从延安调来，她也是老同志，在中心县委分工管组织和妇女委员吧。方纪同志可以分工管‘工合’一坨和兼管宣传，这样，初步把县委的班子搭起来了。”他最后说：“你来宝鸡，理应改头换面，你打算换个什么名字呢?”

    我脱口而出：“我改名陈蝶飞。‘蝶’字是蝴蝶的蝶，它是经历好几次变化，越变越美丽的昆虫。我原来的名字，在西安是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一只蝴蝶，飞到宝鸡陈列在你的面前了。”这个假名字，我在出发来宝鸡的火车上就准备好了。他听了我的介绍不禁畅怀笑出声来。

    老吕笑笑说：“我倒不要你美丽，只要这个名字好记。”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从延安来的女将提前到达，我们四人（县委三个成员，加上吕剑人）集合在西北工合办事处的一问密室里，宣告了宝鸡第一届县委的正式成立。听从方纪安排，县委机关以「工合」的一个纺毛站作为掩护，设立在虢镇附近的永清堡。

    在开头的十天之内，我跑遍了宝鸡县的山山水水，凡那里有共产党人的地方，我都跑到。我也到十里铺车站寻访了从远道而来的申新纱厂，但见车站附近堆积如山标记着“申新”字号大小板箱，无声无息地躺在露天里。我想起老惠所说的“那是全新兴的工业城市”，我才知道他所描述的与这里的实际有多么大的距离。我昨日跟吕剑人所说的一句客气话：“西安的那一套经验在这里用下上”，不幸被我言中了。

    在宝鸡一段时间里，我负责的工运工作可以说毫无建树，值得一提的是永清堡毛纺站里发生一件不愉快的故事：

    西北工合接受了国民党军政部的定做七十万条军用毛毯的任务（其中五万条是发给八路军的），这项任务交货时间紧迫，数字又大，成了刚成立不久的西北工合以实际行动支持前方部队的严重考验。只有广泛动员农村妇女，用手工纺羊毛，这是第一道工序，毛线织成毛毯则利用农民的手工织布机加以改造。整个西北工合的四千多社员全都为完成七十万条毛毯迅速行动起来。永清堡毛纺站不过是成百个纺毛站中的一个。由县委妇女委员李锦任站长，我在里头挂了个会计的名义。在前几次弄了个职业作掩护，都是有名无实作幌子，唯有这回身负县委书记的重任，却被挂名的会计事务缠身，必须实打实的干，来不得一点含糊。此如说：运来一包一包的羊毛要过秤，而每个农村妇女来领羊毛，要过秤、检验、登账，还要付工钱等等。这项工作非常繁琐，一天干下来，弄得浑身沾上羊毛，自己也快变成羊了。我的颇为得意的新名字陈蝶飞没能打响，四乡的妇女皆以“毛陈”呼我。有时我要外出跑关系，站长李锦就随便拉了个纺毛宣传队里的姑娘来顶替我的差使。纺毛宣传队里全是妇女，其中有大后方逃亡到宝鸡的知识分子、女工，也有从延安派来参加县委工作的陕公学生，至今我记得的姑娘，有林颖、郑六妹、鲁明等。她们的工作就是走村串巷，到各个村子去动员妇女，谁愿意纺毛的即发给一辆纺车，一个纺毛纪事本。

    各个村庄的妇女，到永清堡来交付毛线时总喜欢成群结队，拉帮结派而来，在毛纺总收货处就挤满了嘁嘁喳喳的大嫂和大姐们；这时候就忙坏了毛陈了。

    一天上午忽然在大门外等着过秤的妇女发出惊呼：

    “不好!伤兵打上门来了。”说罢就拔腿夺门而出，甚至扔下了怀里的半成品。聚在堂屋里的娘儿们也想溜，发现已经被举起棍棒的伤兵里三层外三层堵塞得水泄不通。我挤到门口一看，果然有成群结队的伤兵，有一些举起了代步的拐杖，现在改作武器使用了。毛陈见来势汹汹，想关起门来寻个藏身之地，伤兵们看到浑身长毛的人露面，他们没有往里冲而是扬手指着毛陈，大声地喊出：“请你们的站长出来说话!”

    一听此言我定了定神，对方这句话表明伤兵不像是搞打砸而来，毛纺站不知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这帮丘八爷?在这紧张危急之际，毛陈想：如果叫女将出来，恐怕对付不了这帮人，四顾左右，全是女性，自己身为男子汉，又是中心县委书记，理应挺身而出，站到自己的中心位置上。我果断地对门外的众伤兵说：“李站长出去发放纺车了，不在此地，诸位有什么事尽管找我!”毛陈马上眉开眼笑地招呼伤病员同志到里边坐，“有话请进来说」（一边悄悄地派遣一位农村姑娘进里院通知李站长，要她不要走出房门）。门外伤兵的怒气便消解掉一半，只是没一个人肯进来坐的。

    有一名并没拿拐杖，肘弯里拴着一块夹板的伤员用关外的口音说：

    “你们凭什么没收了咱们五个弟兄的小红本?”

    本来，发动虢镇的后方医院的伤病员也来纺毛线，是毛陈的倡议，这对伤病员有三大好处：不至于闲着没事干，到外边去闹事；二挣点工钱，还可改善生活；第三表明后方伤员们不忘前方将士，他们还以纺线织军毯的实际行动支持前方将士，又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后方医院管理当局顿表赞同，结果伤病员队伍包括一部分护士，几乎人人都领到了一个小红本、一辆纺车。小红本就是“纺毛记事手册”，上面记有每次领羊毛线，付多少工资，一旦没收了这个小红本，就取消了他的纺毛资格，可算是最严厉的处分（相当于开除出校出党）。只有连续几次发现纺的毛线质量太差，或查出毛线中掺水掺假压份量的情况，才没收小红本。

    农村妇女干活比较老实，从未有弄虚作假的，伤病员中就有人掺水、拌沙上之类的作伪，他们的目的不过是想留下一点羊毛，好给自己打件毛衣之类。我在收购处，碰着这一类事，一般的劝告几句，批评得对方脸红为止，连工资也没少给。我料想没收小红本之事，多半是临时抓差顶替我做会计的女同志干的，她们执法如山，干事比我认真，只是不知道伤病员的脾气；我也不便把责任推到她的头上。

    我就站在大门口的石凳子上（纺毛站设在一家石库门房子里，大门两边有石墩子），一开头就问：

    “既然有五位同志没有了纺毛记事本，那么，请这五位荣誉军人讲讲小红本被没收的情形。”

    门外的人群中有人回话说：“他们是伤号，来不了。我们是代表他们来的。”

    另一人真实地讲出他的来意：“娘儿们纺毛，没听说有没收的，为什么你们专门冲着荣誉军人?今儿收去五本，明儿再收五本六本，你说句话，往后还要不要我们荣誉军人呀!”

    上述两位同志的发言，暴露了矛盾的一方的心理和原因，毛陈心里踏实了，矛盾的另一方就理直气壮地回复道：

    “诸位大概是替五位荣誉军人打抱不平来的吧!如果纺毛站不讲道理，委屈了他们，为什么自己不来，还要请代表来呢?军队有军法，我们纺毛站预先讲明也立下几条规矩的，这几位荣誉军人在交毛线的时候，我查出做了手脚，拆了烂污，才没收了小红本的。你们自己保质保量交了毛线，问心无愧，谁会没收你们的小红本呢?你们为了义气替他们打抱不平，这不是保护了存心给公家拆烂污的人吗?假如我们给前方将士供给的毛毯经不起拉撑，用了十天半月就变成了一堆乱毛，他们一定会破口大骂，不就是骂我毛陈，也骂了拆烂污朋友吗?所以，我不得不得罪这五位荣誉军人同志，也就是为了维护荣誉军人的荣誉呀!”

    略作停顿，考察一下全体伤病员的来势汹汹已转换成垂头丧气，个个低着头赶快躲过毛陈的视线，最后，毛陈还给他们留有余地，又说：

    “我这里小红本有的是，现在我就预备发还给他们，他们既然没来，不要紧，从你们中间，出来五位同志代领也可以，不过要给我们留下一个收条，只要写上一句话：保证领取小红本的你的朋友一定按照纺毛站的要求交货就行。”

    可以说，这是一场无理取闹的闹事，但我并没给他们定性为“闹事”，更不用说“动乱”和“暴乱”了。这样，通过讲道理，谈规矩，在唤醒荣誉军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中，一场纠纷总算和平解决。被堵塞在收购处的几十位大姐大嫂们，起初蜷缩在屋角里吓得瑟瑟发抖，她们亲自看到了“连毛猢狲”（大概是“毛陈”的爱称）如何打发了明火执杖打上门来的丘八爷的，同时也改变了她们对伤病员总是蛮不讲理的成见。

 

十  多情反被无情恼

    我与李锦同志朝夕相处，我们生活在一个大院里，县委处理日常事务，她对我很尊重，日子长了，就自然相互吸引，相互爱慕。她对我体贴入微，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要是没准时回来，她会焦虑不安；我出门之前，口袋里带些什么，她都要过细检查过，因她在天津住过党中央华北局的领导机关，对秘密工作的一套比我周密；而“毛陈”最使她伤脑筋的就是要做到整齐清洁，每天收工以后，脱下毛茸茸的外衣，她总是耐心地剔除粘在他头发，耳朵根的毛，务必使“连毛猢猕”变成她的意中人为止。

    我们俩已经堕入爱河，而我和她都不觉得，也不承认，尽管她的宣传队员的姑娘们背着我们在窈窈私语，方纪同志在一次县委碰头会上透出一句调侃的话（原话已记不起了），说明她也听到风言风语，而我和她依旧浑然不觉，对爱情问题都避而不提。

    李锦为什么不像小白那样开门见山，我不得而知。在我这方面却有种种因素使我难以启齿，实因我的里里外外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两个人似乎被没完没了的羊毛线捆住了。其次是自徐春来至小白，在爱情上没一个是成功的，反惹出许多烦恼，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见了女子就害怕的变态心理。第三，因为她是有夫之妇，她的年龄比我大两岁。

    吕剑人同志曾给我介绍李锦的来历：

    她曾在中共北方局的秘密机关做过机密工作，现在她是党中央的某部长的妻子；某部长调赴延安后，这姑娘眼界高了，就跟这位首长闹翻了，张大姐（即张秀岩）和蔡大姐（蔡畅）代表组织做说服调解工作，无奈李锦还是闹着要离婚，中组部考虑到他们是一对患难夫妻，她丈夫年龄偏高，与她离异以后，他要找到这般合适的对象就难了，才研究出缓和矛盾，把李锦从她丈夫身边调开一个时候，给她一个冷静考虑的冷却期，这样，张大姐提议才把她调来陕西省委分派工作。

    听了老吕的介绍，我很同情李锦，站在她的立场上，我以为：女共产党员同样有为她们自己争取婚姻自由和个人幸福的权利。我党应该支持女同志，这才符合男女平权的原则。

    她可不曾提及那个大干部，她跟大伙儿照常说唱谈笑，简真是个乐天派。在她身上，那个不愉快的婚姻似乎没有影响工作情绪，但我知道，她的乐天不过是强忍着眼泪的欢笑。或许，她在这里度过冷却期，她的情绪正在走向冷却吧?我又不便去刺痛她心灵深处的创伤。

    我等待她首先开口，等了好久好久，有一天，她终于揭开了心中的秘密，时间是在夜间，地点在我的宿舍，房间里一灯如豆。关于我的住处，是纺毛站独一无二的男生宿舍，因为这里只有一个男性，才得享受孤独的特殊优待。至于李锦，她的卧室中安排了另外两个女党员：林颖和鲁明，在那里没法谈悄悄话。大概因为我享用单独一间房未免太奢侈了，多余的空间就利用作堆积毛线的仓库，有时毛线索性侵占到我的卧榻上，好在滚下来也不会跌痛。

    李锦不愧是秘密工作的行家里手，善于利用地形，她也不怕羊毛粘身，就躺在我的毛线堆上，我则离她两尺远，坐在自己的铺位上。

    她的开场白是这样的：“你跟宣传队的姑娘们每天讲革命故事，今天，要不要听听我的革命故事?”

    “我告诉你吧，我结过婚，结婚的是个大干部，他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我压根儿并不爱他，可以说一天也没爱过。我们是在天津住机关，组织上安排我跟一个比我大二十岁的男人做假夫妻，起初我以为是假的，就像我在孩提时光跟男孩子一同做家家那样（男女小孩学大人拜堂成亲，儿童语言叫‘做家家’）。我那年才十八岁，一男一女住在一起，他一再强逼我就范，我高低不答应，我抗拒，我哭，我不吃饭，我真怕这个大男人对我施暴，后来这个家伙服了，他对我的顽强抵抗服了。一年之内确实很和平，很规矩，连动手动脚也不敢，这样，我开始尊敬他、可怜他，然后发展为同情他，我在这一年中知道了男女之间的许多事，我的姐姐也在为这个大男人暗中使劲。”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春天，我屈服了，在他诚恳的又是紧迫的甜言蜜语下，我作了让步，他得逞了。从那以后，这个家伙一下子变得生硬，我憋着一肚子气，他从来不问个为什么。他只有一句话：‘你这是小孩子睥气’。这成了他的口头禅，他始终不理解我，只把我看成是可以随便指使的小孩子。结果，隔夜的气未消，倒又增添了新的怨气，日子长了，积累的怨气就变成愤怒。有时他挖苦我，我不该害得他多做了一年光棍，在我妥协以后要在我身上讨还欠债似的，你说这个男人多无聊!实际上，他仅仅把我当成他泄欲的工具，幸喜我没有替他生个孩子。我不明白我们的党为何把年幼的女子安排这样的用场，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我看仅仅是为了满足男人的需要。”

　　压抑在李锦心中的愤懑和哀愁，今晚才找到一个机会尽情发泄出来，讲到这里她像受了欺侮的大姑娘啜泣了。她使劲抹去眼泪，接着说：

    “我那个大男人是安徽人，年轻时候在上海读书，进了一个外国语进修学校，学了两年俄文，在那里他与曹靖华、刘少奇同学，因他生就俄国人那样的大鼻子，同学们便叫他柯大鼻子。而他接受了五四运动喜欢给自己取怪名字的新潮，给自己起了一个怪名字，叫做柯怪君。一九二一年他去过俄国，并且在俄共代表会上见到了列宁，他是担任中国代表的翻译。老革命并不意味着他懂得尊重女性，懂得爱情。他的怪，一是脾气怪，二是追求改名字的时髦，而他的待人接物依旧是君君、臣臣的一套。在婚姻问题上同样是十足的封建观念，在工作上养成霸头作风，喜欢居高临下指挥人，一有‘不’字就发脾气。五四运动造就的一批共产党人，并没有跳出封建的圈子，包括那个时代追求男女平权的妇女，也是如此。检查我自己，何尝跳得出既定的封建的枷锁?我终于屈服了，成为他的妻子，让我在悔恨和苦恼中讨生活，我无力挣脱这个命运！”

    我插话道：“为什么你不早点跟他离婚?要等到去了延安才提出呢？他做官越做越大，你要离婚就更困难了。”

“你听说了吗?”她不安地问道。

    我说：“吕剑人告诉过我，说你是为了闹离婚，组织上不同意离，给你一个冷静思考的冷却期呀!”

    李锦冷笑了，说：“他告诉了你也没关系。他们一天不答应，我一天都冷静不下来。在秘密的年代，我们生活在绝密的小家庭里，我有满腹苦处向谁去说去?我气急了曾向他提出，我们还是早点分开的好，再这样下去我活不长的，你听听他怎么说吧，说我在用死威胁他。他还用许多吓人的大帽子吓唬我；说我对革命厌倦了，动摇了。我当即回答他：我对革命没厌倦，我对你确实厌倦了。我本来对革命不厌倦的，碰上你这号麻木不仁的人，引导我对革命也产生了厌倦。你就这样报告组织上，我也不否认。他说：我就是代表组织，你向谁报告呢?我若是真的给你报告上去，为了组织的安全，说不定组织上把你当叛徒宰了。

    “我们没去延安以前，就已经形成对立状态，相互不理不睬，我们不是同床异梦，而是根本不同床。这时候轮到他怨气冲天以至怀恨在心了。一进入延安，我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党的首长，大多是光棍，结了婚的，不是没有幸福的对子，像李富春和蔡畅，因为他们真心恋爱过。但也有面和心不和的，同床异梦的，几乎都是组织上做的媒，勉强结合，结果是强扭的瓜不甜。我在延安的生活中获得一种自信，也获得一种新的力量，也许我党已结束了地下活动，走到阳光里了，接触的人也多了。趁我现在还年轻，我为啥要跟一个木偶、一具僵尸生活在一起?无论他的官做得多么大，他的无情，他对女人的歧视，他的愚蠢和粗野，不会有什么改变。蔡大姐、张大姐前来做说客，我也是这么回答她们：你们为啥总是替他说好话?我们在一起生活足足有四年了，他的好赖我比你们知道得更清楚!你们说他党性强，资格老，我不稀罕这些。党性强而不懂得爱情，他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好的领导，但绝不能做个多情多义的好的丈夫!官越做越大，在家庭里反而变得更加盛气凌人、架子十足，我偏不吃这个!我决心离开他，我是铁了心了。”

    我从床上一跃而起，十分激动地说：“你这是对党的束缚女性的新礼教的一次反叛!我完全支持你的勇敢!”

    李锦接着说：“今日是我把郁积在心头的怨气一齐向你发泄了，讲出来我会感到一阵轻松。两位大姐安排我到这里来，一再嘱咐我好生考虑，还是希望我回心转意。现在你听到了吧?我在这儿是怎样冷却，怎样回心转意的，我的心不但没有冷却，我的心更热了，几乎热得快沸腾了。”

    我能理解她所说的“热血沸腾”是指的什么，我们告别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蕴藉的话：

    “我倒需要有一个冷却期，给我时间好生思考思考呢!”

    自从这次夜谈以后，我们的感情又上了一个台阶。我们做到了无话不谈，处处心领神会，在默默地眉目传情中彼此揣摩隐蔽的语言，不过我们俩有机会在一处时，她不肯首先发难，也从来不问毛陈的爱情经历。在她心目中，大概把毛陈看成是个纯而又纯还没有偷吃禁果的小青年。只是有一次她突然问道：

“你那回讲的给你时间好好考虑一番，你考虑得怎么样呢?能不能告知一二呢?”

    “我考虑过，爱情问题上年龄差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相互真正理解，相互体贴，恩爱协作能够像一个人一样。”

    听了我的表白，她有所领悟地笑了，但欲言又止，楞着眼看了我一会儿。

    在毛陈解决了那场伤员打上门来的事变后，她试探性的向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队上的姑娘们都称赞你很勇敢机智，你知道吗?有好几个姑娘迷上你了，我有责任把这个情况报告你，不过你得回答我，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

    我答道：“谢谢你告诉我这个好消息，你不是不知道，我忙得要命，没功夫谈恋爱，她们中有人对我有好感，我也没留意，至今没一个是我特别喜欢的。”

    我讲的是实情，我没料到这样的回答对李锦来说却是正中下怀，她对我“放心了”，以为“此人可靠”，是可以达到互相理解、互相体贴的理想的人选。紧接着，在某一个夜晚，在唯一的男子独用房间，在同一的毛线堆上，她大胆地提出：

“我们就在这里结婚吧!”

    在春天的如此美好的夜晚，在一灯如豆的昏暗中，散发着草原上羊群的气息，我钦佩她敢于反叛强加给她的死亡婚姻，特别是我在情场屡遭挫折，急于想找个值得去爱的对象填塞人生中的这个空白，我答应了，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当我表示同意的一刹那，她快乐得哭了，于是把我紧紧地抱在她的怀中，正是在我们皆处在极度兴奋中，作出决定在五一劳动节宣告：结婚!

    头一个得知这个决定的是方纪，我们请她担任证婚人，她对县委书记和组织部长联姻当然投了赞成票，也就等于是县委一致通过已取得了合法。我们托她转告吕剑人同志（吕的联络处只有方纪知道），带有报喜的性质，根本没想到男女双方都是县党委委员，还需请上一级批准的不成文法。

    在永清堡纺毛站，这个喜讯是由李锦的同室队员传播出去的，全体姑娘们听到这么一条头号新闻，嘻嘻哈哈嘁嘁喳喳就像一锅烧开的水。离五一节不到二十天了，她们迅速投入喜庆婚礼的筹备：诸如给永清堡的每个纺毛户发一块喜糖（其实是饴糖粘了炒米花），准备一场热烈的联欢晚会等等。头等大事是布置新房，唯有这项工作最简单，新房仍在可用的新郎宿舍里，只须把堆积的制成品从房里扫地出门就行了。

    新郎和新娘以一种焦急的心情盼望五一节。离喜日还有十三天了，这个西方视为不吉利的日子，宝鸡县的一对新郎新娘终于没有跨过这倒霉的后十三日的门褴。

    由方纪姑娘从城里带来一条十万火急的省委指令：令王若望从速起程，把该县工作交接给方纪同志，即日赴延安中组部报到。

    据方纪同志告诉我们，她向吕剑人报完喜，老吕面露不悦之色，他说，小李不是一般的同志，她属于中央管的，贸然在下边自说自话结婚，我怎么去跟省委交代?

    李锦一听说有这个指令，面孔胀得通红，咬牙切齿地说：“这一定是老吕报告了省委，是中组部出的旨意，让我们结婚的喜事终成泡影。我们可以不理它，难道共产党还要跟踪我到天涯海角，为了剥夺我们的结婚自由吗?”

    我跟方纪都感到跟党中央闹别扭不大好，我的脸色苍白，喉头气得一时都说不出话来。李锦也看出了我们的犹豫和慌乱，她说：“你去延安咱没有意见，我的意见过了五一节再去也不迟，反正天不会坍下来，我要让那个背后用计扼杀我的霸头知道，我已经另立家庭，也好气杀这个大鼻子，叫他死了这份心!”

    我双手战懔着让证婚人注意省委的指令上着重用了两个时间定语，一是“从速”，一是“即日”。方纪皱起眉头劝说李锦冷静下来，还是把婚礼搁一搁，先放毛陈去延安，不能叫你的新郎为难。这上头的语气，很有点“急急如律令勅”咧。

    我联想起当年徐老师到恒安坊灶披间下紧急通知给我，也是火侥眉毛，限时限刻，要我立刻离开我的住所，加上我的名字上了西安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黑名单，我们不该怀疑党组织的调令有什么计谋在内，要知道古来有句话叫“军令如山、君命难违”，这事决不可马虎。经我这么一说，李锦才放我跑了。最后，我还郑重宣誓道：只要我们的爱是自愿的，牢固的，什么指令，什么霸头也休想拆散我们。我相信我们的婚期错过了初一，拖不过十五。

    熬过了一个最苦恼的夜晚，第二天，我像个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上路赶火车，我跟方纪劝她不必送行了。这时候，她同意不上车站，就一个人反锁在自己的屋里痛哭起来!

 

第四部      二度回延安

 

一  抗婚小组

 

青年人来延安的都是高高兴兴，我第二次回延安却是一个失落了新娘的丧家之犬。我赶紧赶到中央组织部报到，接待我的人从容不迫地向我说明：把你调回中央青委。他既没有提到国民党将要下手捉拿你，更没谈到授意的是蔡大姐（畅）或张大姐（秀岩）；因我去过安吴堡青训班，就归属中央青委系统了，故称“调回”中央青委，这是通常的一般性调职，一点用不着大惊小怪。回想在永清堡出发前的猜疑和痛苦都是多余的庸人自扰。我把自己的感觉和证明我们错误估计形势，写了一封信告知李锦，要她宽心、放心。

    这样，我就在中央青委占有的山头，被分配住到大砭沟的窑洞里（大砭沟与大便谐音，与之对称的还有小便沟，似乎不雅，但当时的领导没有心思在名称上革命化，像后来喜欢给路名、商店、学校、工厂处处换上新的称呼那样）。委派给我的职称是“青工科长”，我就在大砭沟里安家落户了。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我对李锦的刻骨铭心的相思逐渐淡化；那个流产的婚礼留给我心留上的伤痛也渐渐平复，毕竟革命者不宜太纠缠在儿女情长上面，刚到新的工作岗位总要先抡得起三斧头，在青工工作中做出点成绩来。

    陕北是个贫瘠荒凉的山区，也是工业最不发达的地区，我去过绥德、米脂一带考察家庭手工业，到延安参观过用原始的方法吸取石油的矿井；我也曾下过深达两三丈的土煤窑，看见矿工俯下身，在黑色的泥浆中，拖运载煤块的爬犁（似小型的雪橇状），艰辛地把煤块送至洞口。我发现井下矿工普遍生了柳拐子症状，在关节处长出肉瘤来，工人们痛苦万分，不懂治疗方法，只晓得听天由命。我知道系身体中缺碘、缺钙所致，但延安地区找不到海藻类的食物。我建议矿下工人每天要晒太阳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这个给矿工施行日光浴疗法，还是我从一本杂志上介绍德国鲁尔煤矿的报导中学来的，想不到在这里派上了大用场。新上任的青工科长，只凭他一句话，果然灵验，下车伊始的头一炮总算打响了。

    除此以外，对陕北农村的雇工制度，我进行了调查研究。我发现这一带流行一种农奴制原型的站年汉婚姻，即长工给有女儿的人家白干活若干年，做满规定的岁月，即将女儿赐给他做妻房。“站年”二字含义很深，在未来的老丈人家“站”着干几年，告别了流浪和无家室的生活，就算是“站”住了脚根，故称站年汉。“站年汉”是与“流浪汉”和“光棍汉”对称的词汇。当我了解到这个古老的婚姻制度在陕北还原封未动，我才明白中国流传很广的“唐伯虎点秋香”的《三笑姻缘》（明代名画家唐寅看中了华太师家的丫环秋香，情愿卖身为奴三年，以合法的渠道向秋香求婚）这个荒唐的故事，正是反映了古代的历史真实，唐伯虎岂不就是“站年汉”吗?只为卖身为奴的是文人墨客，这个故事才显得不同凡响。根据现实的存在与《三笑姻缘》作对比研究，可见它并不荒诞呢!

    我的第一篇小说《站年汉》就是以陕北流行的站年汉制为题材，写到共产党到来以后使这个古老的风俗受到挑战。这篇小说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文艺刊物上发表了（一九四O年十二月第六集—、二期合刊，编人香港东西文化出版公司印行的《王若望文选》，台湾林白出版社《第二次结婚》的小说集中也收入了）。如果说：我下土煤窑打响第一炮是得益于有关德国鲁尔矿区的报告，在创作上打响的第二炮却是受了“唐伯虎点秋香”这个古老的故事的启发。

    我离开宝鸡三个月以后，未嫁出的新娘小李也从宝鸡调回来了。她一回到延安，就直奔“毛陈”所在的大砭沟而来，好容易寻到我所在的窑洞，二人见面，自有一种意外的欢欣。

    小李是经过一番斗争终于如愿以偿的。她告诉我：“自你走后，纺毛站显得空落落的，毛陈毛陈，有毛无陈的日子对我就太难过了，我一定要争取与你会合。我向吕剑人提出了愿意回延安的意向，老吕当即问道：‘是不是回心转意了?’我知道他怀的是什么心思，如果我跟那个恶霸和好，我来宝鸡带发修行就算功德圆满，可以毕业了。我不免顺水推舟，假痴假呆地回答他说：‘是呀，我是想回延安呢!’老吕又问：‘是不是到毛陈那里?’我说：‘他是我的领导，我是一定要去看望他的。’这样，老吕向省委报告了我有回心转意之意，等到纺毛站有人来接替我，我才得脱身来到你身边。我已经属于你的人了，正好把宝鸡荒废了的终身大事，到延安来完成。”

    她脸上泛起兴奋的得意的红晕。她使用了瞒天过海之计取得了胜利，结束她那孤零的凄楚的日子。

    我问她：“这次你回来，分配住在哪里呀?”

    她说：“中组部要我住回去。我说，宁愿让我住招待所，我也不住到他窑洞里。这时，中组部的蔡大姐才知道我并没有回心转意，她们的用心良苦最后还是失败了。现在我住到我姐姐那里。”（她有个姐姐是老革命，也是一位部长的妻子，不过她们的结合是和谐的。）

    临走时，她微笑地贴近我耳朵低声说：

    “我看到你的窑洞有两张床，要是只有你—个，我就不住到姐姐那儿去了。给他来个先斩后奏!”说罢，偷偷地吻了我一下。

    对此，我不知如何回应才好，只是深情地说一句：“这一天，总会来到的。”我送她出门，看着她跳跳蹦蹦奔下山去。

    此后，她便常到我的宿舍里来，同室的丁修同志把她看作是我的未婚妻，我也乐意把我的恋爱史讲给他听。作为一个旁观者，他对李锦的印象甚佳，认为她多情而坚强，有男子气，但像我这号人恐怕难以驾御她。不过一旦成熟了宣布结婚，他乐意让出自己床位，给我们过礼拜六。

有一次李锦跟我谈起：方纪同志早就回延安了，我们应该去看望她。我们俩就在清凉山的窖洞里见到了方纪。—见面，发现她好似刚刚生了大病似的，面容憔悴泛黄，头发的散乱更增添了慵懒的消瘦。她看到两个熟人来了，很客气的欢迎我们，连欢迎的热情也消褪了许多。我首先注意到，她是一个人独占一个窑洞，而她只是马列学院的一名学生。

经李锦再三诘问：有病为啥不到医院去?究竟害了什么病?

    方纪连连摇头，忽然失声啜泣起来，她含泪对我们说：

    “……很不幸，我太不幸了，被一个我压根儿不喜欢的男人钉住了。我能爱他吗?我千思万想，无论如何我不爱他。他有一帮子人，逼着我赶快与他结婚，我始终没答应。现在我才知道，我们做女人的，还须经历这么一番考验。我在宝鸡时代是无忧无虑的，还没来得及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我对延安曾有过最美好的向往，现在我后悔真不该到延安来了。我以为延安是块自由的上地，没想到这儿实行的还是封建式的婚姻制度。我说的那部长大人就是中宣部长凯丰同志。你们一定见过这位大干部，他生得獐头鼠目，说话生硬枯燥乏味，他曾坐在这儿（她指一指我坐的凳子）与我进行过两次密谈，企图用他的精通马列、学问渊博打动我的心。他好几次介绍自己是中央宣传部长，好像我不知道他是中央大干部似的，我听了都觉着肉麻、讨厌，我当面冲撞了他：‘你做大报告，我都听够了。谢谢你把马列主义送上门来。你做个家庭教师是合格的，恐怕做不好一个家庭掌柜的。’这些天纠缠得我心烦意乱，茶饭不进，他一个人纠缠我还不够，他还纠集了一帮子拉皮条的部下，一个个都是甜言蜜语，舌灿莲花，不愧是中宣部的宣传人才，只可惜大才小用了，用在对付一个女人身上，就是这样德性!（注：德性，系河北一带含批评的贬语，意指缺德的表演。）我真想跑出延安，躲开这帮马屁精。有时我想毁容，他为什么不看中别的女子，为什么独独看中我?要我上钩可算是机关用尽，如果我比较丑一些，就不致于遭这份罪了。”

    方纪最后几句伤心语，我能证明：她的美丽在群芳中确实有突出之处，她端庄里透出娟秀和灵气，青春的光华四射，她一旦进入会场，随便什么人都会向她行注目礼，觉着能多看她几眼也是一种享受。小李告诉我，方纪在天津南开大学是出名的校花，这是一种无需投票的美誉。

    方纪含泪所陈述的一切，在李锦身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为刚巧与小李自己的遭际暗合。她用好言劝慰方纪，主要是鼓励她，一定要抗争到底，要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我们最难过的一关就是这个“富贵不能淫”。她用过来人的口吻现身说法：“……我那时年幼无知，一松口就一面倒，铸成了终身遗恨，到如今我还在为此吃尽苦头。”讲到这里，她瞅着我掠过一丝惨笑。

    至于我的感觉，我对方纪的遭遇是同情的，但对她敢于冒犯首长，出言不逊，也许是我入党以来首次听到这种攻击性言论，听了感到刺耳、吃惊。不过当我联想起徐春来出走的悲剧，我又感到她所说这里的婚姻制度，口头上鼓吹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但在实践中通行的还是封建制婚姻，只是将封建的家长制敢换为共产党领导人的家长制而已。

    俏皮的李锦点一点窑洞里的人数，说：“怎么啦?宝鸡第一届县委的领导班子今天到齐了。简直可以组成一个流亡县委会了。”经她一提醒，三个人同时笑了起来，觉着是个新发现似的。小李接着说：“毛陈还是我们原来的头头，头一次县委会，我们讨论的问题，便是如何替我们的宣传委员摆脱困境。”

   我的记忆仓库也有偏向：我们在永清堡召开的头一次县委会的议题，在我古稀之年却忘得干干净净，唯有“流亡”的县委会的这次讨论，至今记忆犹新。我觉着戏称为“流亡县委”，太刺激了，又不够贴切，后来把它改作“抗婚小组”，任务明确，旗帜鲜明，又是与我党的反帝反封建任务是一脉相通的；级别也大大降低，为的是恐怕被人诬陷我们是反党集团也。

    我在会上提出一条建议：我们中央青委有许多漂亮小伙子，个个都有学问，大部是民先队平津流亡学生。我同房间就有一位姓丁的，此人长得一表人材，是北大物理系的大学生，华北学委中的共产党员，我愿意作引进人。方纪同志只要说明已有对象，并且说得出姓名，上头就没理由逼婚了。方纪主动地问此人的岁数，我说中央青委有两个姓丁的，年纪大的丁浩川，大家叫他丁一；这位丁修排行老二，故大家叫他丁二，今年刚刚二十七岁。她说年龄相当，比方大一岁。她向我射出感激的求救的信号，表示可以考虑，而且着急地要我约定一个时间，把她带至大砭沟去会会他。

    小李的建议是：她自己住在姐姐处，愿意搬到方纪的窑洞与她作伴，彷佛是做保镖的角色。

    三人计议已定，二人分头去执行会上的两项决议，当事人则在洞里等待好消息。

    在夜间就寝的时刻，我把方纪同志的情况跟洞中的伙伴丁修作了介绍，有意将她的美丽和风度作了特写镜头式的描述，然后讲到我愿意穿针引线，希望你们成为幸福的一对。他同意不妨见见面，我心里欣喜地想：我的光荣使命已完成了一半。我用一种报喜的吉祥语言去告知方；她也喜上眉梢，愿意在约定的时间里以看望前县委书记的名义，来到我的窑洞。当她迟疑地走进我的窑洞，一下子使我怔住了：她似乎回复了在宝鸡我初见到她时的绰约风姿，头发梳理过了，穿着一套合身的军装，脖子里披着一条围巾，后半部分包住了头发的末梢，还垂下一个天蓝色的三角；这和前几天看到的憔悴焦黄的面容相比，一下子又变得容光唤发。俗话听说：女大十八变，此言信然。这一种奇妙的变化，好像是专门为着迎接今天的喜期，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在我介绍他们认识以后交谈了几句，只是比较拘谨，双方都在试探，又是没话找话说的笨拙，从面部表情来看，方纪是感到满意的，好久被压抑的愁苦的脸开始露出明朗的笑容。非常遗憾的是，晚间就寝时丁修跟我讲了煞风景的表白，我多么会辩论或说嘴，都难以把他争取过来，马列主义也不能帮我的忙。

    “我理想中的对象不要漂亮，太漂亮的女子会招来一系列麻烦和烦恼。”丁修开始发表他的“美女祸水论”：“美丽的女子容易犯虚荣，在打扮方面消耗太多的精神，而对于事业、钻研学问等等方面则不肯下功夫。这种情况在美人儿身上比较普遍，虽然不是主要的危险。依我看来，方同志就不能划到这一类中。真正的危险在于：美人儿在爱情上凭借自己的优势，容易发生冷热病，热的时候山盟海誓，冷的时候把你一脚踢开。另一种就是美人儿容易引蜂惹蝶，招来许多闲言碎语，严重的就是拣着高枝飞，吃不住权势和财富的诱惑。以物理学的术语形容：美人儿的内部密度和稳定性比不太漂亮的要差一截。怪不得托尔斯泰要说女人的美貌常常成为她的负担。我很抱歉地说：你所赞美的却是我将要排斥的。”（按：我国历史上有女人是祸水的论调，这是把国家败亡的责任推到皇帝后院的后妃身上，替昏王和暴君开脱的历史观。他们所举的后妃个个都是美人，例如杨贵妃和江青等。不过丁同志所发挥的“美女祸水论”与上述的“美女祸水论”不一样。）

    我的出师不利，想不到又是在意识形态问题的“美女祸水论”上碰了钉子!方的迷人的美丽不但没能激起他的爱慕和君子好逑的热情，反而引出了这么一大套的怪论来。我所以说它怪，因为他是反世俗的，违反常理的，企图用物理学来解释美女的不稳定性尤其荒诞；我所以说他怪，是他这种论点把我的锦囊妙计整个儿毁了。这肯定会使方纪十分难堪，在她千般烦恼之上又添一重烦恼。（在本书第一卷中，我曾讲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帮倒忙”现象，“抗婚小组”的出师不利又提供了一件新的实例。本段开头讲到“又是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碰了钉子”，这里的“又是”指第二第三次重复出现，请看本卷第三部：《一张表格定终身》一节，那里是头一次碰上了“意识形态”问题。）

    我还不肯罢休，竭力想说服他，把以前不肯透露的内幕说出来了：方同志正面临着与“上层路线”抗争的考验，正好证明美人儿并不接受权势的诱惑和威胁，她宁愿另行寻觅一个称心的如意郎君，即使他是无名小卒也罢。这一事实就否定了你的“美女祸水论”。

    我的论述是无懈可击，但我玩的好比是跷跷板的游戏，这一头踏实了，却不知那一头又翘起来了。他的美女是祸水的怪论被我打倒了，他又生出更强烈的非议来，他说：

    “我可不干，对方是一名众望所归的大干部，我可不愿跳进这个斗争的漩涡里去。我是小巴拉子，在上层路线上角逐我注定是失败者。（延安近来流行的一句口头语：‘走上层路线’，就是上层领导在情场上节节胜利，小巴拉子只有吃酸葡萄而发出的牢骚。）你呀，你的这番美意不过是教我做凯丰的垫背罢了，到头来羊肉没吃着倒沾了一身羶。!”

    丁修在被窝里给我讲了他第一次的失恋。原来跟他一起南下的北大一位女同学，两人已爱得难舍难分。她是个出类拔萃的美人儿，又能写会道。他们双双到了延安，美人儿变心了，走上层路线去了。她所追求的是位声名显赫的将领。

    “我能说什么呢?我只有退避三舍了。”丁修用这样两句悲凉的结束语，谈完了他的恋爱史。

    这时我才明白，他是对那个变了心的美女的怨恨，在极度痛苦中才发明出美女祸水论来的吧!我还记得，不久前丁曾给了我一个预警的忠告，说什么“你那号人难以驾御像李锦那样的女子”，原来也是从他的失败中得出的一条教训吧?如果两情相投，站在大男子主义立场驽御对方，正是产生裂痕的根由哩。

    总之，我的锦囊妙计彻底破产了，他们二人没有第二次再见面。

    做保镖的李锦，迁入方纪的窑洞，第五天上就被中宣部直属领导下的“新华社”的总务科长撵了出来，撵她出来的方式比较文明，总务科长强调该单位是个保密机关，不经上头批准，绝不许外人住进去。

    抗婚小组的内外决策全部失败了。

    在下个月，我从李锦那里得知：

    凯丰部长做新郎了。

    方纪的婚姻是一场悲剧，难道是她的天生丽质害了她吗?不论是美女祸水论或是历史上的后妃是祸水，以及延安流行的“走上层路线说”，归根结底都是把造成悲剧的责任推给女性。（注：关于方纪的不幸，须待下一卷的开头部分才见分晓。）

    抗婚小组自行瓦解了，而李锦的抗婚斗争继续坚持下去，因为她不像方纪那么懦弱，她的优势还在于已经有了另外的对象。

    下一个回合该收拾桀傲不驯的李锦了。好像能触摸到冥冥中有一只黑手在那里，他首先从外围动手术，李锦的心上人毛陈被本单位的人事科长叫了去，当面给了他一个口头的严重警告：

    “那个李锦经常到你这里来，影响不好呀!你知道李锦是什么人吗?她是有夫之妇嘛，她的离婚问题并没有解决，你跟她过分亲近，那就不好了，四月份我们把你从宝鸡调回来，就为的差一点你就要铸成大错!谁知你仍旧执迷不悟。我们不讲党的纪律吧，仅仅从伦常道德方面，也是不许可的。”他最后要我：立即断绝与她往来。

    他十分小心，不讲出李的丈夫是部长一级大干部来，大概想竭力避免联系另一位部长的强迫婚姻吧。这个推理是有根据的，正是上个月李锦去跟方纪同住被新华社逐出，闹出了事端才引火烧身的。

    站在人事科长面前，王若望没有理直气壮地作出回答，这时，王某的辩才消隐了，连必要的解释也没加说明，前任抗婚组长为什么变得如此软弱和逆来顺受?至今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只是战战兢兢地说：“我准备通知她，叫她不到这里来就是了。但目前不能做到断绝往来，这样做对她来说太刺激，也太冷酷了。你也许不知道李锦的个性，她是个烈性女子，她既然敢于对抗部长一级的丈夫，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还是断绝往来的好，不过方式应该讲究。”人事科长继续教训我道：“你干吗死心眼儿呢?纠缠在这种人身上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李锦下一次来到我的窑洞，我们背着丁修，我把人事科长郑重的警告告知她，她楞着眼瞅定我，问：“你是怎么说明呢?”

    我被她的愠怒的目光和急切的追问弄得狼狈不堪，我几乎没勇气如实汇报。我羞于启齿承认我的妥协与动摇，结结巴巴地说：“……我说……我说，劝你不再到我这里来吧。”我忽然热泪盈眶，鸣咽着说：“对不起你了，……我的处境……”

    “孬种，今天我总算看穿你了!”她那眼光就像要一口把我吞下似的那么愤怒!

我擦一下泪水，有气无力地说：“做一个党员，我能不服从吗?”

  她抓起放在桌子上的自己的手套，揑成一团，怒气冲天地把它当做铁蛋使劲掷过来，打中我的颈项，她转身往外奔，气咻咻地反身说了两句话：“小王，你看着：今生今世我不会再踏进大鼻子的门!为了你好，我们的事算了吧，还是作个朋友吧!”

    及至我想起她那副扔下的手套，我追出窑洞想还她，她已经蹦蹦跳跳，跳下山坡好远了。我呆呆地看着她逝去的背影，反衬出站立在山岗上的毛陈的怯懦的灵魂，回想那个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永清堡之夜，只有淌眼泪的本能表达我的叛变和懊悔。我忙不叠地用她遗下的手套擦去泪痕，那上面还留有一颗坚忍的心和她的温馨的手泽。

    失去李锦给我精神上的打击可算得创巨痛深，一直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在我记忆的长河里，她是一块永远不会沉落的大石头，在我爱过的女性群像中，李锦是排在前列的，这并不只是因为我们的爱情已经瓜熟蒂落，只差十三天就正式结为夫妻了，还由于她所诅咒的那只黑手继续跟踪追击，阴魂不散，直至五十年代，我不幸在上海一霸柯庆施的淫威之下工作，在反右运动的名义下，他公报私仇，把我打入十三层地狱，整整二十年不得翻身。在延安，我还听到一种舆论，责备我是夺人之妻、品德欠佳之人，而把那位霸头倒说成是受害者了。我知道这是内外夹攻的一种谣言攻势，给我施加政治压力的。可见，他们依仗的封建的伦理道德如何颠倒黑白，殊不知被诬为品质恶劣的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二  得过三次叛徒帽子的人

 

在本卷第一部第七节的《痛饮接风酒》中，曾讲到一位被我所害的匡亚明同志，在一次集体听报告的会场上，又遇到了他。我们是漕河泾时期的老难友，他曾是我的英文教师，出狱后一同奔赴延安，但中途被留在云阳接受政治审查。匡亚明没能过得了“政审”关，审查的结论说他对党不忠，有叛徒嫌疑，党不能收留他，故他没有去得成延安，而是跑到国民党部队里去了。

    他在狱中曾给我讲过他的一次历险，差一点送了命的故事。时在一九三二年，因顾顺章的叛变使一些党的组织遭受破坏，他脱离了党组织后在街头流浪。有一日他在街头巷尾看到了贴着“拥护苏维埃”的标语，他在标语下伫立良久，好似会到了亲人似的。还有一次他果真发现了自己的同志在墙角里贴赤化标语，他喜出望外地迎上去搭话，那个贴标语的同志看见是个陌生人，吓得面无人色，丢下标语撒腿就跑。他急切找党，没料到党组织把他误会成敌人了。原来，在贴标语的同志后面不远处安排个保护地下党人员的特工队员，他跟踪匡亚明，尾随在匡的后面跑至苏州河畔，就从后面向他开了一枪。他被打倒在地，被送进仁济医院急救。他清醒过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缘由挨了一枪。

    病房间进来一个不认识的角色，给他送来许多食物，并有衬衫衬裤一套，他在匡的病榻前，说看到上海报纸刊登的消息，苏州河边的这起惨案，凶手是共党打狗队的人，你是莫斯科赤色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我到医院来慰问你，就因为我们对你的遇难很同情，你看，你的衣裳全是血迹，这里我给你预备了替换的衣服。此人还要他提供杀人凶手的线索，他说不出来，此人便把当天的报纸给他看，里头讲到警察捡到共匪宣传品，故警方确定是一起政治谋杀案。匡亚明读了报，才知道穿过他颈项的是何方打来的子弹。

    所幸子弹虽则打穿他的颈项，并没有伤害气管和食道，只是在下巴的伤口处包扎了纱布，他头脑还是灵清的，判断此人是国民党警方的人，他只是用手指着嘴巴给他看，意思是“不能讲话”，就把国民党特务打发了。后来国民党市党部查明了匡的身分系中共的重要干部，特地派日夜三班的便衣在病房间外厢监视，以防打狗队再闯进来行凶，当然也有防匡开溜的用意。

    他发现自己的处境十分险恶，要是活着出去，打狗队更不会放过他；若是给国民党做爪牙，政治上同样是死路一条，反倒证明自己身上挨一枪，打狗队没有打错。他在这左右两难的选择里，在他的伤没养好之前他就披着病号的外衣避开监视他的便衣溜了出去。他改名换姓在江苏一个县里的中学教书，一方面跟他熟悉的一位党的重要干部取得联系（此人曾跟他合译过一本马恩著作），言明自己挨了一枪并没打中要害，那次特工队向他开枪完全是一场误会。差不多过了一年，打狗队全军覆没，中央军委详细调查了匡案的来龙去脉，才恢复匡亚明的党籍。从党的历史来考察，在顾顺章叛变后，党中央仅仅依靠少数几个勇敢分子（中央军委的领导人为周恩来、陈赓等），在大城市以恐怖手段惩治叛逆，曾打死了马少武、顾顺章的全家老小和白鑫等，一时闹得满城风雨，引得人心惶惶，打错了对象只不过是个别的失误，却使人们对中共谈虎色变，反而孤立了自己，实乃因袭了俄国虚无党之遗风和立三时期的盲动主义，才出此下策。

    匡亚明回到上海后，从事地下活动不到一年，又遭逮捕，在漕河泾与我同监，转押至苏州反省院，我们出狱是在同年同月，来到云阳也是同一时候。他在那里被第二次定性为叛徒，后面带有“嫌疑”二字，似乎尚未作终审判决，但他却被逐出了革命阵营。

    我在延安与亚明喜相逢，很使我诧异。他亲切地叫了我一声小王，我便怀着好奇随他去了枣园，发现他一人住一个窑洞。不言而喻，他在这里是与部长副部长同级的大干部，墙上还挂着一位政治局委员康生的题字的屏条，上书“路遥知马力”五个大字。这等于给匡亚明历史上两次定为叛徒做了平反结论。我看了这幅题字，也为他感到光荣和高兴（当时康生任党中央社会部长，操全党党员的生杀予夺之权）。匡热情地招待了我，他看出了我心中的狐疑和惊异，给我讲了他离开云阳以后的业绩：他拉上一个旧关系介绍他到石友三部任高级参议。石友三是冯玉祥的部下（曾做过冯的马弁），石部被蒋介石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收编为国民革命军三十九集团军，石被任命为司令。抗战军兴，石友三部驻守鲁西，迫切要求扩大自己的实力，故能包容各种人才，几乎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高参匡亚明投合其野心，乃建议由战区司令部办一个直属政治干部学校。匡获委为校长。三战区的领土大部在山东（蒋介石把山东省长兼战区司令韩复榘枪决后，继任者即为石友三）。匡在教师队伍里安插了不少亲共的学者和打埋伏的中共知识分子，在讲堂上介绍毛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毕业同学有一部分转入从华北地区开进山东的八路军二五师。当八路军山东军区向匡提出，希望能供给一套印刷设备和全套铅字，匡利用集团军司令部的权力，私下里将一家教会办的印刷厂的设备和该厂的技工输送至八路军的军部。匡亚明借用军方的十五驮军马将设备运至鲁中山区，给山东《大众日报》的诞生提供了物质条件……不久中央调匡亚明回延安，是调他作为“七大”的代表，这就使他放心了：过去的种种粗暴对待和叛徒帽子一笔勾销，不仅承认匡是老党员，而且还确定为“七大”代表。根据上述业绩，中央社会部长才给亚明送上一幅题字，上书“路遥知马力”，匡是当之无愧的。不过这句古代成语把党的好干部看成一匹马，这种思潮与后来的“学雷锋运动”倒是一脉相承的。

    （注：在一九四O年石友三第二次率部投降日寇，蒋介石下手谕给当时任三十九集团军的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击毙石友三。匡亚明若未离去，有可能被石友三作为贡物献给日军。）

    这匹屡噘屡起，百折不挠的“马”在讲完他的光荣史后，却给我撩了一脚，他余怒未息地训诫我道：

    “我一直喜欢你的，想下到你却在骨节眼儿上给我抹上个白鼻子。我知道你是出于对党的忠诚，现在不是都弄清楚?”

    我记起来了：在三年前我跟他一同去了云阳，中组部特派员号召我们刚刚获释的政治犯，除各人自己讲明被捕和受审的情况，还要揭发他人的问题。我在写有关匡亚明的情况时，说他在苏州反省院中的表现不佳，他曾随其它自首分子一同唱过“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党歌等等。我是从道听途说得来的材料，当时我自以为党性强呢。想不到会给他造成如此的伤害。他第二次戴上叛徒帽子与我有关，我羞愧得面红耳赤，想检讨几句也不知说什么好。亚明同志愿意开诚布公地指出我的轻率和失误，使我增加了党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除了对他道歉，我深深地感谢他不记前仇。

    我们党内陷害忠良的历史在全国解放后愈演愈烈，这位两度戴上叛徒帽子的匡亚明在一九六六年第三次又被中央文革小组戴上叛徒帽子。比前两次不同的是：在叛徒前面不加“嫌疑”两字，而是连升三级加了个“大”字，成了“大叛徒”。大字报说他是被一个更大的叛徒刘少奇保庇下来的大叛徒。令人不胜惊讶的是，点名匡君是大叛徒的，不是别人正是亲笔题词赞美匡君“路遥知马力”的康生。

    文革期间，一批“揪叛徒小组”的红卫兵来到上上海，用威胁的语句逼我写一份有关“揪叛徒小组”所在大学的匡校长的材料。（这时，匡亚明任南京大学的校长。为什么这批狂热的造反派会找到我的头上来?这一点就证明在匡亚明的档案袋里，我在一九三七年秋所写的揭发材料还在里头兴风作浪。）我为那次轻率害苦了匡君后悔不叠，这一次我写的材料却是写他对党如何忠心耿耿，如何久经考验，并引了中央文革顾问康生的亲笔题字来左证。这么写，不仅完全忠实于历史，也弥补了我曾伤害了匡的内疚。

    谁料到我写的这份材料，竟闯下了滔天大祸，第三天上午上海作家协会所有造反派在鲁迅塑像前的草坪上紧急集合，牛鬼蛇神也全部到场，其中有巴金、魏金枝、孔罗荪、师陀、李子云等。忽然从牛鬼队伍里揪出王若望来，由一名工人作家当众宣读了我的罪状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闹得我莫名其妙。当我声明我岂敢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宣读罪状的造反派头头圆睁双眼，竭力拔高嗓音说：

    “你写的书面材料，白纸黑字写着，我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首长怎么会题字赞扬—个大叛徒?你这个，不是攻击是什么?你说，是冤枉了你吗?”

    我还没来得及答话，左边一个牛头名叫沈银龙的，右边的一个马面是厨房里管烧开水的工人阶级，两个人挽着我的两只手，往背后按，使劲把我压跪倒在鲁迅老夫子的塑像下边。

我挣扎着说：

    “有是有的，那康生同志在三十年代写给匡校长的……”

    牛头突然用皮带的铜疙瘩抽打我，马面则用脚踢我的腰部和大腿，我头上被打了几个包。他们一面打，一面骂我：“你现在还在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你还称赞大叛徒是什么校长!我打就打你的恶毒攻击，你好猖狂!”

    牛鬼队伍里的欧阳翠在旁替我干着急，着急王若望此人何以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她提醒我道：

    “康生同志像你这号人能轻易叫的?”

    我强辩道：“我是写证明材料嘛，那个时代还没有无产阶级司令部哪!”

    这几句声明又招来一阵毒打，打得我遍体鳞伤，嘴唇也打破，从嘴里吐出血来，做造反司令的工人作家怕打出人命来，才关照牛头马面住了手!

    挨了这顿毒打，使我明白了，头号说谎者正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谁要说出与之对立的真话，他们就不惜以暴力来维护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假面具!

    以上这段史实是上海作家协会不保护作家的生存权，在大庭广众和鲁迅铜像的面前，头一次施行暴力迫害一个老作家!

 

三  假参政，真恋爱

 

    一九四O年四月，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从重庆回到延安，带回一条信息：国民党当局已接受我党的建议，扩大国民参政会，增加一些代表社会各界和中共的参政员名额。中共政治局委托中央统战部进行必要的准备，保证扩大的参政员中，选进更多的共产党员。（王明又兼任统战部长。）

    我荣辛地被选中，作为工人代表的国民参政员内定的人选之一。当各界代表人物基本上确定下来，王明亲自召集我们在杨家岭礼堂开会，我一看未来的国民参政员有五六十名之多。代表工人的连我在内共五人。

    由王明同志致开幕词：“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已经形成的形势下，我党今后的任务，就是要在国民参政会里与国民党进行合理合法的议会斗争。你们今天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迎接这个艰巨的复杂的新任务!你们是从事议会斗争的第一批先遣队。估计到议会斗争对你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对我们全党来说，也是—项新课题。因此，把你们召集到这里来，实习一下如何运用议会民主，如何在参政会上争取同盟军，争取大多数……”

    实习期规定七天，学习的方式很别致，也很有趣，由上边印发重庆国民参政会的议事规则让大家掌握，然后虚拟几个全国人民目前最关切的议案，让大家作准备，然后到会场上去表达各人代表的社团、阶级的不同意见，其中有几位被指定为国民党顽固派的代表或代表地主士绅、地方实力派等等的同志，就像排演一出戏分配不同的角色那样，不过，谁被指定为专唱反调的顽固派，或地主士绅，本人老大的不乐意，在会上发表与我党对立的意见不大像政治舞台上的顽固派和地主，说着说着就露出共产党的专有名词来，例如：应该叫先生，而称作同志之类，引得满场的笑声。

    五位工人代表没有这个情况，因为共产党就是代表工人的，我们的发言用不着乔装打扮，不必讲违心之论。

    参政会上倒是鼓励持不同政见者的，即使公开批评共产党也是欢迎的。我在这儿七天的培训中，给我印象较深的也就是对不同政见的交流和探讨，这一点或许是为我在晚年成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打下了基础。

    开头两天的演习，大家干得有声有色，统战部还安排一些文化名人和党政首长轮流来到会场，似乎是以观察员身分列席作壁上观。我记得到会的观察员有王纪华、何干之、徐冰、周恩来、董必武、罗迈、凯丰、吴亮平等人。王明则每天莅场指导，并发表评语，他是这个“影子议会”的总导演。

    有时座上没有观察员在，总导演也不在场，国民参政会就显得没精打采，进行得不太严肃了，例如：有一位冒充青年党的代表发言，完全是中共代表的语言和论点，使在场者目瞪口呆，再也笑不出来。事后我才知道，此公原是对被分配作反派角色发泄其不满。这件事情汇报上去，王明倒采取了开明的态度说：“大家听出了他的发言不代表青年党，这是一种测验，测验大家的政治灵敏度和识别能力嘛。”

    我们工人代表团中三男两女，一位女工名马进，是天津纱厂的女工，另一名李明系上海英美烟厂的女工。这五个人都经过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严格挑选的，每个人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史。

    即以李明来说：她七岁就进烟厂做包装工，是跟随母亲同出同进，做到九岁，她的母亲又不幸去世，凭她一个人包烟的计件工资，养活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外婆的五口之家（她父亲系龙华兵工厂的木工，她幼年时父亲即亡故）。她十五岁进入基督教女青年会办的工人夜校，其中有好几位老师是共产党员，把她领上了革命的道路。她加入了共青团，开始建立本厂女工的歌咏队，后又被我党领导的“剧联”（即左翼戏剧家联盟）选中，成为三十年代第一个女工演女工的话剧女主角。（参看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陈荒煤所作《我不能也不应忘却的历史》的回忆录，该文提到的李杏菊，便是李明在做童工时的名字。）

    她要做工顾家，一天不做足计件的数字，一家大小一天就揭不开锅；她还要上学念书；在出席延安的参政会时，她已经看得懂《大众哲学》和《论持久战》，为了上台演剧，她必须抛弃宁波话，改说普通话，等于多学一国外语，还要背台词……她说：“那几年中，我真是分秒必争，忙得晕头转向，我每天睡眠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回到家中，总在深更半夜，睡到床上就觉得自己的骨头架子快要散了。”最后一句是聂耳作《码头工人歌》的歌词。

    在“影子议会”的会场外边，只要有休息时间，我跟李明互道平生，谈自己的困苦和磨难，谈各人的爱好与抱负，两个人谈得非常投契，以致冷落了工人代表团的另外三位同志，害得我们的组长从旁挖苦道：“你们是假开会，真恋爱!”

    这两句三字经可给他说中了，可不是，影子议会是模拟的假的国民参政会，而我跟李明之间却动了真感情。爱情的温度与日俱增，如果说以前的几起未成全的恋爱，皆是女方主动追求我，这一次却是我主动地追求李明，她的美丽是一种典雅庄重的美丽，表情不轻易外露。一双丹凤眼，闪烁着深沈的温柔的眼光，身材匀称，又像体操运动员那么结实，灵巧。

她既然是话剧的女主角，当然是经过若干艺术家的挑选，在女孩子群里大概是百里挑一的美!

    七天的会期匆匆结束了，散会时获得统战部长兼长江局书记王明的承诺：今后重庆的国民参政会扩大新的参政员时，参加这次预演的同志们，将是我们优先考虑的人选，希望诸位同志继续加强有关议会民主的学习。

    若不是蒋介石食言、反共高潮叠起，工人代表团五个人也许到了重庆担当参政会里中共的代言人了。第二年一月，皖南事变爆发，王明曾许诺的“优先考虑”不仅成了一张空头支票，连他本人也成为党内右派的头头（称作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罢黜其一切职务，延安举行的七天参政会的预演被嘲讽为右倾机会主义一幕滑稽剧。不过此事从来不见于官方党史的记载。

    这是后话，按下不表。且说李明虽然流露出对王某的欣赏和爱慕之情，但一直不肯许诺婚姻大事，我几次用“十八相送”（按：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一折）的借物喻情法表达了“君子好逑”之意，她始终不作肯定的回答。在经过了漫长的痛苦的斗争以后，李明来至我的窑洞，给我倾诉了她作出的最后的抉择：

  　　“……我过去已经爱上一个人，我已答应了他。他是我在工人夜校里的一位教师，后来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他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八一三以后，我从上海逃亡到武汉，他正好也在武汉，我们在那里不到一个月，他曾正式向我求婚并希望赶快结婚。我说：现在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匆匆结婚未必是一种幸福，反正我早晚是你的人就是了。我到延安来，是他跟‘八办’联系给我写了介绍信，他还委托已在延安的陈学昭大姐，要她对我特别照顾。我是爱你的，但我又不能抛却他。他现在在重庆生活书店，我爱上了你，让我怎么回绝他呢?为此我矛盾，我痛苦，我下不了决心，我让你们俩在我梦中打架，看谁打得过谁，结果是你打赢了。我知道你为了爱我犯了许多苦恼，这全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如今，我只好对不起他了，我只有求他饶恕我的幼稚，骂我忘恩负义吧。你能不能代我写一封信给我的这位老师，说明我跟他远在天边，短时期内很难重逢……”

    这个代笔的差使，对我来说是胜任愉快，而且在最短时间挥毫立就，我写得委婉熨贴，尽管这封信写得情文并茂，但不能保证收信人一怒之下，把此妙文撕碎掷地的命运。

    在一个星期日，李明约我一同去拜见陈学昭大姐，她来延安后，几乎每个礼拜天都到陈大姐窑洞去度假，哪一个休假日不去，大姐会感到寂寞（据李明说，她正在跟丈夫闹离婚。解放后，她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一部长篇小说中，即以这次婚变为题材）。她特地把我介绍给大姐，让她认认自己找的对象如何，更重要的一点，是请她与重庆生活书店的朋友通信时，顺便告诉他李明另有所爱的情形，给失恋者一点安慰和鼓励。她指望通过陈大姐写信去安抚她曾经爱过的人，这是她的周到和体贴处。

    此日我面对的是一位法国留学的女作家，又承担了那么多辉煌的任务，我必须施出浑身解数，不能像一般的毛脚女婿头回去见丈母娘那样，还得跟那位不认识的青年比个高低，给她留下更美好的印象。这样，我见了陈大姐不免有点拘谨，而且在她面前竟不能自制地怕羞起来，而在主动追求李明的时候，我都不曾害羞过。

    当问起我的名字，她就问我：“你家是下是信天主教的?法文的约翰，在中文里常常译成若望。”

    我回话道：“我取这个名字是因读了罗曼罗兰的《若望·克里斯多夫》，我深深爱上了其中的主人公。”（该书后由傅雷译出全部，五十年代出版，书名为：《约翰·克利斯朵夫》。）

    刚巧罗曼罗兰是法国的左翼作家，这样我们就有了共同谈话的题目。陈大姐随即问我：“你还读过法国的哪些小说?”我说还读过林纾翻的《块肉余生记》。（这部著作是在“八卦大学”里读的，封面和扉页全都没有了。）她马上纠正道：“这可不是法国小说，而是英国狄更斯的作品。”我一下子变得羞愧难当。而我还得找个题材补缀一下我的无知，我说：“还知道法国有一个巴比塞呢?”她颇感兴趣地问我：“你读过他的《火线下》吗? ”我不说没有读过，而是故作惊人之笔，说：“差一点我在上海见到他哩。”这又引起她的诧异，我就把五年前，在上海外滩如何迎候巴比塞，结果迎来了马莱爵士的故事讲出来。——这段史实她是不知道的。实际这是我在老大姐面前卖弄我也是左联作家，结果又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

    陈大姐招待我们吃午饭，她在延安的伙食是“小灶”规格，我们在她那里吃到了稀罕的白馒头。直至傍晚，我们辞别大姐，二人沿着山梁同行，她在路上告诉我陈大姐对我所下的评语：“你看中的人还是不错的，将来前途无量，要说缺点就是聪明外露，在集体生活中难免要吃亏。”

    她的评价一语道着我性格上的缺点，真是长者对后生最有益的教诲，虽则她用语还是包涵的。李明说：“那我们就定下来吧。”我听到她这么说，心里非常快活，表明我在陈大姐口试下得了优胜，中了头彩，但我看到李明的眼里却是泪汪汪的，这使我纳闷，简直如五雷轰顶那样挨了一记闷棍。她一面掏出我的代笔写的寄给重庆生活书店某人的信说：“你跟我一起到城里投寄这封信，我只能这么做了。”（延安学生向国民党地区投寄信件，要到延安城里邮局）讲到这里，她的手在颤抖，然后说：“陈大姐愿意写信给他，我记得她连安慰的话都有了，用的是一句苏东坡的诗句：‘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诗是啥意思呢?我又不好意思问她。”（按：此句词系苏轼的《蝶恋花》中的一句）我发现她投寄这封信时，表情是痛苦的，不忍心的，但最后还是投入了邮筒。

    我跟李明的关系确定下来了，我学着她把我带去见陈大姐的先例，我就想到何不把李明带去结识我的张琴秋大姐?这时，张大姐已从安吴堡调回中国女子大学，还是担任生活指导处主任，恰好李明是“女大”的学员。我们在下一个星期日来到张大姐的窑洞，她发觉她的得意门生成了我的爱人，分外的高兴和满意，张大姐说：“不用你介绍，我早就认识李明了。她是我的同乡。李明被选去参加延安的参政会，我们学校挑选什么人去是很慎重的，我记得她被选拔，学校党组是一致通过的咧。”她还告诉我：“她在队里还是文娱委员，负责编墙报和‘救亡室’。

    李明纠正道：“我只负责编墙报，已经够我忙的了。”

    我在张大姐那里，两人重温了安吴堡青训班时期的生活。我问起她的丈夫陈昌浩做啥工作，她沉下脸来，十分勉强地说：“他去年已去了苏联。”躲开李明，她悄悄地告诉我：“他是作为张国焘大叛徒的亲信和逃兵（按：这时张国焘已叛逃到了重庆，而陈昌浩在西路军兵败祁连山下，只身从死人堆里逃出性命。一个农民救他出重围，他回到湖北老家，在家中休养了四个月，又回到延安，故被贬为‘逃兵’。）回到延安就召开了四方面军老部下共两百多人的斗争会，他能到苏联去，是张闻天的意思。他离开延安很愉快，他可不知道却害苦了我。”

    她又说：“你的那个春来呀，在你离开之后，害得她神魂颠倒，她越是想争取入党，党组织硬是不许可。我打发仲廉去做她的思想工作，她要去一趟西安，说是为了看望你，是我批准的。没料到这丫头从此一去不复返了，这种女孩子，就是不可靠呀!”

    我告诉张大姐，春来寻到宣侠父公馆受阻，不曾跟我见着面，临行前还给我留下一封感人肺腑的信，我在西安没能和她见面，成了我的终身遗憾。

    “不要这么说，你如今爱上李明这个小姑娘，蛮不错的，我觉着她比春来强得多。我为你找到这么一个妻子而感到高兴，我也放心了。你今后大概不至于在女人队里消耗精力了!”张大姐语重心长地说。

    我跟张大姐讲起方纪与凯丰同志的婚姻。真是巧得很，她正是这一对悲剧夫妇成婚之日的现场目击者。张大姐说：“我被邀请去参加凯丰的婚礼，我还不知道新娘子原来跟你同过事呢!”我关切地问了她吃喜酒的情形，她说：“我在莫斯科与凯丰就认识了，所以他办喜事通知我务必参加。你不知道，他在延安主持批斗张国焘，后来又批斗昌浩，他都是舞枪弄棒的主将，我去吃他的喜酒，内心里一点儿也喜不起来，只是听说邓大姐（即邓颖超）、蔡大姐（即蔡畅）也到场，我才去了杨家岭。我看见新娘确乎非常漂亮，似乎也打扮过，不过总让人看出她愁容满面，当周扬提议新娘讲一讲恋爱经过时，在正常情况下，新娘难免羞答答地推三阻四，可是凯丰的新娘一下子忽然眼泪汪汪，她一言不发，毫无表情，搞得整个婚礼大煞风景，令来宾皆感到是一种不祥之兆。我心里猜想，这个女同志成了凯丰的新娘，一定是硬吃硬做的结果，所以结婚的喜期，她有难言之隐了。”

    我把我所知道的情节讲了出来，证明张大姐的推理，果然是运用组织力量硬吃硬做的丈妻，她义愤填膺地说：

    “……这哪里是结婚，完全是封建势力的逼婚，若是你早点把她的情况告诉我，说不定我也愿意参加你们的抗婚小组咧!”她的心情变得跟我同样的沉重!

 

四  “过礼拜六”制度

 

    我向中央青委组织科长报告：我跟“女大”学员李明同志订婚了。这是求得婚姻合法化的第一个步骤。科长史洛文听了我介绍了李明的情况，不动声色，没有表态，表情近乎麻木。我理解他对我的自找对象一百个不放心，因为在此以前我的两次“婚变”都撞在他的手里。大概他进行了详尽的调查，通过了双重的“政审”，一是参加参政会的一关，一是女大提供的档案材料，发现李明是顶刮刮的工人，既非买办的姑娘，又不是有夫之妇，他才把我叫了去，笑吟吟地对我说：“我们问过了，你的那个李明同志是个好样的，组织上没啥意见。”

    得到他的同意，我跟李明的恋爱关系才算合法化、公开化。

    我们就开始筹办结婚事宜：着手要办的头等大事，就是为干净彻底消灭未婚夫身上的白虱而奋斗!这事儿完全由李明承包，我只是积极配合就行。怎样配合呢?我们俩一同到桃园（“女大”所在地）去捡柴草，拾回来在延河边上置起简易炉灶，烧水烫死所有的虱子，然后，我赤着脚在青石板上跳踏浸湿的衣服，李明则蹲在下面翻动脏衣服和被单。我踏着踏着，想起安吴堡那场难忘的“浪漫的灭虱战役”来了，那次也是由两个女朋友承包一切，只是在爱情上一个也没成功，留下的只有感伤和悔恨。时过境迁，那个“战役”好像被抛在遥远的安吴堡了。这一次灭虱战役同样是浪漫的，却是获得了李明的爱，可以公开化的合法的爱，看我们俩成双成对的站在延河水中，—人把捉被单的一端共同绞干被单上的水分，这劳动方式不仅富有诗意，还是协同互助永结同心的一种象征，一个美好的幸福的开端!从上游流过的延河水流过我的脚背，八、九月的水温已有寒意，我赤着脚在青石板上跳踢跶舞，两只脚却逐渐暖和起来。许多延安军民从我们身边经过，情不自禁地投来羡慕的目光，他们注视延河边的一对白天鹅，是的，我感到自豪和满足（须知延安男女人口的比数是二十七比一呀），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自我欣赏一对小夫妻合奏的捣衣曲。

    这次浪漫的灭虱战役，李明还创造了锦上添花的新记录，使大砭沟脍炙人口：李明发现窑洞里我的伙伴不在场（其实丁修是有意避开，便于我们谈情说爱），她也把丁修床上被褥，包括枕巾，一同拆开，一同抱去浸在滚水中，一起让我在青石板上践踏，直至把他的被头重新缝好为止。李明做这件好事，其动机还是为了我，她还有一套理论：你的伙伴如果不把虱子消灭光，早晚还会繁殖到你床上来。她似乎早就认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了。

    延安人的结婚，公家不配给新房，所以用不着办嫁妆，有钱买家具，此间也没地方买，何况来在延安的都是囊空如洗的穷光蛋，平日身上穿的，床上盖的全是八路军发的，新郎新娘更无一套象样的便服，不用提穿结婚礼服了；可以说：延安人的结婚是世界上最朴素最贫乏，也是最简单的了。

    不过，还是有人要结婚，怎么办呢?

   除大干部首长如凯丰、柯庆施、匡亚明这样的级别，他们配给独用一口窑洞，可以宜室宜家外，一般干部都是两人或三、四人合住一个窑洞，谁要结婚，规定三日之内可独占一个窑洞，同室居民就自动让位，挤到别的单身三人窑洞里去寄居三日。适应这种延安特色，乃发明出“礼拜六”的奇特的制度来。

　  凡从外界偕同配偶来延安的学生和干部，以及在延安结婚的新婚夫妻，每到礼拜六晚上，女方可以往丈夫的窑洞去“过礼拜六”，夫妻同居的日期还可延长到下礼拜一的早晨。在这两个夜晚一个白天的时间内，同室居民就得另找寄居的处所。这就叫做“过礼拜六”。这个制度并非党中央指示这么办的，而是延安人双方自觉自然形成的。有一次听周恩来做报告，他赞扬了“过礼拜六”因陋就简的好处，他还介绍了一位妇产科医生的说法：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容易生孩子。

　　 因此说，延安人的婚姻制度，除了极少数特权人物是例外，实行的是“有家无室”，解决方案已如上述。不过实行这个方案的前提，必须损害同室居民的利益，使他们周期性地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如果没有共产主义风格和成人之美的美德，“礼拜六”制度就行不通。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共产主义风格”发扬光大，中共统治者在建国后三十多年如一日只建官舍、不建民房，有害的指导思想即来源于：以为群众反正会自觉自然地发明出解决办法的经验主义。再如：解放后夫妻两地分居者满坑满谷，遍地皆是（夫妻被迫长期分居的小家庭的统计数字达两百多万户）。我们宁愿让牛郎织女每年一次探亲假长途奔走，假期比“过礼拜六”稍许长一些。从这里可以看出：解放后的探亲假制度实是延安“过礼拜六”制度的发扬光大。

    说实在的，“过礼拜六”对我们的婚事还是有益的，除了把衣裳被褥洗清爽，把小小寄生虫彻底消灭以外，几乎无事可做，用不着什么物质上的准备。至于同室的伙伴丁修同志，我们相处一直和睦，结婚三朝他到外边到处流浪不会有问题。自那回李明代他拆洗了被褥，使白虱绝迹，他有一种说不尽的感激，以致我们还未结婚，李明来我处闲谈，他也主动回避，生怕妨碍我们谈情说爱的自由。其实，在男女青年尚未定情的阶段，不知有多少谈情的悄悄话需说，直至关系明朗化，快要结婚了，反而没有那么多悄悄话了。

    我们决定在七月革命节前一天就举行婚礼（一九四O年十一月六日，这天正好是星期六）。结婚的礼堂设在大砭沟下边的“青年食堂”，从其招牌名字来看，这个食堂以现代通用的称呼，就是公家机关兼营的经济实体（在食堂附近还开办了砖木结构的“青年旅社”咧）。因此办喜酒等于是在自己家里，离新房近便，酒席又价廉物美，只收成本费也。我手头还储存着两笔稿费，还有南京张志勤送我的五十元赠款，我一钱没花；李明从大后方来时也带有若干中央票。预备办四桌喜酒，在当时的延安就算够排场的了。

    在这期间，我送还李锦的一付手套，特地到她姐姐的窑洞去找她，并顺便告诉她，我即将与一位女士结婚了。 

    她听到了这个消息，平静地说：“你找着对象结婚，我能有什么意见呢?我不会责备你的，你结了婚，无异是对我的那个大鼻子的一种警告，这就说明：王若望爱不爱我的因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压根儿不爱他。这样，他在暗中对你运用组织压力，让我们分开，他就以为得手了。现在证明了：他的这个计谋，又是枉费心计。”她点着一根烟卷对我说：“你留下这副手套吧，作为我们一起爱过，一起战斗过，又是一起落泪的微薄的纪念品。这里面织进了毛纺站中我们共同的欢乐，我们的梦想，也有我个人的悲哀呢!你没看到?我又给自己打了一副手套，上星期刚刚结好，就作为送给新娘的礼物吧。”

    以前她是不抽烟的，大概是在我下了逐客令以后爱上了香烟的。

    我本准备着她见了我会骂我几句，没想到她如此慷慨大度，我只得收下她赠给新娘的礼物，同时也收下了纪念我们在毛纺站一段甜蜜往事的纪念品。这时我才升起请她出席我们的婚礼的念头，她弹了一下手指缝里的烟卷说：“我还是不去的好，特别考虑到你的新娘是那么美丽，我去吃喜酒，你的新娘知道了会不高兴的。而且我也要努力制止自己的吃醋!又何苦来呢?”她痛苦地笑了。

    最后，她说：“我倒有个建议，你不妨邀请方纪去参加你的婚礼，老同事嘛，听说凯丰把她管得很严，也好让她出来散散心!”

    我照她的意见，给方纪寄去了邀请信。

    十一月六日终于盼到了，李明上午就来到我的窑洞，她想把它布置得有个新房的样子，特地带来一束不知从哪儿摘来的野菊花，在洞里搜寻了半天，只得挑了一个大茶缸代替花瓶插上菊花。她问我：“房间里有这么一束花好看吗?”虽然我并不喜爱它，可是她花了一番心血的，又是在吉日良辰的日子，我怎能说不好看呢?我迟疑了一会儿才说出赞美的话。李明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她不作声地走出去了。约莫过了一个时辰，她捧着两盆盆栽的黄色龙爪菊，像打了胜仗把她缴获的胜利品，安置在书桌上，一盆则放在入门处。她兴冲冲地告诉我：“就在我们一同开过会的杨家岭小礼堂，有许多盆菊花，这两盆是我向花师傅讨的。”  洞房里唯一的象样的装饰，就是这两盆龙爪菊和一束野菊花，果然蓬壁生辉。

    她对我床上的被头颇有意见，虽然已消除了虱子，被面却是与军装同样的灰色，被里子又有补钉，又无被罩掩饰太寒碜的缺陷。她想出了改善的办法，问我愿不愿意去一趟女大，到十二队三班的女生宿舍，把她自己的一条花布被面的被子取来，新郎不便拂其美意，只好衔命前往，为了取回她的被窝不致拿错，她还把被面上的花样在纸上勾勒出来。

    我来到李明指定的三班女生宿舍，房里有三四个女同学在伏案用功。我本打算闯进门去，认清谁的床上有符合画图上的花色的被子，抓起就跑，谁知此计未成，倒被其中认识我的姑娘友好地拦阻了，她招呼其它同学道：

    “噫!你不是李明的新郎吗?你怎么一个人来啦?”

    屋里的姑娘们团团围住了我，不让我走，我结结巴巴地回答道：“我是她叫我来取她的被子的。”

    “难道延安的新风尚，女方不送嫁妆，还要新郎亲自到娘家来搬嫁妆哇?”一个姑娘大声地质难，引起屋子里一阵轰笑。

    这时引得左邻左舍的女生全来看热闹——只因女大的宿舍，大部分是土建房屋，隔音效果差，一个屋子的动静就会闹得四邻不安，女同学大都是怀有好奇来认认李明的新郎是什么模样。

姑娘们好利嘴，问我许多问题，说明她们对自己同学的婚事很关心，很感兴趣，至今我还能记得提出的问题：

    “为什么你来取被子，李明自己不来呢?”

    “你们在上海做童工时期就相中了吗?”

    “你比她大几岁?延安结婚需要什么手续?”

    “听说这里党员不能跟非党员结婚，是不是有这条纪律呢?”等等。

    我在女子队伍里，从来不曾脸红过，今天头一次走进女儿国，就身陷重围，变得脸红脖子粗。当她们七嘴八舌提出种种问题时，我又窘态毕露，不知怎么回答好。不过在她们所提的问题中，大多反映了各人对爱情的渴望与困惑，也反映了本人在爱情上遇到的挫折。

    我忽然记起“女大”的生活指导处主任来，我只用几句话就把她们提出的问题打发了，我说：“这些问题何不请教你们这儿的张琴秋大姐?她是我尊敬的老朋友，今晚她也出席我的婚礼，她一定会给你们生活指导的圆满的答复。”

    我搬出了张大姐替我解围，一面用眼光搜索女生的双层铺上李明的那条被头，在慌乱中一时没发现，当时便有一位姑娘把那条花被头抱起交给我，说了一句：“别忘了给我们吃喜糖呀!”这个女同学正好睡在李明的下铺，模样儿有点像安吴堡的徐春东。

    我双手捧着李明的被头冲出重围，走出宿舍区，又怕撞见认识我的女同学，灵机一动，我把手中的被头抖开，一半蒙住头面，便往延河岸边奔去，正应了描述败军之将的一句古老成语：“抱头鼠窜”。

    我从女儿国缴获胜利品归来，李明对我胜利完成任务很感满意，怕影响她的情绪，我去女大历险记暂时向她保密，我的床上增添了一条新被窝，果然改变了整个洞房的阴沉灰暗的气氛，成了光辉灿烂的审美中心，与两盆菊花作陪衬，整个窑洞变得喜气洋洋了。这时，我才承认李明的差遣是英明的决策，我的身陷重围是值得的。至于她为什么自己不去，而要新郎去的动因是什么，我也不好意思去追究了。

    傍晚，由我们俩签名邀请的来宾陆续到达青年食堂，中央青委的负责人几乎全到场，内有冯文彬、胡乔木、李昌、黄华等，我的入党介绍人，陕公总书记季凯，李明的老师陈学昭、马进（参政会的女工代表）和班级小组长，张琴秋大姐和方纪、丁修同志等等，先后来了三十多位来宾，青年食堂的同志难得作成一笔喜庆筵席，又加之我是本单位的，还特地布置了一大间举行婚礼的礼堂。结婚仪式很简单，主婚人是本单位的组织科长史洛文，证婚人是陈学昭，新郎新娘向毛主席像三鞠躬（那时候还没有印刷的大幅领袖像，只是挪用文娱室墙上的十六开大的一幅木刻毛泽东像，斧头镰刀旗倒占了好大的面积，大有喧宾夺主轻重倒置之嫌）。

    新郎新娘穿的服装跟平日一样，都是灰布军装，没有一点打扮，唯一的特殊之处，我们俩胸前佩戴了一朵纸做的红花，新娘是女兵装束，上衣有四个纽扣敞开着，可以突出胸前的一块桔红色围巾。

    三鞠躬完毕，由主婚人介绍新郎新娘的情况，基本上是根据我们填写的履历表，再加几句祝贺的吉利话；然后由机关首长冯文彬讲话，证婚人陈学昭着重讲了李明是从文盲如何进行苦读自学成材及所达到的水平。陈学昭不愧是个作家，她集中谈一点，讲得生动活泼，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仪式结束，大家入席吃喜酒。

    如果不提我进城买回两封蜡烛的重大贡献，我的孩子们或许会责备我在操办婚事上面，表现得不够积极主动，完全听任新娘的摆布，这种看法对我是不公平的，我预见到举行婚礼照明设备的重要性，因延安普遍供应是麻籽油灯，饭店、客栈也是如此，办酒席时，才用洋蜡烛。我给每桌点上两支蜡烛，这在当时的延安就是罕见的奢侈品了，来宾们在烛光照耀下个个兴高采烈，食堂服务员也啧啧称赞。在进城采购蜡烛前，我记起唐诗人朱庆余的诗中有“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之句，证明古人新婚之夜皆以红烛照明，大概白色的蜡烛不吉利吧，我乃找遍了全城，但没买到红烛。再过细打听，大家指明在城西某寺院的执事和尚有香火和蜡烛卖，我跑了好多路，翻了好几个山头，才找到了那座古庙，在那里买回了—打红烛。

    那晚，当来宾爬上大砭沟的洞窟里，发现里头大放光明，十二支红烛高照，如同白昼，人人一进洞房，精神为之大振，张琴秋大姐用上海话赞美曰：

    “你这个新房比起凯丰部长办的喜事来，好好叫风光咧!”

    来宾陆续离去之后，我把红烛吹灭了，换上一盏麻籽油灯。忽听得有人敲门，我去开门，只见方纪同志站在门外，请她进来坐也不肯。白天我太忙，也太累了，我实在没功夫招待这位特殊的来宾。

    夜深了，她为什么又折回寻到我门上来呢?

    她说：“请原谅，我下不了山了，天那么黑，我回不去了!”

    我看门外一片漆黑，天气明显地冷下来了，我连忙说：“是呀，白天你来了，晚间可黑透了，我送你回去。”

    “叫你把新娘撇下，太对不起了。”方纪又向洞里扬扬手，说：“李锦同志，让你独守空房，未免缺德了。”她无意间叫错新娘的名字，张冠李戴了，刚好触犯了我的禁忌。幸而，两个人同姓，名字后边又是同一韵母，李明没有觉察。她关照我道：“尽管让若望送你去，保证一直送到家。”一面随手拿了一件军大衣让我披着，我就送方纪走出大砭沟。

    今日她特地换了一双皮鞋来吃喜酒，她是女宾中唯一没有穿女军装而穿上一件毛线结的开襟上衣的女同志，在一片灰色中只有她的淡蓝色的毛线衣独领风骚。不过在晚间下山时，她脚下的皮鞋却害苦了她，还得由我扶着她的手膀才不至于滑坡。

下得山来，喘息方定，二人同行时我关切地问她：

    “你们的新婚生活还好吗?凯丰待你怎么样?”

    她厌恶地说：“新婚生活谈不上，一点没有乐趣。主要是情绪对立的关系吧。方才张大姐拿凯丰的办喜事与你今天的作比，她说你们的婚礼比凯丰的更加风光，这话正好刺在我的心头。你和李锦多么幸福!张琴秋说对了：凯丰的排场比你的大，来祝贺的人比今天的多，首长的规格都比你这儿的高。新郎有风光，只是我没风光，一场婚礼还风光得起来吗?他觉着是办喜事，对我来说就像办丧事，我只有哀伤和眼泪，这个喜庆筵席还喜得来吗?”

    我顺便纠正了她一再的把我的妻子的名字讲错，这又引出她的一段坦白交代，她说：“喔，我老是把名字弄错，真该死!恐怕是李锦给我的印象太深，而今天你的新娘又是初次见面的缘故吧。提起李锦，我不妨告诉你一个内心秘密，在你新婚之夜暴露出来不致有什么妨碍吧?自你从西安调来宝鸡，我曾经在你身上动过脑筋哪，后来李锦与你形影不离，我又忙得不可开交，主要是我检点自己，岁数比你大四岁，我跟李锦比，恐怕不占优胜，我才没有介入三角恋爱的角逐。你想：县委总共三个人，三个人如果形成不等边的三角形，使爱情与党性纠结在一起，不是要闹出天大的绯闻吗?”

    讲到这里，她泣不成声了，紧紧握住我的手，一往情深地说：“说实话，在我心里一直有你的影子，只恨我生不逢时就是了。只怪我的命运不济，偏偏碰上那个铁板一块的人，在勉强同意他之后，我又懊恨以至于想一死了之。我天天等你来，等你为我介绍一个可意的青年，我相信你们青委像你这样的人一定不少，第一个没介绍成功，这有什么关系呢?可是你从此不来了!现在我向你提出一个请求，你能不能再作一次月老，如果哪个对象看中我，我舍了命也要跟他过一辈子，等我跟他（指凯丰）有了孩子，连这点希望全都毁了。你如果爱我，同情我，请求你拯救我脱离那个苦海吧!”

    她的这种想法近乎荒诞，且不说“青委”不会有那样勇敢的年轻人，即使有，那个铁板一块的男人，他肯善罢罢休吗?我把我的为难处婉转地告诉她，不过我没有指出这是永远实现不了的幻想，因为性心理学启示我：一个人在性爱上遭到抑制，心理上便产生某种变态来达到暂时的平衡，目前的方纪正是依靠她编结起来的幻想和不切实际的计划，支撑着她没有走上一死了之的自我毁灭之途。

    她回答我的责难道：“我要学习李锦，她跟她的霸头吵翻了，两地分居，老头子也不能拿她怎样。如果我真有一个可意的人，我宁愿跟他一同逃至天涯海角，也比现在住中宣部宿舍，成天价由警卫员看住我，就像蹲牢监，活受罪强。”

    她的设想之大胆简直叫我吃惊，我说：“这不是走上脱离革命的道路吗?”

    “我只想脱离自己的丈夫，并不等于脱离革命吧?难道只有延安革命，到别处就不是革命啦?”她理直气壮地说：“外面的世界，大得很，何必一定要在延安一棵树上吊死呢！”

    我把她送过延河，她说不必再送她了。我最后还是留给她一线希望，——我一定在青年群里为她物色一个如意郎君，她才难舍难离地跟我分手了。

   我回到新婚之夜的洞房，跟李明介绍了方纪跟凯丰的一段悲剧（她坦白交代曾经背地里爱上我的话，我当然没有说）。新娘子闻之唏嘘良久，这个故事帮助她了解延安的不可为外人道也的内幕，反衬出我跟李明的结合是真心自由的恋爱，多么幸福的婚姻!

    这一晚我们睡得很迟，我们俩深深感激中央青委对我们的厚爱，为今天的婚礼举行得有声有色，感到满意，花了多少钱也做了结算。

    在烽火遍野的祖国大地上，是党为我们选择了这么一块安乐士，殚精竭虑地美化我们的安乐窝。我们尽情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幸福和满足，陶醉在上有李明的花被窝、下面垫着新郎的军用被之间，度过了人生中难得一次的洞房花烛夜!

 

五  轻骑队事件

 

    山头上一排排的窑洞，前面有一片平坦的坡地，是连接各个窑洞的通道，又是室外的生活区。每当冬日，洞窟里的原始人便聚在窑洞外边晒太阳；到了炎夏，白天窑洞里凉快，晚间就聚集在三、四公尺宽的平台上乘风凉。不论是晒太阳，或是乘风凉，来到平台的年轻人就会自发地谈论国事，谈论延安生活中的阴暗面，大家戏称它是英国的海德公园，有的人叫它民主广场，这块并不广的“海德公园”，类似齐桓公时代的稷下。

    大家谈得最多的，是关于延安的现实生活里的新闻，文化娱乐方面的贫困。有一回一位青年干部对延安各个机关墙报的制作展开了批评，说延安的墙报都是千篇一律，小报抄大报，内容多无聊。许立群则提出办墙报应该跳出大报的圈子，要反映本单位群众的思想动向和问题所在，要有独特的个性。作家陈企霞提出：“我们来亲自动手，实践一下如何?”我年轻时在新亚药厂有过办厕所墙报的经验，我提出何不把内部看的墙报搬到大砭沟去，让四面八方的人都可以看到。当年我办墙报在“厕所”，现在我们办墙报在大便沟“与大砭沟谐音”，似乎都不登大雅之堂，这一点正是我辈无产者的本色，排泄也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嘛。

    陈企霞和我的倡议获得了大家的支持，碰巧胡乔木也在座，只要他说句赞助的话，上述建议就不需写呈文审批，不需公文旅行；胡乔木是中央青委的宣传部长，他在“民主广场”上说了“你们不妨试试嘛!”这就是当场拍板了。

    大砭沟墙报的编辑出版采取集体负责，主编副主编定稿，第二天酝酿推荐七名编辑，由陈企霞任主编，王若望，童大林为副。其他四人，我记得有许立群、李锐、萧平、申湘汉。

我们办的墙报取名“轻骑队”，是曾任江西省共青团的省委书记的钟效培提出的，他说：当年江西苏区的共青团办过—种“轻骑队”小报，大都刊载革命队伍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短小尖锐，故名《轻骑队》 。延安出的第一期《轻骑队》于一九四一年四月矗立在大砭沟与通延安城大道的三岔路口，街头墙报是贴在高达两公尺的木牌架子上，每周出版一次。

    延安出现街头墙报这—办报方式，是中央青委一群青年的首创，不久，延安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鲁迅艺术学院纷纷仿效，供大众看“街头墙报”相继出现，其中以王实味主编的《矢与的》最为著名。其取名系根据毛在整风报告中提到“有的放矢”之意，它的出名还由于毛在晚问曾提着马灯亲自到中央研究院观看《矢与的》墙报。

  　头两期的街头墙报刚张贴出去，便吸引了很多党政军干部和学生来欣赏这个刚出笼的延安新事物。出到第三期，我们便得知观众里有从安塞、延边特地赶来看《轻骑队》的，其中，还有已能走动的伤病员。延安大多数学生争先恐后地跑到大砭沟来，还带了笔记本，那如饥似渴的情景令我们编辑部同仁感到振奋与激动。各地投寄来的意见书、读后感纷至沓来，不得不要求由青委组织部增调两个女同志负责处理读者来信，我的精力也转向答复读者来信，而我们的读者是全中国水平最高的民族精英，革命家和高级知识分子呀!

  出乎意料的是，中央首长和著名学者有的也来到墙报下仔细观看，我记得的就有罗迈、博古、吴亮平、艾思奇、何思敬、范文澜、贺绿汀、吕骥等人。

    《轻骑队》墙报下面几乎成了一个经久不散的集市。

    感谢朱德总司令来电话给我们出了个好主意，他建议：

    “许多中央首长，包括我在内，都想一睹轻骑队的风采，不过我们跑到大砭沟来很不方便，建议你们另外出版油印刊物，把前几期的文章一并印出来，分头寄给中央同志和各机关的负责人。”

　　我们当即照办，大概从第六期起，我们又发行了《轻骑队》的油印版。

    延安的知名作家皆踊跃投稿，大大地支持厂《轻骑队》(不付稿费）我记得有艾青、萧军、萧三、丁玲、王实味、刘雪苇、康濯、李季等。

    —九四二年的四月，适逢《轻骑队》创刊一週年，它的厄运不可避免了，首先是某人以“读者来信”的名义在四月八日的《解放日报》上抨击《轻骑队》，这里不妨抄录一节原文：

   “《轻骑队》的内容除了发泄牢骚以外，还有多少政治意义，有多少能够教育人的东西呢?《轻骑队》大概算是讽刺性的报纸吧，它的讽刺对象是延安各机关的人员，而实际上它是为讽刺而讽刺，养成只发牢骚，不求解决问题的坏风气。”此信最后说：“最令人头痛的是，《轻骑队》对被批评的机关和人员，都用XX的字样，使读者揣测纷纭，疑神疑鬼……有人主张把《轻骑队》作风移植到报上来，而且确实有些传染上了（如丁玲、王实味的杂文），希望党报不要沾染这种坏作风。”

    为什么会疑神疑鬼?就因为《轻骑队》揭发的错误缺点带有普遍性，试问：难道延安人连发牢骚的自由部没有了?把自己队伍里的错误缺点公之于众，不正是求得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吗?至于被批的单位和个人不公开点名，连发牢骚都得挨批的环境里，指名道姓那还了得!如果真要指名道姓，至少竖立在大砭沟的大木牌非要被点著名的人们砸得稀巴烂不可!这封向《轻骑队》发难的读者来信是有来头的，尽管此信实属无理取闹。

    当时的《轻骑队》执行编委对《解放日报》的这封读者来信顿不服气，成绩斐然的街头墙报平白无辜地挨了冷箭，头脑里一时转不过弯来，乃由执行主编童大林出面在《解放日报》（四月十日）上发表谈话：

    “适逢本报创刊一周年，上月底曾向延安各界征询意见，先后收到朱德司令、柳湜、南汉宸、萧军、艾青、方仲如、欧阳山、草明、王实味、萧三等意见，多系鼓励，今定于四月十二日出版纪念特刊，并拟召开读者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这篇简短的谈话，实际是与两天前某读者的批评针锋相对，只是考虑到他是有后台的，故不敢正面交锋，只是将诸位名人抬出来抵挡一阵。（按：这时《轻骑队》编委中有三人先后调动工作，王若望调至枣园，萧平去了晋东南，陈企霞调至《解放日报》与丁玲合编文艺副刊，后成为丁陈反党集团的主将，原编委会进行改组，由童大林任主编），十二日的一周年纪念特刊还是出版了，但文字皆系正面歌颂，批评的锋芒大为收敛，围观者不少，都深表失望，摇头叹息而去。

    讵料童大林的谈话召来了更大的打击，“后台”跑到前台来了，以党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的名义指出：童的谈话是对党报的健康批评的反扑，不理解毛的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思想不通也得通，《轻骑队》编委会如何受得住党中央的压力，只好屈服，连忙写了一篇表态的检讨书，刊于四月十二日的《解放日报》上，内称：童大林为《轻骑队》一周年发表谈话未经全体编委知悉，目前编委会正详细检讨一年来的工作得失，认为过去编辑方针有错误，已决定加以彻底转变，至于接到朱德司令及各界的意见，多系严正批评指责，而该消息只说鼓励亦与事实不符。特此声明更正。

    童大林的发言是实事求是的，朱总司令和各界知名人士的意见大多是推崇和奖掖，如今看风声甚紧，不得不以集体的名义发表一通违心之论调。他们这么做，本是怀有保住《轻骑队》的希冀。

    来自莫斯科的瘟神康生讲话了，传闻他在延安整风会上发言，说《轻骑队》错误性质是反党的。如果定性为反党，童大林就有紧跟王实味一同去坐班房的危险。事实上，某人的那封“读者来信”中已将《轻骑队》拉扯上丁玲、王实味—伙了。在这紧急关头，胡乔木出来缓解，一场风波总算化险为夷。原来毛泽东看中了胡乔木，于去年底即调他去任毛的政治秘书，胡与毛朝夕相处，他早就知道毛是《轻骑队》的热心读者，有—夕兴之所至，手提笔在一份油印轻骑队的空白处写厂一句“此报人人爱看”的题字。当初乔木本是《轻骑队》的催生婆，如今风云突变，党报公开向它发难，乔木感到自己原是赞助人，也有一定的责任。他未便站出来为《轻骑队》辩护，乃祭起毛亲笔批示的那份油印小报给康生过目，康生的凶险的眼睛马上变得柔和了，他说了什么不得而知，不过他开始调整好斗的调门，愿意低调处理。

在轻骑队事件上，胡乔木之功不可没。

    “低调”处理就是让《轻骑队》编委在报上作深刻检查，童大林免于定性为反党分子，留在党内给予党纪处分。四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刊出了编委会的检讨，原文很长，此处不引了。不过它的结尾开列约法三章，而这“约法”在今后的岁月里，意识形态领域把它作为扼杀创作自由和批评自由的规范，值得介绍在此：

    “—，批评必须站在积极的恳切的同志立场，反对一切片面的挑拨性的批评；二，批评必须明白具体，实事求是，对被批评者的姓名与事实应该直说，不要用某机关某人某次等笔法；不能以一个侧面来概括全体，以一个事实来概括一个人，以一人来概括一个机关；三，批评者必须将真实姓名及住址告诉本报编辑部，以便我们帮助高级领导机关对于所批评的事件加以研究解决。”

“约法三章”规定如此苛刻，而其中却没有一条讲到被批评者如何对待自己的错误缺点的语句，故约法三章可概括为：任何人不能再开口，不能批评，不能发牢骚，不能说三道四；只能歌颂捧场，只能讲空话假话，只能引用马、恩、列、斯、毛的话；这样，官僚主义、腐化堕落、作威作福等等就畅行无阻，获得了一把铁打的保护伞：永保福禄寿考了，于是乎天下太平，猗与盛哉!建国后则愈演愈烈!

    最后，中宣部下令停办《轻骑队》和其它街头墙报，其实，不用上级扼杀《轻骑队》，有了约法三军，再也没人投稿，街头墙报有它的繁荣时期，自毛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出，再加上述的“约法三章”，势必不打自倒，不战自败矣!

    那么，毛在当年写过“此报人人爱看”，他怎么会明令禁止，这将如何解释呢?这是不理解毛泽东性格的人提出的质难，我们只消读一读邓拓所作《三家村札记》中的《健忘症》一文，便知道此公常常前言不搭后语，自己说过写过的话不算数，只是为的当前一时的政治需要，不以健忘症为耻的一种性格。不过，在当年的延安，人们不可能看得这么透彻!

    从五月份起，成为极左派眼中钉的《轻骑队》被扼杀了。非常有趣的现象发生在贴街头墙报的木牌架子跟前，虽然墙报勒令停刊，但空荡荡的木架子下还是聚集着不少读者，他们中有的是不知道《轻骑队》已经停办，从远道而来扑了个空，有少许人已得知消息，是到大砭沟来凭吊亡灵的，他们勇于兼任空白墙报的讲解员，就是以愤懑的语言，感染远道而来陷于失望中的观众。因我在它停刊后也到此处徘徊观望，心里涌出对延安风景的一种悲凉的感受，好似她被一个野蛮人强奸了似的。我在作为纪念碑的大木牌上，用沟里碎石子的尖角，在木牌上刻下了一句叛逆者的悼词：

“轻骑队精神不死!”

    热心的读者在木板上也有写：“坚持办下去!”“偌大的延安，为何容不下一块街头墙报”之类的粉笔或铅笔字，以示抗议。我的题字还是受了上述粉笔字的启发。

    我还能记得在《轻骑队》创刊号上我发表了题为《友情》的杂文，大意谓：“我二次回延安，少不了到老难友处串门子，遇到当年共患难的战友，畅叙旧情，我渐渐发现：同志之间的友谊已今非昔北，我们中间有了一种无形的隔阂，使我非常诧异的是，对友人冷漠的程度，以来延安后的级别高下而定。”（半个多世纪后，我还能记得，因为这篇千字文，使我大半生中吃了多少苦头。）

    此文发表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如果用一年后四月二十三日刊出约法三章来衡量，可以说一无是处，既不具体，又未指名道姓，既有以片面代全面之弊，又无提出解决的出路，而最后一句则把矛头指向领导，乃将此文定性为浓厚反党意识，再加上上某又是最初发起人，二罪俱发。一九四一年我已离开大砭沟，在缺席审判中组织上乃将上述结论装进我的人事档案袋，成为终身制的历史包袱之一。

    事有凑巧，组织上给我定性之前不久，即一九四二年四月八日，萧军恰好在《解放日报》上刊出一篇杂文，题为《论“同志之爱”与耐》一文，内称“近年来我感到‘同志之爱’的酒越来越稀薄了!虽然我明白这原因，但都阻止不了我心情上的悲怆!近来接到不相识的信，大多谈自己的痛苦和牢骚，不满意环境，不满意工作，甚至对革命也感觉倦怠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接触的现实基本上一致的，萧军和我不约而地发现了党组织生活的刻薄与严峻而产生了新格局的世态炎凉，而呼唤人性的复归，区别在于他添了一条解决的出路，他最后说：“这就需要同志们的‘耐’，即说服，教育，理解。”（引自艾克思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三四一页，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共党史和所有出版物中大书特书的毛的一大发明，即整顿三风和文艺整风，其实质本是排除异己（指清算王明路线，以及“抢救失足者”运动），打击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树立毛本人的权威的战略目标。即以他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言，其中一个宗旨即所谓“端正文艺界的方向”，也就是打一批不够端正的，拉一批他认为是端正的，于是，王实味、丁玲的杂文和轻骑队“矢与的”等街头墙报，被当作不端正的样板，有的坐牢监，以致杀头，有的则撤职查办，后来丁陈二人成为反党集团首恶分子，有的则勒令停刊。拉一批的作品和作家，不外是俯首帖耳听话的，擅长歌功颂德，有助于树立领导威信的。从此，文艺界、思想界的上述的分野和斗争，延续了整整半个世纪，以至近两年来犹有愈演愈烈之势!

    延安时代我们一起搞轻骑队的朋友李锐同志于一九八六年赠诗与我咏其事：

    当年意气小资产，

    一队轻骑大砭沟。

    四十来年君不改，

    满头辫子让人揪！

 

我酬答李锐的诗云：

 

亿昔窑洞识同俦，

轻骑一队足风流。

敢效诤臣志不老。

赢得辫子挂满头!

 

 

六  “抢救运动”的失足

 

    有一个星期天，我跟新娘一同到延安城关的沙岗子赶集，在那里我对农村妇女出售一布袋羊毛特别感兴趣，我建议把它买下，请她打件毛线裤。她说：“打毛线我行，如何将羊毛纺成线呢，这个我不会，从前我是买蜜蜂牌毛线给我的弟妹打毛线衣的。”

    我说我经营过纺毛站，羊毛纺线并不难。李明笑笑说：“这一对配得就是好，我会的你不会，我不会的你行，这条毛线裤有着落了。”我们便买下了一袋羊毛。

    在永清堡纺毛是用手摇纺车，目下我没纺车，只得用陀螺形的纺锤捻毛线，李明看我手脚太慢，就用那双曾包装白锡包香烟的灵巧的手捻毛线，捻得又快又溜光。我为她另做一个纺锤，双管齐下，效率大大提高。

    一袋羊毛结成一条毛线裤，还剩下相当多的毛线，李明又利用课余时间打成一般大小的两件毛衣，我就拿着它到沙岗子集市去出卖，卖多少价钱是参照集上兜售毛线衣价格，我记得一件毛衣可卖十五至二十元边币（即陕、甘、宁边区发行的钞票。每个学员公家只发给每月一元边币）。我算计这个买卖很有赚头，何妨拿出一笔资金投入再生产呢?我自作主张又在集上收购了二十多元一袋的羊毛做生产的原料。这样，我们这个小家庭便从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成简单的商品生产了。

  堂堂安吴青训班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发现这一宗小本经营有利可图，怦然心动。当我把鸡生蛋、蛋又生鸡的美好计划与妻子说明，她欣然会意，并且讲出了将有几笔开销的预算：

首先，她提议必须为我添置一条属于自己的被头，还要为生育孩子积攒必要的基金，完全靠公家一个月一块钱不行的。

    往后，我跟李明改变了男纺女织的分工，我被踢出了生产过程，每个星期日专门到沙岗子集市去完成产品的流通交换过程，每次回来带回一包原材料，出发一次有四十至五十元的纯收入。我还带回消费市场的信息，例如：陕北农民不喜欢套脖子的毛衣，喜欢开襟生钮扣的。我售出的毛衣价略高，不仅因为手工细巧，花色品种还能花样翻新，所以我伫立在集市上毋庸叫卖，农民农妇还是识货的，没大一会儿功夫就全部脱手了。

    李明打毛衣，在班组上很突出，开头打毛线裤她说替新郎小王结的，女同学们也就自告奋勇帮她一同捻毛线，李明把这句冠冕堂皇的理由一直延伸下去，织到三件、五件就瞒不过精明的同班同学了。人家怀疑地问起她，李明就脸红，觉着在革命圣地搞私人生产挣钱总不大光采。我用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原理打通她的思想，教会她不妨明说，我每次从集市上回来，顺便买些零食和点心，如云片糕、花生米、山楂糕之类，拉她们一同下水。十二队三班的姑娘几乎都参加了捻毛线甚至打毛衣的互助组，三班几乎成了以李明为首的专业承包户了。我们是按《资本论》的科学领导生产的，马克思说：“生产的扩大化同时推动了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果然，我就从生产过程里分化出来，成为专跑买卖的小商贩了。今日我们来回顾小事一桩，说我们开创家庭手工业成为军事共产主义经济的补充，也不为过。

    我们手头积聚了两三百元边币，再加上办喜事没用完的余款，实际上成了延安的首富。我们的发家致富比党中央于一九四二年年底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提早了两年，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跟李明早就做到了，不过是在打掩护下偷偷摸摸地“动手”的，不但解决了更换新被头，而且使每周只有一天幸福的日子过得充实而丰富。一般性小夫妻过礼拜六，也想在晚间做顿点心吃，无非是在取暖的木炭盆上把剩下的小米饭加上点灯用的麻籽油炒一下，美其名曰：“麻油炒饭”，此麻油可不是芝麻的麻油哪。我们过礼拜六是在木炭盆上用白切羊肉下面条，或是烧红枣小米稀粥，大砭沟里青年食堂的顾客中，我们夫妇是常客。

    正在我们陷入财迷心窍之中，组织上忽然将我和李明一同调往枣园。我们是在一九四二年初调至刚建立的中央城市工作部，经营了近一年的夫妻老婆店不得不宣布歇业。

    枣园离大砭沟有十里路，这里是康生的天下，中央社会部所在地。一九四一年十月党中央机关新设一个中央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任务是加强敌伪占领的大中城市的地下活动，调我们来枣园，是城工部培训一批适宜于打入敌后城市工作的干部。我跟李明皆来自上海的工厂，组织调我们受训，预备在毕业以后秘密派遣到上海去。李明听说不久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外婆和弟妹，十分高兴，她一直牵记着家里的人，她离开上海时，是偷着跑出来，不敢说明去向，她一走，丢下四口人没有生活来源，她一直为这件事放心不下，感到内疚和不安。

    调来受训的同志们有三十名左右，为了保密起见，城工训练班的主任吴德（文革时期任北京市市长，直至四人帮被抓才下台），把我们安排培训班设在离枣园一公里的荒无人烟的山沟里，同学们临时给它起了个名：“后沟”，即枣园后面的山沟也。班主任头一课就是讲明学员应注意的保密事项，如不暴露本人的姓名与籍贯，不谈自己将去什么城市，学习期间活动的空间只能在后沟里，外出须得班主任的同意，听讲不作笔记等等。从此，三十余人从此全封闭式地关在这个穷山沟里了。

    头一条保密条例我就未能遵守，想不到在学员中李锦也来了。她常常说漏了嘴直呼我的名字，经我提醒她注意，她敢称我“毛陈”，结果这个名字又获得了新的活力，同学们都叫我“毛陈”。我有时也脱口而出叫出她的名字，我们头一天见面就交谈了许久，我得知她已经和柯庆施正式离了婚，如今她是自由人了，她还告诉我：柯是女子大学的校长，他找对象方便，已经跟一个蹲过国民党监狱的女子结了婚。我关切地问道：

    “你自己的问题有眉目了吗?”

    她苦笑着说：“现在我不着急，我的生活太不稳定了，等此地毕业以后，分配到一个遥远的城市，那时候再考虑吧。”她点燃了—支烟，无限感慨地说：

    “只怪命运在作弄我们：如今我的问题解决了，你却另觅新欢了。你放心，我跟你的新娘会相处得很好。”她猛吸两口劣质烟说：“你从安吴堡匆匆离开，我没有意见，可是你来到延安，我倒有一条意见要说说。”她说：“你顶不住你们那里一个组织科长的压力，你忘了你还是我们的抗婚组长呢!”说罢，她扔掉烟头发出讥嘲般的笑声。我一句话也回答不上，只是脸账得通红。当李明知道了我们过去有过一段浪漫史，她淡然置之，反而赠给李锦一件毛线背心（是用纺毛专业户剩下的毛线织的），李锦还给李明讲了小王在永清堡如何舌战打上门来的伤兵的故事。

    秘密工作训练班的课程，主要是讲刘少奇在华北两个大城市开展群众工作的经验，由吴德主讲。另外还要学习如何编密码，学会收发报，还试验了用化学方法密写通信的实习。康生和马纯古（他是上海中央局的工委书记，敌伪时期如何开展工人斗争有极丰富的经验，解放后，马任上海市劳动局长）也到我们的培训班作过讲演。既然不让我们作笔记，他们讲过以后，很容易忘却了。

    训练班所在地，是新开挖的四个窑洞，也许是对成家的夫妻学员特别照顾，另外用上坯草荐建造了四间草房，两间分配给学员中的两对夫妇，另外两间作厨房和办公室。来到“后沟”，我们终于告别了七夕一相逢的过“礼拜六”制度。谁知“后沟”是两条黄土丘陵带之间的狭弄堂，寒冬的冷风以加大的威势通过这一条弄堂，所以住窑洞要比住草房暖和得多，我们夫妻盖上两条被子都感到寒气逼人，只得紧紧偎依在一起。

    我们吃的大锅饭低劣不堪，一天吃两顿小米饭，一人平均盛一茶缸，再添一点就要碰运气了，十回有八回是饭桶底朝天，只有望“桶”兴叹了。开头两个月每人还有一小盆菜：山药蛋或是白菜帮子；后两个月连小菜也断档。班主任允许学员“自己动手”去挖野菜，幸而春节过后，大地回春，后沟的山抝里刚刚露头长出一些灰菜（又名回回菜，叶背有一层白色粉末）和苦菜，经热水煮过，放上盐还是有苦味。学员们一星期有三个半天到野外去解决吃菜问题。且不提这两种野菜滋味不佳，苦得难以下咽，就是在后沟要能挖到一兜兜的回回菜，或是苦菜，也非易事。我跟李锦、李明结伴去挑野菜，本该是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殊不知我们没挑多少，迎着后沟强劲的冷风，两手冻裂了，冻僵了，差一点连两条腿都抬不起来，不能回归故土了。

    班上的副主任栗再温同志对此抱歉地作了以下的解释：“自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国民党再也不给八路军发饷，并且派军警拦截我军运载物资的车辆，企图困死我们，现在延安的供应已陷于绝境。我们这里只有小米和山药蛋，可是一开春山药蛋就发了芽，我们的吃菜就有了问题，希望大家体恤陕甘宁边区的实际困难，咬咬牙度过目前黎明前的黑暗时期。”

    我的胖墩墩的李明明显地消瘦了，更不幸的是偏偏在这样贫乏而又严密封闭的状态下，我的妻子怀孕了。饥寒交迫的生活的体验，我们俩又都是南方人，我们特别怕了，手脚生了冻疮，两只脚走路都抬不动，都是由于生活在饥饿线上缺乏营养的结果。为着我的孩子和李明的健康，我想到了大砭沟下的青年食堂，也做过几次造访青年食堂大嚼一顿的梦。我把李明的怀孕及缺乏营养的情况向吴德同志报告，并提出每星期是否能准许我们外出去做采购（我门袋里有多少积蓄没有报告，在群体的普遍贫困中，个人露富会引起非议；我本人叹苦经说自己缺乏营养也不大好，会引起害怕艰苦，对党不满之类的批评）。当班主任慷慨应允了我的请求，我就像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第二天就陪同妻子一同向青年食堂进发，去那里我们就如饿虎扑食一般美美地吃了一顿，并且买了大包小包的熟羊肉和烙饼，最名贵的是跟青年食堂的经理商量，卖给我们一些非卖品羊油。我们得以如愿以偿。

    看看天色尚早，我去了《轻骑队》集市仔细观看了众望所归的街头墙报，然后又爬上了青委所在地做过新房的窑洞，那里除老房东丁修还在，又来了一位新房客补了我的缺，令人不胜感慨的是，当初李明费了心血搬来装点新房的两盆菊花犹存，只是黄花与新娘一同憔悴了。

    接着我们又来童大林的窑洞，询问《轻骑队》改组领导班子的情况，并向童索取了我调离青委后三个多月来的《轻骑队》的油印版，以后每周一次出来采购，总要拜访《轻骑队》编辑部。

    第一次出击，不仅购进满载而归的食物，又恢复了与外面世界的精神联系，我们的生活大有改善，特别是买回的两斤羊油，在晚间可以在炭火上炒小米饭吃，所幸我们夫妇拥有独立的一间房屋，私下里改善生活，大吃大喝，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尽量做到不露富，不馋人!不禁使我想起，小时候在大家庭生活中抄金刚经，我母亲在晚上偷偷地为我做夜点心的情景。

每星期释放我们出去一次，成了令人羡慕的一种特权，我们获得特殊照顾，要感谢我们尚未出生的孩子，只有这一点优越性和特殊性，在集体生活中，才不致引起周围同学的妒忌和非议。

    我们出外两趟后，李明渐渐恢复了原貌，甚至比从前更健美了。我们出门还带回一些最新的政治消息，带回食物是保密的，带回政治消息则是公开的。像上一节介绍《轻骑队》的被批被禁，就是我去访问大砭沟编辑部得来的情况。

    延安各界正在展开抢救失足者运动，我也是从中央青委获得最早的信息：康生做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强调敌人派遣一些内奸，打入陕甘宁各个学校、机关的危险，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云云（在这以前，他在党内刊物上撰文，题为：《反对反共分子的内奸政策》）。趁着整风运动进一步的深入，整风后期即以查内奸和托派分子为中心任务，毛泽东也同意了这一战略部署，他的批语是：“这是纯洁革命队伍十分必要的，必须认真贯彻。”

康生的报告在各处传达后，等于给和平的自由的革命圣地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顿时使革命队伍内部分裂和人心惶惶，日寇和国民党想做而做不到的，瘟神康生一个报告便全都做到了！于是，“疑神疑鬼，人人自危”这八个字便是抢救运动的第一个效果。接着，就是挖出数千人属于内奸或托派分子，因为他们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打的红旗是假的还是真的，于是就把他们关进牢狱，采用逼供信、肉刑、车轮战的连续审讯，直至被抢救的承认自己是特务或托派分子为止。被捕的失足者大部分是国统区来的学生，据说那里是政治上最不纯洁的地方。

    中央研究院的王实味是作为托派分子被投入牢狱的第一人，我在一个星期天去中央青委，丁修就悄悄地紧张地告诉我：李锐突然失踪了，这个消息使我大吃一惊，倒吸一口冷气。当初在上海新亚药厂时期，介绍我参加共青团和雇员协会的屠廷容，在我被捕后不久，特务追至武进银行捉拿他，后来流亡日本，芦沟桥事变后回到上海，历尽艰险来到延安。我在延安时匆匆见过他一面，问他在哪儿工作，他秘而不宣。在某个星期日，我和李明一同去看望他，这时才知道屠巳关在本单位（军事情报系统）的窑洞里。他是我接近党的最早的启蒙者（详情参看第一卷八七—九O页）如今却一下子成了敌特、汉奸了，真令人感到困惑和愤怒。特别令人惊骇的，女大校长柯庆施（即李锦的前夫）的新婚一年余的妻子，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保安处对她施行逼供信，要她承认是叛徒、内奸，结果她从山崖上跳下去自尽。丈夫身为统战部副部长兼女大校长，不论他的权力有多大，也没能救得了自己的妻子。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厂李锦，她面色惨白地长叹一声说：二中全会上刚刚总结了我党今后不能再搞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现在这个老毛病又发作了。

    李明说：“幸亏我们成了康生的部下，我们来后沟的又经过严格‘政审’  ，大概没有失足者吧，训练班连‘抢救失足者’的报告都没有传达，我们总算是平安的。”

    我说：“这么看来，后沟成了我们的防空洞了，谢天谢地，我们成了隔岸观火的旁观者。若是我在青委继续搞《轻骑队》，说不定会轧进失足者里面去咧。”

（注五）   参看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世界经济导报》（即被江泽民下令禁绝的四三九期）刊出的为悼念胡耀邦逝世举行的联合座谈会上的发言，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吴明瑜发言中谈到这件事，他说：“延安时期‘抢救运动’打出了很多的特务，当时毛主席让胡耀邦下去调查，他回来向毛汇报，很多特务都是假的，毛一边听他的汇报，一边就讨论起草了审干九条的规定，就是后来的‘大部不捉，一个不杀’等等，这对延安时期那样一个错误的审干运动作了一个纠正，挽救了大批的干部。”

    在李锐的发言中，他说：“我们党是在一个顽固的左的运动中间走过来的，胡耀邦在这种左的运动高潮的时候，能够头脑清醒，指出‘抢救运动’中的错误；防止扩大化方面作出的贡献是非常了不起的，作为耀邦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品质，敢于顶住这种左的狂浪，这种品德是最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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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锐遇着了个清官，监禁半年即获得释放，但他出狱后遇到一个更大的打击，他的妻子被一位名叫邓力群的家伙奸污了。邓本是马列学院的学生，也许因他马列主义学习得不错，他本人没挨整，上头调他参加“抢救小组”，成为有权整人的人了。李之妻曾是重庆风头颇健的女记者，抢救组的审案者邓力群威胁利诱，半强迫地达到了奸淫弱女子的目的。

    延安的社会舆论也分等级的，身居高位的首长有道德败坏的事件发生，一般皆为之严格保密，像邓力群这样初出茅庐的下级干部，再加之群众对抢救运动产生内心的厌恶，不敢公开抗议，就借着邓力群道德方面的丑闻，发泄不满，于是这事件闹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

  而群众性的道德法庭的谴责是毫不留情的，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固然出现了值得人们伸大拇指的胡耀邦，背地里赞扬他是敢于顶撞权威的包龙图，而对乘人之危，掠人之妻的邓力群，则以戏曲《审头刺汤》里的汤勤作比。因汤勤也是依仗严嵩的特权制造冤错假案，夺人之妻的方巾丑也。（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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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六）    有关邓力群参与“抢救项目组”闹出的丑闻已成公开的秘密，于一九八八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被保守派元老们推出作为新选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在广泛征求代表们对候选人有何意见，中委李昌即揭发了本节所叙之丑闻，孰知这一揭露使邓的名誉扫地、身价大跌，中央委员未入选，连补选候补中央委员也名落孙山。当然，他的落选主要不是年轻时代这则黄色丑闻，它真实反映了极左顽固派在党内同样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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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人赞扬毛的上述八字方针，说它是“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的部分，这就是过分的颂扬了。

    正如李锦所说：党中央六中全会郑重宣告，今后党内再也不允许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了，结果是书面决议墨迹未干，上面又兴风作浪大搞残酷斗争了。（又抓又杀，残酷的程度为何如?）这是联共和中共贯彻始终积习难改至死不悟的一大癌症。这里所谓“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不是表示可与“残酷斗争”诀别的意向呢?没有。这两句话本身就肯定抢救运动大方向正确，“—个”和“大部”只是数量级的多少而已，小部可以抓，为什么非抓不可和“小部”，皆是模糊概念，下边推行便有很大的弹性；“一个不杀”之出也，是在已经枉杀了—批无辜才下此令，证诸事实，这条圣旨下达以后，王实味还是被杀害了。据说毛在王实味生前说过—句皇恩浩荡的话：“王实味还是不杀为好。”既然如此关怀，为什么不能放了他，及至下面动手砍下他的脑袋，毛补说一句自己曾有怜才之意，岂不是假惺惺的马后炮?

    李明怀孕，行动逐渐不便了，去延安采购便由我一人前住。有一次来到张琴秋大姐的窑洞，我在她那里享用了丰盛的午餐，张大姐问起为什么不与李明同来，我说李明已怀孕了。

我还向她诉说枣园后沟生活异常困苦。张大姐的伙食是小灶规格，有白馒头供应，她建议招待我吃小米饭，把她定量供应的白馒头全都带回去给李明吃。这样的关怀，在整个延安皆陷入困窘的时期，可谓周到而体贴入微了。

    张大姐还告诉我：“自从张国焘叛党投奔重庆后，四方面军的老部下好似又矮了一截，党对他们的歧视也变本加厉。——不过，对我还算客气，我也只好更老实点过日子。”

    午饭后，刚巧吴仲廉来串门子，她不知从哪儿弄来一迭照片，让张大姐到布幔后头去看，仲廉很神秘的样子说了一句：“你得预备一块手帕。”这时我注意到，仲廉的眼圈儿是红肿的，一定大大地痛哭流涕过了。那块布幔是把一个窑洞分割成办公与卧床的掩体，我跟仲廉在幕布外面互致问候，果不出仲廉所料，不到五分钟，幕布后面便传出张大姐止不住的失声痛哭，哭得那么凄惨，把我一时怔住了，吓得我也汗毛直竖。我好奇，我焦急，我疑惑：为什么身经各种磨难的老战士会失声痛哭起来。我简直是哀求仲廉大姐：也让我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仲廉起初不肯，我就隔着布幔恳求张大姐道：“是什么东西叫你这样伤心，也让我看看不行吗?”

    张大姐止住哭泣，回话道：“小鬼不是外人，也让他看看，不妨事的。”说罢，就走出布幔，拿出一张已滴有泪花的照片给仲廉姐看：“我在这里头认出小眫来了，小胖，一点不错，就是剪去了头发，我也认得出。”仲廉接过那张照片，对着亮光细细辨认；一股热泪又涌出来，鸣咽着说：“可不是，她死在万人坑里，总算留下一点纪念。”

    我可以一张接一张地看那些照片，但见西北荒原为背景，前面堆着一群一群的尸体，有一张上被认出是“妇女独立团”的女营长小胖的一张照片，尸体堆积得有屋脊高，被剪光头发的小眫的头颅无力地从尸体堆中低垂在外层。除了尸骨堆山的摄影，也还有个别西路军将领的身首异处的照片，如杨克明、董振堂等人失去了身子的头像。我看的照片有二十多张，我知道这些死者都是西路军被马步芳马队杀害的刀下鬼，我走进布幔后面看着倒未曾流泪，只是觉得毛骨悚然，惨不忍睹。

    据仲廉大姐讲：堆积如山的尸体，是马步芳部队把牺牲的西路军官兵集中起来，让士兵挖几个万人坑埋下这些尸首，当初拍下这些照片，马步芳是想以此向蒋介石邀功的。她还讲了这些珍贵的照片如何传到延安来的经过。当我看到刘秉荣著《西路军魂》一书（群众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在前边附有几幅西路军官兵惨遭杀害的照片，我可以断言，这批照片目前保存在北京的党史资料馆里。

    学习了四个月，城工训练班总算结业了。（其实有四分之一时间是到野地里去挖野菜）

    我们夫妇被拆开了，因李明准备生育，她不适于长途行军，不得不暂时留下来。原先确定我们去上海的计划也变卦了，剩下我一人改派山东省根据地的城工部。现在看来，这个决定对我个人前程不一定是坏消息，但在当时却激起强烈的愁情别绪。我又担心妻子生孩子，我偏偏不在身边，她会怎么样?那种牵肠挂肚，前途未卜的想法使两个人非常痛苦。但我又不便提出侍候产妇，等孩子出生以后再起程的要求。因李明制止了我，认为这个要求未免太个人主义，儿女情长了。

    李明还是坚强的，在生离死别的前夜，她不曾哭，在枕边她跟我说：

  　“为了我们的孩子的健康成长，夫妇分别一个时期还是值得的：等孩子出生，喂他直至断了奶，我就把咱们的孩子寄养给老百姓，马上就赶往山东，你尽管放心去吧。”她的如意算盘，至多两年便能在山东重逢了。她说：“我留在延安，党组织一定会照料我的。你还托了蔡老照顾我，他可是个大好人咧。”

她这里提到的蔡老，有必要作一介绍：他是我在苏州监狱的老难友，名蔡疾呼，他是宁波人，是参加过省港罢工的老海员，比我大了近二十岁，故尊称他为蔡老：在枣园能见到他，几乎是上帝安排的一次偶然的巧遇。原来他的工作是中共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处的总务处长，一九三九年落成的七大会议厅，离后沟只有一箭之遥，只因上级规定：城工训练班的活动只限于后沟，所有学员未敢越雷池—步，连近在咫尺的伟大建筑也未曾造访。有—次蔡老撵一只野兔，免子狂奔的方向正冲着我们挖野菜的地方，蔡在我们身后吆喝“抓兔子呀!快抓呀!”感谢这只兔子，它做了我们重逢的媒介。蔡老领我们光顾七大的大会堂，又领我们参观他的辖区——总务科，他的任务就是充分供应大会代表的物资和伙食。自一九三九年以来，每年年初都说当年什么季节就要开了，而各地来延安的七大代表也确实报到了，可是年复一年一再拖延，一直拖了三、四年，只听楼梯响，就是不见人下来（后来又拖十三年，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才开成）。特别是许多珍贵的南北货，腊肉、腌鸭、风鸡和蛋类等等，在漫长的保存期中渐渐腐化变质；尤其在整个延安人陷于食物极度匮乏之下，看着堆积在仓库里的上等菜肴成为废物，白白的浪费，格外痛心和可惜，难得迎来两个处在饥饿线上饕餮客，蔡老特地为我们准备了最丰盛的午餐，临走还送我们一些尚能入口的食物带回去。从此，有了一个开后门的熟门熟路，我们几乎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溜到七大的总务科去改善生活，藉此减轻他眼睁睁看着美食佳肴付之东流的遗憾。有时，我们偶尔拉两三位同学（其中有李锦）前往，条件是必须守口如瓶，

    蔡老得知我将抛妻别子远行，他拍胸脯对李明说：

    “你在做舍姆期间（舍姆，读som，宁波方言）除了奶粉奶糕我没有，别的我那里倒是应有尽有，我还可以派个小红鬼去侍候你。”既然有这位贴心的长者如此照顾，我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

    一九四二年的六月，我辞别了李明，离开了延安。

    使我留下许多美好记忆的延安，同时，也给我留下了红色恐怖的难忘的印象。

    别了，我的延安!

 

 

 

第五部　　　　山东行脚

 

一  夜过同蒲路

 

    共集合了二十六七人的队伍，从陕北的葭县（现改称佳县）渡黄河，即进入晋西北根据地的临县地界。我开始了一生中最艰苦的长征，计行程七百多公里，横跨三个省（山西、河北、山东），翻过两大山脉（吕梁山与太行山）；从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旬起程至十一月到达鲁中，历时五个月。我们所经过的地区，都是最贫瘠的山区，有点像进入原始社会那样，除了女人出门穿裤子，讲究点则着裙子，其他的大人小孩全是赤条条的一丝不挂，只是在出民工的时候至多围一条麻布遮羞，因为八路军有女的，我估计这几片麻布还是八路军赏给的。

老百姓连小米也吃不上，而是吃的油面（莜麦的俗称），这种粮食没有粘性，不能下锅煮，只能搓成短棍似的蒸熟，吃的时候一定要喝醋，不配合吃醋就不能消化，吐皮会膨胀起来；因此养成山西人好吃醋的习惯，他们个个都有灰黄的牙齿作为山西人的一种标记。我们来到晋东南地区，这地方比晋西北稍富足，女人有上衣穿了，只因我们路过的时候，正是遭遇日寇大扫荡之后，农民自己都断了粮，他们没法负担八路军的口粮，部队后勤部的同志把我们领到山岩下的一片枣林里开饭。这时枣树刚刚结果，我们就在这儿摘枣子饱餐一顿，实因枣子还没成熟，我们的肚皮承受不了，结果未能果腹，反而闹得个个腹泻，有几个同志泻得头昏眼花，以致无力爬回居住的农家。往后的开饭仍是吃枣子充饥，部队里的同志介绍经验，枣子煮熟了吃不会拉稀，我们照样做了，果然不再腹泻、但又出现了新情况，吃多了熟枣子会倒胃口，嘴唇上又起疱，真不是滋味!因此说我们这次长征，在物质上还不如叫化子行乞四方的条件。如果不是为着革命任务和党的使命，我的脚一步也不想走。

    在我们这个队伍里，集合了各个单位派往八路军总部的干部（八路军总部设在晋东南太行山的辽县）。跟我一同到山东去的有两人：周保昌原是上海生活书店的店员，在杨浦区办工人夜校就与李明认识；另一人叫王二哥，他是济南铁路局的司机，在训练班里与我一同受训，因城工训练班里不许喊名字，至今我只知道他叫王二哥。跟我们同行的还有四位女同志，一位是八路军参谋长的夫人，姓林，上级配备了一匹马和一名警卫员（兼做饲养员）给她。这位林同志难得骑马，一路上都是驮着累坏的或是病号的行李背包，跟我们一起吃油面，吃半生的枣子。她很谦虚随和，连她丈夫是什么官，叫啥名字部不泄露半点。还有一位名刘群，也是到前方跟丈夫团聚的，她的丈夫是文学家。

    我们来到文水县边缘的一个村庄，这里往东二十里，便是日军占领的一马平川，同蒲铁路就在下面经过。带队的队长传下话来：两天以后就要通过同蒲路了，要求大家在两天之内做好强行军的准备，保证吃饱睡足，身上带有累赘东西，能丢就丢，因为这个晚上一口气要走一百二十多华里，才能到达同蒲路东的安全地带。

    我们吃饱了，带的干粮也是充足的，干粮袋里塞进去的只是玉米饼子，至于“睡足”，就不易做得到，要从日寇的眼皮底下通过铁路，想象中的恐惧往往超过身临其境的冒险，再加之在一夜之间行走一百余里，对每个人来说，这样的高纪录都是从未经历过的经验。我们的心情紧张而又恐惧、冒险而又担忧，这—切思绪的交织，怎么能安然睡去?

    据行家的经验：长途行军只带干粮，不带饮水，不仅难以下咽，而且难以持久。而我们二三十人中，只有三个人备有军用水壶。农民老大爷出来给我们解决困难了：不如身上捎带几个生鸡蛋，既能解渴，又能充饥。这倒是好主意，关键在于如何携带不致碰破。研究的结果，利用军装上衣两只小口袋，每只袋里装一只，鸡蛋外头还可包一层棉絮，则更为安全，如要多装几个，那么，在原有小口袋下边再缝上两三个小布装。于是，我的准备工作就是向村民收购鸡蛋，我们所在的村子是两面应付的阴阳界（即名义上由敌伪政府管辖，暗地里支持八路军的），这里不使用边币，农民还是欢迎中央票，我就将多余的中央票支持去山东两个伙伴，还有多余我支援了三位女同志。我在沙岗子做买卖成为巨富，其名不彰，想不到来到这阴阳界倒成了公认的财神爷了。

    第二天黄昏，我们整队准备出发了，上面派了一个连的兵力护送我们，在出发之前，连长挨个儿检阅每个人穿的鞋子，也检查负重，当他发现好几位队员男扮女装，胸前隆起的乳房，他忍住了笑，而他的土兵却在一边窃笑。

    连长队前讲话了，他说：一切服从听指挥，一个紧跟一个，发现距离拉远了，要拚命跟上，行车中禁止抽烟，见到碉堡里射出探照灯，大家马上蹲下，不要怕，等到探照灯的光柱挪开之后，然后再走，过铁路时两边有壕沟，爬坡时要一个搀扶一个爬上去……

    连长又安慰我们说：我们这个突击营专门护送大干部过铁路，少说也有四五十个来回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诸位今天行军辛苦点，不过用不着紧张。夜晚，就是我们的世界!

    开头走了二十多里路，就下坡走向平原，这里已是敌占区，天开始黑下来了，我们都屏住呼吸赶路，后面是护送我们的连队。果然从敌人碉堡射出耀眼的强光，我们不约而同地匍匐在地，照明灯的光柱是从后面射过来，表明敌人的碉堡区正在身后不远的地方。回头看去，那匹马庞然大物行若无事般的兀立在光柱里，令人吃惊而紧张起来。要是敌伪军从碉堡里冲出来，或是对准那匹马开机关枪，这—帮躺在地上的伙伴们就凶多吉少了。侥幸那可怕的光柱并没有在马身上停下来，一刹那间就转向另一片黑暗了。第二回又碰上突然袭来的光柱，我们经历过有惊无险的头一次，大家的隐蔽动作就显得迟缓和漫不在乎的样子，我自己也懒得爬下身子，唉，唉!人们是多么容易麻痹大意呀!

    离同蒲路还有十多里路，连长让我们在一个树林中休息，这时我的腿觉得有千百个针刺那样酸疼，差一点我就要掉队，是王二哥扶着我勉强跟上队伍。听说下令休息了，我像获救那般高兴，一坐下来就拚命槌打揉搓几乎不属于自己的腿，然后抓紧时间吃干粮，可怜我们的玉米饼子在干粮袋里早就变成粉末。这时我才发现：胸前人造的乳房干瘪了，只给我留下一只完整的鸡蛋，另外三只，装在上夹的小口袋里，我没注意两根背包带子穿过腋下，正好把小口袋里的鸡蛋挤破了。大概由于我一路上注意敌情和两只疼痛难忍的脚，连鸡蛋的软饮料湿透了衣裤我都没感觉，以致蛋黄蛋白凝聚在束腰带的上面，被我身上的体温将生蛋几乎烤成了熟蛋，唉，唉!可惜没法吃下肚。同伴中男扮女装，有人造乳房者，跟我的损失差不多；只有三位女同志想的办法好，她们把鸡蛋塞在干粮袋里，玉米饼的碎粒恰好形成自然的保护层，所有鸡蛋无一破损。

    半小时的休息时间，一点没有恢复疲劳，当两只脚启动时，非常恼火的是我的脚竟抬不起来了，由于吞下干粮没有饮料，反而使喉咙干喝得冒烟，更增加了对鸡蛋的怀念和懊恼情绪。队伍就要出发，我还是挣扎着爬不起来，王二哥和周保昌两人就挟持着我上路。这时又升起了一股羞愧的心情。后来，我才知道：像我这样寸步难行的伙伴不止我一个，包括三个女同志在内，队长临时组织了互助组去扶持她们。好容易被拖到接近同蒲路的地段，突击连的战土已经奔到前方为我们开路，并在铁道两侧布置警戒线。同蒲路是日军重兵把守的交通大动脉，平均一里之内就有三四座炮楼，使它的火力网没有空白之处；每隔一刻钟就有巡道车在铁路线上警戒，以防抗日游击队破坏铁路，在铁路两侧，则设有三道防御工事，头一道是铁丝网，第二道是鹿砦，然后是一条壕沟，壕沟宽三公尺，好在沿线山区缺水，铁路两侧的深沟里没有水。

    日寇有令，沿铁路线不得栽种高杆作物，这一措施也是为了防范八路军游击队藏身于高梁、玉米地里。我们离铁路不到百步之遥，连长传口令让我们就地隐蔽。这时正值五、六月间，糜子地里已长出齐膝高的庄稼，我们马上蜷伏在糜子地里，而那匹碍事的马则拉至较远的一棵孤立的大树下，如果巡道车打这里经过，大树下的一匹马恐怕逃不脱光柱的照射，那就坏事了。

    没大一会儿功夫，巡道车打着照明灯从远处驶近身边，那照明灯的强光足以使我认得出藏身在糜子地里我周围的同伴，它的最大特点是照直不照横，巡道车是专门检查铁轨是否正常的，所以它没往横里照射，当巡道车刚在我们面前驶过，一切归平静，一颗忐忑不安的心也宽松下来，上边传下紧急口令：“用快速度前进!”

    原来护送我们的突击队已经摸熟了敌寇巡道的规律，一班车驶过，等于给我们一个信号：一刻钟之内平安无事，在大树下隐蔽那匹庞然大物，不至于出纰漏，也是因为摸透了巡道车照直不照横的脾气。

   大概是巡道车上的强光从我头顶掠过，给了我一股新的活力，新的剌激，我觉得顿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我一跃而起，紧跟上队伍，甚至不用别人搀扶，两只脚也变得好使唤了，我安然通过了并无铁丝的铁丝网，并无铁蒺藜的鹿砦。再跨出几步，就是一条深沟横在前面，学着前面同志的样儿，我是背着背包滚下去的(背包在后面，滑下去可保脑袋瓜不受伤）。从沟底往上爬，陡坡没法攀登，完全靠部队同志解下绑腿一个一个拉了上去。跨上两条铁轨之间，我竟然有闲情逸致对王二哥说：“呀!我们胜利了!什么时候我们坐上火车开到山东呢?”王二哥催着我赶快离开这个危险地带，低低地说：“看你美的!你别让我像拖一只死狗似的拉你就更美啦!”我知道他为了挟着我奔了几十里地，他可要花两个人的力气拉巴我，他也被我弄得疲惫不堪了。

    我们又翻过路东的三道防线，一切都顺利，我本以为越过铁丝网不外乎用一把大剪刀把铁丝剪断了，而我们过第一、第二道防线，过的是无铁丝的铁丝网，无铁蒺藜的鹿砦，原来这里成了输送干部的交通要道，人来人往很频繁，八路军突击营把日寇的两道障碍物改制成可以移动的伪装，我们的人通过就把铁丝网和鹿砦移开，人走后又恢复原状，藉以蒙骗日本鬼子的巡逻队。这样，穿越同蒲路两侧共有六道防线，大队人马通过前后不超过一刻钟。正当我们离开铁路两百多公尺，果然传来巡道车的马达声和闪耀着强光的照明灯。这时，前头传下口令：可以原地休息了。

    我们在一个村子里休息了很久，村民为我们烧了开水，还供给小米稀饭，这个村子离火车站二十五里，已经是边缘区，即八路军经常在这一带明去暗来地出没的地方。吃罢稀饭，我就歪在自己背包上睡着了。

    在这个村子休息够了，我的疲劳几乎恢复了，是那匹半路失踪的马给了我这个充分休息的机会。原来那匹马跃过路西头一道壕沟，接着又要跳过第二道壕沟，马可泄了气，没能一跃而过，不幸失足跌下沟底里了。这真是万事如意中唯一不如意事，马跌在沟里挣扎着，警卫员和八路军战士没法使马跳出深沟，林夫人和警卫员不得不作出牺牲它的决定。但突击连的战士有信心把马弄上来，这时下一班的巡道车已快驶近，他们连人带马隐蔽在沟底里，正是巡道车照明灯照不到的死角。俟巡道车掠过，突击班一名战土和警卫员就牵着马在沟底走

向敌军炮楼附近的缺口——也就是铁路旁壕沟中断的地方，突击连战土对这一带地方了如指掌，马和人索性从炮楼下经过，那里的探照灯反而照不着，只要不发出枪声惊动敌人，就可以安然过关。我们在这个村子躭搁了一些时候，就是等待这匹马的归来。

   这次旅途中多了一匹马，给我们增加了许多麻烦，也制造了许冬惊险场面，又应验了我们的战土的胸有成竹，敢于藐视敌人的胆略和智慧。当他们终于胜利归来时，全队如释重负，林夫人则欣喜若狂，大家都啧啧称道突击连的同志是神兵!

    在黎明之前，突击连把我们护送至晋东南根据地的头一个兵站，就跟我们一一握手告别，等天明以后，吃了一顿有荤菜的早饭，又步行了三十华里，来到另一处兵站。这儿离八路军总部还有两天的路程。队长要我们在这儿休息一天，然后起程到八路军总部去。

 

二  九死一生

    在走三十里路的途中，我开始发热、呕吐，又回到抬不起脚来的苦恼境地，林夫人慷慨地把她的马让我骑，我真感到不好意思。这时，我再不愿像一只死狗似的拖累王二哥和周保昌了，我只得骑上马走完这三十里地。当第二天大家上路，我不能随行了，因为我的热度没退，而我的感觉却是冷得发抖。

    兵站有个卫生员，断定我是发疟疾，吃了两天药，还不见好，兵站卫生员医疗水平没把握，他安排送我到第二军分区直属医院。

    这个医院设在一个庙宇里，一大间房子里躺着四十多号伤病员，不分内外科，也不分传染病和机能性疾病。我躺着的病床是用树段拼凑起来上面铺的一块门板，与两个宠大的张牙舞爪的金刚菩萨为邻。这儿医生的水平比兵站卫生员高明得多，医生与护士轮流观察和测体温，四天以后便得出科学的结论，确定我得的是称作回归热的传染病，它的症状是周期性发热，每天下午发高烧至三十九度，太阳下山时热度就退了，胃口不好，吃东西呕吐。连续几天不吃东西，吃下去就吐掉，几天下来瘦得不成人形。医院里想办法劝我喝羊乳，喝下去有时也吐掉。在病中我强烈地思念我的李明，并且测算着我妻子已经分娩了。——我相信起四大金刚或许会战胜欺凌我的虱子，战胜虱子传给我的病菌（医生说：回归热多是虱子传染的）。我又怀念起安吴堡和延河边的两次浪漫的灭虱战役来。

    在医院里住了十天光景，回归热终于被我战胜了。我可以起床行动，端午那天我还吃了老乡慰问伤病员的稷子，我给慰问团的大姐大嫂们唱了一段抗战歌曲作为答谢。

    谁能料到：祸不单行，刚刚战胜了虱子传染的回归热病毒，我又被苍蝇传染的阿米巴病菌击倒，旧病尚未康复，没几天又转为下痢。阿米巴痢比回归热病毒更凶险，开头几天，每天上厕所六、七次，晚间也闹肚子，上毛坑的两只脚都蹲不住了，而是爬在地坪上等死，有时床上、衣裤上也沾着污秽不堪的排泄物，用手揉揉自己的皮肉，瘦得只剩一张皮了。医生对这个病束手无策，医院里没有治痢疾的药，唯一的治疗办法就是灌肠，医院连个灌肠的设备都没有，而是用一只白铁的洒水壶来灌肠，水壶嘴也没法消毒，只有搽一点凡土林做滑润剂，每灌一次肠，活受罪一次。在我以前，已有两个下痢的病号呜呼哀哉，我想，我一定是第三个了。

    医院本是苍蝇荟萃之地，得了痢疾以后，苍蝇更是嚣张不堪，挥之不去还只罢了，甚至公开站立在我的嘴巴上，眼皮上，我已无力去驱赶它们。我头脑还保持着清醒，我想：我的寿限到了，不出几天就要告别中国大地钻入泥上中，我很遗憾地不能与李明和刚出生的孩子临终见一面而死去，我爸为我起的名字：寿华，证明他的儿子是短命鬼!你们白费心了!我的爸爸妈妈!

    对于分派我到山东，妻离子散，长途跋涉，临终前我一点不曾抱怨；对这儿名叫医院，其实是不医少药，“华陀无奈小虫何”的诗用在这儿非常恰当，我只能听天由命。我感谢这里的护土和医生，他们已经竭尽全力来救我，我活该在这举目无亲的陌生的医院里死去。

    这个医院是营一级编制，它的最高负责人是教导员，他知道我是延安派出的干部，在我生回归热病的时期，跟我作过几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当我的病升级，变成痢疾，他开头为了觅得治痢疾的中药苦楝树，还派了医院的一名护土四处去找寻。后来他来到我的床前，替我躯赶麕集在头部的苍蝇。我已没力气说话，只是微微睁开眼睛，作出生命即将完结的表示。

我看到他不胜伤感的神情，用嘴贴近我的耳朵说：“你延安还有亲人吗?要不要捎几句话回去?”

    在这以前，教导员也是这样在我耳边低语，讲的都是鼓励的话，有指望的话，如今他这两句话，分明是没有指望，为我准备后事了。我马上热泪盈眶，我没有回话，忽然有一股力量翻了一个身，示意向他讨纸笔，我伏在枕上写了以下两句发抖的字：

    “李明，途中得了不治之症，向你永别了。我们的孩子养大……”写完“养大”，再也写不下去了。教导员提醒我：“这就行了，写下你的名字吧。”我又抖颤着写下此生中最后一次签名。

    但是，我内在的生命力还在抗争，还是不甘心就这样死去，我拼出仅有的一点能量向他喊出：“难道真的没救了吗?”

    教导员被我大声的回光返照的呼唤吃了一惊，连忙说：“当然，有救，有救，我们的大夫正在采取措施……”

    教导员帮我挥去扑面而来的苍蝇，一面帮我翻了身，我一口气又讲了：

    “我身上带着组织关系……在断气以后，请通知延安的城工部，我不能完成任务去了”

    “好哇，那么你的组织关系呢?”教导员说。

    我无力寻找衬衣上的口袋，我用眼睛示意，他在我上衣小口袋里摸出了用几层纸包着的组织介绍信，另外他又摸出了一张纸包裹的黑色的东西。他试着撕开外层的纸，闻到了一股异香扑鼻的气味，他不胜诧异地问：

    “这里头是什么东西呀?”

    唔!我想起来了，这里头是一粒蚕虫那样大的鸦片，是从延安出发时，周保昌分了一点给我，说是能止痛和治愈疑难杂症，这是他动身到延安时，家族里的长辈送给他的宝贵礼物，我把它与党的介绍信放在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早就把它忘怀了。

    他把一粒鸦片烟上交给了内科大夫，大夫把它揑在手里，喜出望外，说：“也许这个鸦片能救活他。”他关照要我一次服下。想不到这一粒鸦片果然止住了腹泻，当天晚上吃得下一碗新鲜的羊奶。我肚子里早就空无所有，连续三天不想大便，这时院长、医生、护士、教导员等围着我欢天喜地地祝贺我：起死回生了!病室里的伙伴们也一齐为我高兴，有的问我讨一点烟土，希望也能把他的病治好。教导员把我的介绍信还了我，他当着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说：“这位王若望同志是副部长，他若是死在我们这里，责任可大了。”然后对我说：“你是真正的死里逃生，已经死过一次，临死之前你还没忘了给延安党中央发电报!”

    非常奇怪的是，当死神未能征服我的时刻，那些挥之不去的苍蝇再也不敢放肆地在我的鼻子和嘴巴上停歇或跳舞了!用我国古老的生理学解释：大概是活人的旺盛的阳气把瘟神无常鬼苍蝇虱子全都吓退了!

    我能自己起来洗脸刷牙了，我在洗脸盆里才有机会欣赏我的面影，我几乎不认识从阴间回来的自己了，连我的头发都是稀稀落落的。但我确实召回了生命，一天比一天壮实，饭量也大量增加，由农家供应的羊奶每天喝三大碗。养息了半个月，医生才准许我上路，二军分区特地派了个参谋护送我到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这是组织上对我的重视。后来才知道，教导员看到了我的组织介绍信，才知道我是派往山东分局任城工部副部长的级别，才派一位参谋护送前往。临行前，我含着感激的泪与教导员和院长告别，说：“要不是掏我的小口袋，也许我成了野鬼一名了。”

    教导员把一张团皱的小纸条给我，对我说：“这里是你的临终遗言，这上面你如何挂念着可爱的妻子，还有一个孩子，你应该感谢我终于没把这个条子寄出去，现在还给你，你留著作个纪念吧!”

    我把写纸条的事都忘了，如今看到了它，简直有隔世之感，我看到了一个陌生的阴间的王若望的手笔。

    从二军分区跑到太行山的辽县，我们整整跑了三天。实因我连续害了两场大病，大伤了元气，体力大不如前。当我气喘吁吁地走不动了，护送我的参谋可以使唤沿路的村长，派一头毛驴骑着。他真不愧是一名参谋，三十多岁，参军不到两年的军事干部（他是晋东南的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毕业）。一路上给我讲了我在垂死状态中发生在周围的军事行动。他说：

    “你这个病呀，生得也好，生得又巧，正是在端午节前，日本板垣师团集中了华北所有的日军大举偷袭八路军的总指挥部，你要是不生这场病呀，你刚好进入敌寇的包围圈里，那就是凶多吉少了。你在病床上，你不知道敌人的这次大扫荡来得多么凶猛，我军损失不小，连八路军的参谋长左权同志都牺牲在里面。所以我说你命硬，你有福气，应上中国的一句老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他还对我说：他被派来护送我去太行山，是组织上对他的照顾，因他的妻子在华北局机要部门工作，遇上这次大扫荡，她肯定也在里面（按：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也有中共华北局的领导机关），可一直没来信，他为此寝食不安，政治部领导允许他亲自去华北局看望。他坦白地说：“这次上级分派我这个差使，对我来说不是主要的，我一心挂念的是我的爱人。没想到交结了一个真心朋友，这是我的一大收获。”我用好言安慰他，说女同志是在后方机关，大概不至于有什么危险。

    我这个安慰之词却是无效的，反而增加了他的哀愁，他说：“这次日军是一百四五十里长距离的夜间奔袭，我们这边事前毫不觉察，直至敌人已将我们四面包围，整个司令部和警卫团、华北局机关都在包围圈内，我们只有挨打的份儿。重炮、机关枪和掷弹筒一齐开火，日寇哪管你是前方与后方，是部队还是平民?恐怕我的爱人逃不脱这一劫，要不，为什么不给我一封信呢?”

    我未免惊慌地问他：“说不定在我头里赶往华北局的同伴，刚巧也进了敌军的包围圈啦?”他不安地说：“那就很难说了。”

    我们行至辽县的麻田，为我赶驴的一位青年农民还跟我们描述了二十多天前在这里发生的日军追杀八路军官兵的悲惨景象。当我骑着他的小毛驴走下山岗的时候，他指着山后边的一片树林，说：“敌人打这儿山头的炮火特别猛，你看，许多树梢都被炮弹削去了。”

    我下了驴背，跟参谋（姓名已忘）一同走近那片森林，环顾周围的山岗却都是光秃秃的，可以想象，这片足有四五十亩面积的林区恰好是掩蔽自身、躲避炮火的天然屏障，而敌寇把这个目标看作是八路军官兵的藏身之地，集中大力把它夷平也是不可免的。我们怀着吊古战场的悲痛而气愤的心情，看到许多高大的树的树冠被炮弹打飞了，有的则打断了主干，像伤残的巨人，依然兀立在那里。参谋同志还要往树林深处走，他忽然看见树杆上还保留着血肉横飞的血迹，撕碎的衣服，挂在树丫上的女同志的头发。他忽然伏在地上哭出声来，我吃力地走近他，原来那里还有几具已腐烂的尸体，其中只凭一双女鞋，才能判定她是一具女尸。他起初把这个女尸错认作自己的妻子了，我连走近尸体的勇气都没有，我发现他顾不得腐臭，想从女尸的衣裳口袋里发现什么，我只是站得远远地阻止他：“你冷静点!绝不会有这种事。……　你别犯傻了!”他遗憾地回头看看我，哭着说：“很像咧!”我催促说：“马上就要到军部了，好消息在等着你，我们还是赶路要紧。”

    他把我带到华北局的组织部，便匆匆去打听妻子的下落了，分别时，我要求他把寻找爱人的结果告诉我。

    快到黄昏时候，他把自己的爱人带来了。他喜上眉梢，拍拍我的肩膀，把我介绍给这位女发报员：“他是王铁嘴，他在路上就告诉我，好消息在等着我咧。果然灵验，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连皮肉都没伤着。”

    我跟女报务员紧紧握手，激动地说：

    “你们是在炮火下最幸福的一对，我死过一次，你呀，应该说，也死过一次了。”

    小姑娘不能领会我的幽默，参谋羞答答地讲了他错认女尸的经历，姑娘打了他一记，噘着嘴嗔怪他：“你的眼睛怎么生的?连我的死活都分不清，我的命硬着咧!”

    男的抱歉说：“还不是太想你，害苦了我!”他本该说“太爱你”，只因有个陌生人在场，才改了口。不过这一对恋人相爱的热乎劲、甜蜜劲，已暴露无遗矣!

    我向华北局交出组织介绍信以后，就被领到招待所住下，原来从延安一同出发的同伴有好几位还住在这儿。他们讲起从二军分区起程去太行山，刚巧碰上板垣师团的大扫荡，而且与一小股日军遭遇，队里有两位干部牺牲，一人被俘，被俘的郑同志后来还是被枪杀在日军撤退的途中。全队大多数人逃出性命，应该感谢罗瑞卿将军率领的直属警卫团，他带领大伙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又翻过两重山，回过头去打乱了日军的第二道包围圈，他们才得以突出重围。

    “林夫人安全吗?”我问一位队里的同伴。

    “林夫人不仅安全到达，她丈夫原来是罗瑞卿部下的政治部主任，他跟随罗一同突围，这一对夫妻历尽艰险，总算在前方团圆了。”讲到这里，他沉下脸来，说：“刘群没能活下来，其实她的男人离她只隔三个山头，终于没能见着面，她的丈夫四处寻觅她的尸体，至今没有影儿。”

    在麻田的山林那双女鞋的尸体的可怕景象突然重现在我的眼前，差一点我就会脱口而出：

    “我在行军途中看到过一具女尸，她恐怕就是刘群!”

    我没出声，只怪我当时没有走近女尸跟前细细辨认，我怕重蹈参谋的覆辙，弄错了人，终于遏制了自己。

    晚间，我庆幸生了一场救出自己的怪病，被参谋同志说对了，我这场病生得巧、生得好，使我逃脱敌寇的大扫荡。本节的标题“九死一生”，应作如是解：人们在山洼里原野上遇上了“九”个死，只有我一人躲进医院保住了老命。

    睡着了我还做了许多恶梦，梦里出现的女鬼有刘群、有美丽的女报务员，还有我的声明。

 

三  做了一任审判官

 

    周保昌和王二哥早巳动身去了山东，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从八路军总部至山东，还有一半的路程，而且还要通过平汉路。组织上安排由地下交通线像接力赛似的，一站一站递送。如果说从晋西北文水县至辽县是武装行军（按：辽县在解放后已改左权县，因左权牺牲于此），那么，从太行山过平汉路到达鲁中根据地，改为化装旅行了。化装旅行远比武装行军惬意得多，用不着夜行军，常常在敌伪据点里过夜。有时候伪军头目在他公馆里设宴款待，吃的是大鱼大肉、美酒佳肴，还请吃大西瓜。伪车头目在我跟前表白他如何抗日，如何敬佩八路军，表明他是白皮红心的两面派，临行还要送一条香烟，说是给王同志路上解闷；我虽不会吸烟，又不便拒绝，便带在身边转交护送我的同志抽。我自己吸烟上了瘾，也是在这个时候。

    过平汉路时，一点用不着紧张，顺便我还观察了铁路两侧的三道防线，那规格与同浦路边的深沟高堑差不多，回想不久前过同蒲路时我那么狼狈，如今过平汉路则是大模大样，我有一种自豪和从容不迫的感觉。

    从平汉路向津蒲路进发，路过河北，然后进入鲁西的庄平、聊城一线，在西城附近穿越津蒲路，前后走了半个多月。

刚来到鲁中根据地的边缘地区，当地的干部告诉我，日本鬼子正在滨海、鲁中进行大扫荡，我们村子里都坚壁清野搞备战，你怎么还往东跑?

    我问道：“我的目的地是中央山东分局，你能告诉我这个机关在哪里吗?”他坚定地摇摇头说：“这是个军事机密，谁也不知道。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说，他们没有一定的地方，分散到四下里去了。你最好别往那边走。”

    一九四二年正是敌后根据地最艰苦，战斗最频繁的一年，也是我劫难最多，到哪儿哪儿就烽烟四起的一年。我只有听从当地干部的忠告，暂时在这个村子里等待敌军大扫荡的结束。

    说实在的，我的长征路程已有七百多公里（中间一个多月躺在病床上），从初夏动身来到这里，已是地净场光的深秋了。我对长途跋涉已感到厌倦和疲惫不堪，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给我美美地安静地休息几天，在这个村子里安顿下来正合孤意。

    我是大病初愈，嘴巴特别馋，而村里优待我的伙食，比晋西北的还差，吃的是掺了糠的煎饼，名叫“煎饼”，其实不用油，是在鏊子上烙的，吃的菜这顿是煎饼卷大葱，下一顿还是大葱夹煎饼。我还要说这是对我的“优待”，我观察庄稼人连大葱也没有，而是卷的咸菜帮子。

    在这个村子里休息了两三天，我的好运来了：刚巧山东《大众日报》社的全体人员在反扫荡中转栘到我所在的村子来了。该社适应战争需要，是什么机关对外是保密的，我怎么知道他们是《大众日报》的人呢?巧就巧在我在村头碰见了中途分手的周保昌了。他已先我半个月，也是由地下交通一站一站护送他来到山东，他被分配在大众日报任发行科长，他把我拉到村头的石碾子上坐下，跟我谈了山东十月大扫荡的形势：

    “这次敌军对沂蒙山区的大扫荡是我军从未有过的大失败，损失惨重，要不是我跟印刷厂的辎重提前两天过沂河，我的脑袋瓜怕早就报销了。山东分局宣传部长李卓如就牺牲在大包围圈里，比我提前从延安来此的青委书记钟效培同志也牺牲了，他做新郎还不到四十天（按：‘青委’即青年工作委员会的简称，钟是《轻骑队》的发起人之一，本卷《轻骑队事件》一节中谈到他）。我们报社社长陈沂还是幸运的，不过他的妻子马楠被日军俘虏去了，现在陈沂跟我们一起行动。”

    保昌也谈到这次反扫荡的战略失误，他说：

    “在十月中旬敌寇就作出准备扫荡山东滨海区的姿态，而且真的调兵遣将增加了滨海区周围据点的兵力，滨海区是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和省战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战工委’，实际上即省政府）的首脑机关的驻防地，敌人处心积虑就是要消灭中共的指挥机关。日本鬼子鬼得很，他们以前几次扫荡扑了空，日军未开火以前，首脑机关早就逃之夭夭，跨过沂河跑到鲁中沂水、蒙阴的深山老林里去了。敌人摸着了我们的规律，这一回他们派出一部兵力佯攻滨海区，而将重兵一万余人在沂蒙山北部张上网，山东军区不知其中有诈，按老经验果然率领党政军首脑机关数千人过沂河往这个网里钻，很多同志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就做了俘虏。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没认识日本鬼子的狡猾，结果上了大当!”

    这位保昌便是送我一粒蚕豆般大小的鸦片救我一命的恩人，我特别要感谢他。保昌淡淡地说：“我只是预备给你治腹泻或止痛的，没想到派了大用场。你是病后余生，我是劫后余生，我经历了太行山的大扫荡和山东十月大扫荡，更感到能够活下来，是多么珍贵、多么幸运!”

    当天保昌就把我介绍给陈沂，看来，失去妻子的悲痛并没有把他压垮，他还是热诚而且友好地接待了我。我把我要找中共山东分局的意图直率地向他提出，他说：“分局的李林同志正住在离此不远的村子里，你不是要找山东分局的负责人吗?李林是山东分局的组织部长，你去找他正对路。”

    我辞别周保昌，马上去找李林所在的村子。

    我把启封过一次的密封介绍信交给了李林部长，他见到我很高兴，说：“你来得正好，即使你到了滨海区，同样找的是组织部，你就参加我们的巡视团吧。你跟我们一起，先熟悉一下山东根据地的情况也好。”

    他看我穿的还是一套夏季的便衣，时令已届旧历九月，我冷得蜷缩萎顿，他马上通知当地县大队供给我一套军装和一件棉袄，我成了山东分局巡视团中的一员了。

    巡视团的组成，由分局组织部李林部长任团长，战工会的公安处长刘居英（又兼分局的社会部长）任副团长，巡视团是适应反扫荡趁机下基层视察工作的临时组织，前往视察的地区是渤海区和胶东区。

    这样，在刚刚休息了三天之后，我又随山东分局巡视团开始了第二轮的长征。（七个月之内总计行军一千余公里。）

    我们过了小清河，往北至惠民、阳信一带，渤海区党委和专区政府设在这里，巡视团的成员分人民武装、学校教育、工、农、青、妇、农村党的建设等七、八个门类，分头下去作调查研究。我们在渤海区先后考察了三个月，春节过年是在惠民县蔡家堡过的。这三个月内无战事，多半因日寇大举进攻鲁中地区，在它北面的渤海区总算过了一个太平年。

    开春以后，巡视团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胶东区党委的所在地——海阳县。首先听取区党委书记林浩和专员曹漫之的工作汇报，然后又按不同条条分头下去做调查研究，听取农民和民兵的反映。我在渤海区巡视的阶段，哪项工作是重点，就让我参加那—种门类，实际是打杂，说得好听等于“无任所大臣”。自来到胶东区，刘居英部长看中了我（是由于我跟他在途中相处得很好，很谈得来。他是北大学生，在一九三五年冬北平学潮中是领导骨干之一。其兄陆平，也是北大的，解放后曾任北大校长和教育部长）。他向巡视团长李林建议，让我参加他直接领导的一个项目组。在渤海区时并无专案组，为什么到了胶东新设了这个组呢?

刘居英找了我跟另一名团员宋惠到他的住处，刘对我们俩有一番交代，他说：

    “党中央来电，对审干提出‘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方针，我们检查胶东肃托一案怕是做过头了。他们已经枪毙了两批人，在这次反扫荡以前，胶东区党委又报告上来，准备再镇压五、六人。我们覆电先别执行，等分局社会部慎重复查以后再作判决。我这次来胶东，就有弄清肃托一案的任务。我挑选你们两位做我的助手，一同把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我不便直接找在押犯谈话，我想由你们先去摸情况，一个一个的分别核实供词，把材料带上来我们一同研究。……”

    胶东军区锄奸部把肃托案的卷宗全部送交刘居英部长处，我与宋惠用三天时间看了四十二人的托派供词，其中八人已执行枪决。

    其中李大维是大众日报的记者，执行死刑时还只有二十四岁；薛峨，任八路军五支队的锄奸科长；王明光系平度县民政科长兼公安局长；徐允一任胶东三军政治部宣传科长；褚秋风，青联干部，死时二十岁；不知姓名的尚有三人，其中一人姓崔，县级干部；另有一人系文化人，进入根据地时身上带了石英编译的《托洛茨基传》，因罪证确实，第一批枪决中就有他。

    我面对这一迭和着泪和血的书面供词，就好似经历一场神经上的磨难和煎熬，尤其是看了身首异处的托派分子的供词，似乎一个个化为寃魂厉鬼，向我哭诉，向我悲啼。即以首恶分子李大维的材料来看，马上就可以看出其荒诞和漏洞来。在判决书里称被告对他的罪行已直认不讳，他承认了什么呢?供词上写着曾印发传单，在墙上写过为托派宣传的标语云云。

这分明是吃刑不起或是在心理战的攻势下编造出来的口供，这个无辜的小青年根本不知“托派”为何物。他一定听说过地下共产党进行秘密活动不外是墙上写标语和散发传单，于是从他的知识库里挖掘出诸如此类牛头不对马嘴的口供来，而我军的锄奸官员的知识水平跟被告也差不多，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托派既不写标语，也不散传单，所以他们便信以为真了。我还注意到，山东军区报上来准备执行死刑的五人的卷宗，他们的供词上开头都称托派或托派分子，遵照上级统一的叫法，要称“托匪”（这个称号来自延安的康生，康生又是从斯大林那里引进的）。我在被告的供词上多次看到自称“我是托匪”，办案的就认为“被告直认不讳”。谁会愿意承认自己是托匪呢?（“托匪”与土匪谐音）这又是挥舞棍棒所达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结果。

    其它在押的三十四名托匪分子，供词中有许多疑点，问题的性质也跟上述李大维相同，我的记忆不可能一一详述了。共同的特征是完全没有人证物证，全凭逼供株连无辜（读过一本《托洛茨基传》，这能成为犯罪的证据吗?）受害人全都是愿意献身于革命的热血爱国青年，而且全都是知识分子，其中一半以上是平津流亡同学，回乡发动农民建立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开拓者。

    当敌寇今年在晋东南，接着在鲁中进行空前的大扫荡，用惨无人道的战争屠杀我们许多优秀干部和民兵，而我们在后方却用无产阶级的政权杀害自己的革命干部，干的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丧心病狂的罪行。联想起延安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想起囚禁了王实味、屠廷容等人，如今我面对一大堆被害人的罪状，我的心不由得在流血、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栗!

    接着，我跟宋惠分别找在押犯作个别谈话。三十余人关的地方很分散，因机关和部队是流动的，根据地又经常反扫荡，关押犯人并无牢监的建筑物，不得不占用民房：大都是地主庄院的仓屋或后院，差一点的则关在加固了门窗的牲畜棚里；一间囚房关六至七人或十余人不等，屋前屋后八路军设有岗哨。耐人寻味的是：锄奸部的简易监狱，无一个监犯是汉奸或敌探，全部是同一罪名：托匪分子。

    我找在押犯个别谈话，先找军区锄奸部已内定执行死刑的谈话，地点就在关押犯人的地方庄院的一间厢屋里，站在我面前的是剃光了头即将命赴阴曹的托匪。气氛是庄严肃穆的，我尽量装作像个审判官的样子，刘部长关照过：问案的时候不要暴露自己的身分。我竭力做到面无表情地问道：“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他回说：“我是托匪。”我接着问：“你参加过托匪组织吗?”对方回答：“我没有参加过什么组织，我只参加过‘青抗’（同年抗敌救国会的简称，是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救国团体）。”我诧异地问：“那么，你这个托匪是怎么来的呢?”他说：“是我的同班同学吕某说那就是托匪组织，我们一同反对斯大林，也反对党中央。他说有这回事，我想大概有这么回事。”（按：吕某是三十四人之一，他口供里株连他的同学了。）我又问：“那么，在参加青抗的时侯，吕某就跟你一同反对斯大林吗? ”他回答：“是抓进来以后才知道的。”我问：“是吕某跟你讲的吗?”被告迟疑了一回儿说：“不，是你们问案的同志告诉我的。”

    把抗日救国团体，说成托派组织，这案情似乎太荒唐了，被告得知吕某招供的内容，是由办案人员串供告知他的，则更显得荒唐了。我严肃地对他说：“你对我要讲实话，没有的就说没有，否则对你不利。”

    被告哭丧着脸说：“我不承认不行哪!每次问案的都说，你一承认了就可以放你了，我整整关了快两年了，至今我还在这里活受罪。我不知道还要我承认什么?我讲的可全是实话呀!”

    他还在梦想着放出去，他还不知道死神临头了，我再也抑制不住面无表情的冷静，我向他说明：“我是上级派来处理你们这个案件的，你对我尽管说实话，没有关系，我会把你的真实情况向上反映的。”

    我的话没讲完，被告就伏地大哭，一肚子的委屈像决了堤的潮水化作泪水奔泻出来，他拽着我的裤子求我：“你好同志救救我吧，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托派是方的还是扁的我压根儿没听说过。……　他们用刑逼我，用种种骇人听闻的话恐吓我，我不说行吗?”

    下午，我就提审吕某，此人是黄县文教科长，北平学运中他是辅仁大学的民先队中队长。我查实吕某被迫招供在先，上午提审的大学生招供在后，两个人口供的内容如出一辙。

我介绍自己是上级派来复查的，他开头不相信，我又进一步向他摊牌，说：你跟你同案所陈述的托匪，还有不少疑问。这句话鼓舞了他求生的希望，唤醒了他的人性的尊严，他没有哭泣，而是面有愧色地承认自己的软弱，被迫无奈只得乱说一通。我放下架子请他坐下，并且给他一支烟抽，他才说出锄奸部的判官是用封建时代酷吏的种种刑罚对付犯人，如针扎手指、假枪毙等很野蛮的做法（即将把人五花大绑拉至坟山，作执行枪毙状，逼他招认，看来，革命派在学习历史传统中残害良民的种种刑罚，倒是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了。）

    在问案中，罗竹风夫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罗是北大学生，任平度县长，托派案中有两名女犯，一名便是罗竹风的妻子，名张秀珩，北大女子文学院的学生，也是民先队员。她与罗竹风于一九四一年二月被逮捕，男的吃刑不住，承认是托匪，妻子怀孕在身，她的口供却是一片空白。锄奸部获悉她怀了孩子，总算没对她用刑，单用心理战术，就是借丈夫的供词来压她，吓唬她，她一百个不信（四十二人中，只有七人拒绝招供）。我与她对话时，她没有心理负担，也用不着我介绍来历，她便大胆地骂锄奸部瞎了眼了，甚至批评“锄奸部”的名称就不通之至。她说：抓了嫌疑犯就得“锄”掉，“除”掉（按：胶东地区往往讹写成“除奸部”故有此说）。这就在审案时必然先入为主，势必陷害好人，她怒气冲天地说：“我跟竹风参加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运动，你看，我们是该‘锄’该杀的土匪吗?”她还给我讲了她在行军途中生下一个女孩的情景：

    “部队转移，被关押的人犯也要转移，出发前给我们四十多人的头颈上套上披头盖脸的头套，就像美国三K党作案时的模样。我怀着个大肚子，要求丈夫跟我同行，好搀扶我过沟爬坡，上级不准许，说是给你们戴上头盔，就是怕你们搞串供，相互说反动话。他们指派另一个女犯一路上照顾我，而她的男人也关在里头，双方都成了蒙面大盗的样子，走一路夫妻不得照面。锄奸部动脑筋就是这般‘恶阴’!（胶东土语，有阴狠、促狭、恶作剧之意。）我们是在晚间行军，路上行人稀少，要不，给村子里的大人小孩看到了这么一帮装神弄鬼的队伍，真会把人吓煞!那时候，我倒巴望真能遇上日本兵，我宁愿死在日本鬼子手里，也比不明不白死在锄奸部的手里更光采。

    “去年九月里的夜晚（一九四二年），大概敌情紧张吧，天下着雨也要夜行军，我的脚是肿的，又拖着身孕，一脚高一脚低地跟着队伍走，头上还套着吓人的鬼脸壳。走着走着我掉队了，肚子疼得没法走了，照顾我的女伴去报告押解我们的长官。这个长官大概是个不懂人事的大老粗，他恨恨地说：‘真是个臭娘们，早不生晚不生，偏偏挑在这个时候生娃子!那么，你就陪着她到附近村子随便哪家老百姓家把娃子生下来，生下之后把孩子送给房东，马上撵上我们的队伍。我另派两个看守兵跟你—同去照看，别让她跑罗!’女伴为难地说：‘她是产妇，刚生下孩子叫她如何赶得上队伍?’那个长官说：‘我们在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路上也有娘儿们生娃子的，都是这么办的嘛，托匪还能比女红军更优待吗?’女伴好说歹说，说得长官最后同意动员村子里的毛驴驮着产妇赶上队伍，我那初生的女儿没人敢要，就由赶驴的老乡放在背篓里背着上路。我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这样冷酷劫难的日子里来到这个世界!这个早产的孩子总算活下来了，现年不到周岁，而我和我的孩子还是共产党牢狱中的囚徒，孩子的爸爸至今不能见她一面!……”

    我跟宋惠每天把提审的情况向刘居英汇报，在汇报中发现一个问题，头两天宋惠提审的人疑点和漏洞不少，但案犯大多招认自己是托匪，不肯推翻前供；而我问案的对象最后皆否定前供，而且痛哭流涕地大喊冤枉。刘部长发现了宋惠与王若望之间的差距，只因我公开向案犯摊牌，暴露自己是上级机关派来的，刘居英同志不但没有批评我违反了他谆谆嘱咐的戒律，反而肯定了：“可以向在押人表态，我们是代表山东分局的，用不着躲躲闪闪，因为我们的复查是根据确实可靠的事实，而不是审问者的。”两天后宋惠在提审在押犯时，果然这样做了，结果没一人是真正的托派。

    刘部长还亲自擦了最先落入陷阱的两名受害人并且和罗竹风夫妇分别谈了话，非常蹊跷的是：罗竹风与刘部长原是北大同学，并且是一同参加北平学生运动一条战线上的战友。今天却是在公安部长与死刑犯之间戏剧性的场面下相遇了。

    第五天我们汇报提审犯人的案情，末了，刘居英感情相当激动，毅然决然地做了结论：

（注七）

    “湖西事件”指山东微山湖西之几个县的中共湖西区党委，在肃托中大杀共产党员之惨案。时在一九四O年原中共区党委副书记王鸣发向敌方“投诚”，当地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又将这个叛徒俘获。他在刑讯中乱咬一通，说区党委书记王升是托派首领，已有二三百人党羽，该区党委锄奸部即将其所供之人抓起来，使用了最残酷的肉刑，如三上吊，烙铁逼供，甚至用了电刑，后来即依据酷刑所得口供，分几批将在押犯全部枪杀于坟山，整个区党委并株连金乡、鱼台等县委的领导骨干，大部被杀，敌方参谋部的灭共剿共战役，想做都做不到的，我们的锄奸部却做到了、据张正隆著《血红雪白》中，曾讲到“湖西肃托事件”：“据陈世勋老人说：一九三七年微山湖西‘肃托’杀了三百多人。（时间有误——作者注）哪来那么多的托派呀!用电话线把大拇指和大脚指捆在摇电话机上电刑，受不了就招供，招着谁就谁，大多是参军不久的男女学生，平时敢说话爱发牢骚的、为了节省子弹，就用刺刀扎，女的朝阴道里扎。‘内部清理’后，‘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一些人被特派员找去谈话就没影了。”（引自一八五页，原书《血红雪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一九九Ｏ年出版，上市不久即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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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罢，他要宋惠和我合作赶写一份致山东分局的书面报告，我跟宋开了一个夜车，马上把报告的草稿写妥，刘部长只是稍加修改，便电告山东分局。等山东分局来了覆电，胶东区党委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讨论四十二人肃托案，李林、刘居英代表山东分局，会议由区党委书记林浩主持，军区司令许世友，专员曹漫之，锄奸部长，还有区党委副书记林一山等都参加。林浩肯定了被抓被杀的四十二人都是好同志，应该给予平反昭雪，被拘留的全部释放，并恢复他们的名誉，林浩把犯这个重大错误的责任归罪于自己抓人不仔细，听了风就是雨，不应追究锄奸部的责任……锄奸部长还想申辩几句，听说山东分局来了电报，又不追究锄奸部的责任，也就作了沉痛的检讨。他有两句话讲得很中肯，至今不忘，他说：“我们锄奸部不抓坏人抓好人，可以说不务正业。”

    平反昭雪的工作，除了立即释放被关押的同志，还以山东军区的名义办了六、七桌酒席，邀请刚刚获得自由的政治犯和死难者家属赴宴，李林、刘居英、我和宋惠坐了首席，区党委书记和几位部长都出席了。只有锄奸部长没有到，大概是由于深感羞愧，没脸面会见在座的受其虐待的同志。

    酒席上的人坐定，由林浩代表军区、区党委向受了寃枉的好同志敬酒，表示亲切的慰问赔礼道歉。当场就有好几个政治犯激动得哭出声来，其中有一位对于如此大转折不能适应，再加上关押了一年多体质已衰弱不堪，他举起第一杯酒时就晕倒了。

    罗竹风的妻子把她呀呀学语的女孩子抱来赴宴，当她把孩子抱给近在眼前远在天边一直没见过面的父亲，竹风几乎是狂热地用拉撒胡子猛亲孩子的脸，惹得孩子哇哇地哭，夫妻二人在此重逢皆泣不成声。刘居英觉着聚餐的气氛应该是无比欢乐的，他出来企图调剂一下过份感伤的空气，他对全体宾客说：“我们一齐来祝贺罗竹风夫妇养育了一个革命后代!他们的收获最大。”于是宴会厅的气氛稍有好转。

    林一山询问张秀珩：“生孩子在什么地方生的，我给她起个名字吧。”张秀琳说：“我也不知道在啥地方，只知道是在一片荒凉的大山下边的一个小村子里，外面还下着雨。”

    林一山面有得意之色，大声地说：“这宝宝就叫大山，那是—个值得纪念的地方。”

    刘部长插话说：“在今天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林一山同志给她起了个有纪念意义的名字，而且大山跟一山又是一脉相承的，一个有树林，一个还是光郎头，一山更加爱护大山是没有问题的。”这时大山的妈妈果然把孩子抱给了林一山。引得全场一片欢笑。

    刘接着就给释放出来的政治犯敬酒，而每个政治犯都集中到刘居英的桌上回敬他，并异口同声地赞美刘部长：“是刘部长亲自前来救了我们!”

    “我终身不会忘记你为我们主持正义!”

    死难者的家属也来给刘部长敬酒，说：“刘青天你要是早来俺们胶东两个月，我们那个死鬼今日也能跟首长一同饮酒了。”说罢，唏嘘不止。

    三十多人的舆论一致推崇刘部长，简直把他唤作当代的包青天，这个场面顿使刘居英尴尬。因为在共产党的时代风习里，一切好事部得归功于党的领导，绝不能归功于个人，个人突出是犯忌的。刘部长在这一片推崇声中，只能连连声明：“请别这么说，这是区党委发现得早。”

 

四  “山东王实味”之由来

 

    在我所作的文革纪实小说《饥饿三部曲》里，有两个警句为世人所认同，这两句话即是：“国民党问案要的是真口供，共产党间案要的是假口供。”

    这两句话并不自十年文革开始酝酿，在上一节“我做了一任审判官”中已窥其端倪了。

    巡视团在胶东视察了两个月，我们就束装南下，经潍坊一带越过胶济路，就回到沂河以东的滨海区根据地，已是一九四三年的春节了。

    山东分局把我分派至城市工作部工作，部长系王见欣同志。开头了解了敌占城市济南、青岛、烟台等城市已开始建立一些地下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我也曾想应该给延安的李明写一封信，向她报告近况，使她放心。不过在战争环境下，不能通邮，通过党的交通渠道，信是可以送达的，但党组织并无为个人传递信件的任务，因此几年之内我跟妻子互不通音信，天各一方，只有望断秋水了。

    在这期间，行军途中有一面之缘的陈沂，通过我的老朋友周保昌向我约稿，能否为《大众日报》写些文章。在我的创作冲动里，觉着将胶东肃托案如实报导出来，肯定会引起震动，也好教各条战线从中吸取血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但这个题材是不能发表的，在胶东的时候用大办筵席的方式以求得内部解决，就是怕向外张扬，更不用说公开发表了。而毛泽东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着重阐明的论点就是报喜不报忧，只许说好，不可暴露革命队伍的黑暗。有这两重制约的压力，我只好压下这一题材，而去歌颂革命领袖，这一选择万无一失，而且很易博得领导人的青睐。于是我就给《大众日报》写了《毛泽东故事》连载，其中的事实材料大多是在延安小砭沟窑洞里，听胡乔木闲聊所提供的，当时胡已被毛看中兼任他的政治秘书。《毛泽东故事》在报纸连载后，各个根据地都翻印出书了。（那时候不付稿费，也无所谓作家的著作权益，各地广泛印行不认为是侵权，作者本人反而引以为荣咧，这或许是“共”知识分子的“产”的共产主义成分吧。）

    这一年五月，党中央指示各个根据地开始整风运动。去年延安发起整风运动，我在枣园后沟的“防空洞”受秘密训练，侥幸逃过了那一劫，想不到来到山东，还是没躲开这阵狂浪。

    开头由分局宣传部长舒同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并指定学习毛的整风文件，学习了一个时期，舒同又宣布召开大规模的民主座谈会，要求大家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党保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舒同又兼分局的整风领导小组的组长，他是民主座谈会的主持人，参加座谈会有分局各部委的部长和科室干部，人数约有七十多人。

    我在这个会上作了两个半天的发言，事先我作了充分的准备，我写的提纲还与一同参加巡视团的同志讨论过（参加巡视团的原来就是抽调各部委的精英人物）。我的发言集中批评分局书记黎玉同志写的党内流传的一本小册子，我根据近半年来周游列国考察所得的实际材料，批评他的论点是保守的、偏狭的，一方面他又把工作成绩讲得天花乱坠，莺歌燕舞。唯有关于锄奸工作，我的发言认为山东分局抓住纠偏是及时的。关于胶东肃托一案的处理我没有谈，因为刘居英特别关照，这件寃案不得外传，属于党的机密。

    整风领导小组为着鼓励大家大胆提意见，还办了一个《民主墙报》，我并没参加编辑工作。我从延安创办《轻骑队》的经验里，发现《民主墙报》大可以利用，改造成为《轻骑队》风格的大型墙报。首先我积极为它写文章，每期皆有我的杂文和评论文学，有的文字还配上漫画，做到图文并茂，原《民主墙报》三日出一小张，我在下边发动更多的同志为它写稿，未到三日作者就将本人的原稿住墙上贴，把个原有墙报面积扩大了好几倍。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个群众性办墙报的方法使墙上贴得琳琅满目，丰富多采，聚在墙报下的看客类似延安小砭沟里那么拥挤、热闹。

    我的发言是直言不讳的敢于指名道姓批评最高当局，我在会上提出一个命题：下面同志的唯唯诺诺助长了上层领导的独断专行加架子十足（后来我修正了这一论点，上述的提法倒因为果了，正确的提法应该是：上层领导的专制独裁和架子十足助长了下面同志的唯唯诺诺的奴性）。

    科室干部认为我参加了延安整风刚到山东，肯定领会党中央的精神和行情；我的批评都有事实根据，讲出了他们同样感觉到的症结所在，颇有说服力和鼓动性。加之前不久在《大众日报》上连载若望作的《毛泽东故事》，大家误以为我是毛泽东身边的人，这就使我的发言和刊出的墙报具有不同凡响的分量，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在我发言以后，继续发言的往往引用王某怎么说的，“我是受了王某的启发……”等语句。

    十天以后，风头开始变了，有人悄悄地告诉我：整风领导小组讨论你的发言是违反整风文件的。一定要把王若望散布的坏影响扭转过来。

    隔一天，另一位姓褚的背地里给我一个信息，他说：“整风文件的学习将转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阶段，下一步就是拎出王若望来，他们为筹划批斗你的会议而忙碌，正在物色反戈一击者到会上向你开火。我就是他们选中的一员，不过我不会出卖朋友，你尽管放心！”

    我非常感谢他，他对真理的忠贞不渝使我十分感动。有了他的及早预报，我不至于临阵慌乱，充分作好临危不惧的思想准备。

    斗争会的言词激烈，攻势猛烈是可想而知的，从开了三个小时的气氛紧张的会议中，我摸着两个新动向：一个是，会上好几个人发言拿我与延安的王实味相提并论，甚至喊出了“打倒山东的王实味!”的口号。另一点是有人指责王若望是延安《轻骑队》的发起人，并且说：延安整风中已经揪出了王若望的尾巴，他为人狡猾，给他溜走了，溜到这里还是贩卖他的轻骑队的反动货色。党中央把《轻骑队》查禁了，因为它是公开反党的墙报，就像我们这里的民主墙报同样是反党性质的墙报一样。

    这两条意见非同小可，对我的震动很大，这里面提醒我：这次揪我出来首先开刀，是得到延安党中央的指示，并通报了王某在延安的“罪行”吧。我感到这是将对我严惩的不祥预兆。

    配合着开我的批斗会，会场人口处还布置了连篇累赎攻击王某的《民主墙报》，同时挂出了粘贴在旧报纸上刊于《民主墙报》上我的系列作品，包括我所作的漫画在内。上海有一位陈沂，在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九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一篇大批判文章攻击王若望，其中有一段讲到他奉命前往观看有关王若望的小字报的情景：

    “忽然一天，有人通知我到战工会去看王若望的小字报，这对当时的我确实是一件新闻。王若望的小字报，张贴在一间老乡的房子里，除门窗外，几乎到处都贴满了，有大张，也有小张，字迹有钢笔写的蝇头小楷，也有毛笔草书，有的在炕下就可以看到，有的要上炕去才能看见。这本身就是耸人听闻的事件，而这又是在山东分局、战工会、山东军区整风期间出现的。据王若望说：他这是帮助山东党整风，特别是帮助当时战工会的主要负责人黎玉同志整风。”（参看附录二：陈沂：《共产党员要按党章办事》。小标题为《从王若望被开除党籍谈起》)此文正好为本节所述提供了历史回忆的旁证材料，如他所回忆的看小字报还是符合事实的，他在这里不提《民主墙报》，代之以“小字报”，一是讳言“民主”这个发烫的词汇；二是把“小字报”的发明权送给我，为了坐实王某老早就是文革的造反派了。这位解放军前文化部长和上海宣传部长整人有术，可谓用心良苦矣!

   从陈沂的这段回忆里，说明整风领导小组为了树立反面典型，还发动了山东军区、战工会和大众日报等等的机关人员都来观看王若望在民主墙报上的文章，可见其影响深远，确实耸人听闻，于是，“山东王实味”的外号扬名于山东焉。

    那位姓褚的胶东人，没有在会上向王某开炮，连两次批斗会他部不参加，他瞅空找我发泄他的愤懑：“前线日本鬼子在杀人放火，后方却在这儿打击自己的忠实同志，这一点我看不惯，要我在会上听那些昧着良心充当打手的批判，我怕压不住站出来与他争辩的脾气，所以我还是不参加的好。”他压低嗓子十分沉痛地说：“我有个哥哥在抗战前就参加革命了，一年前胶东锄奸部抓走了他，既不审案也不放他，还不准家属出面为他打官司。我对党的心已经冷了半截，为了在小组学习会上替你说了几句话，我又拒绝反戈一击，我成了学习小组检查的重点，上头正要进一步追查反革命小集团活动，所以学习会上人心惶惶，人人都想撇清自己，我决定跑回我的胶东老家，不想再与虎谋皮了。”

我好言劝说他，不能开小差，这会影响你的前程的，有没有小集团，让他们调查好了，没有就是没有，用不着害怕。会议还是应该参加，只要不随波逐流就行了。最后，我特别关照他：今后，我们还是少来往，说不定有人看着了会打小报告，反而坐实了小集团的罪名。

    他终于接受了我的忠告，没有开小差，而是照常参加整风学习会了。

    入夜久不成眠，由于首当其冲身受强大的无情的政治压力，神经处于极度苦闷和混乱之中，唯有褚同志给予我一些安慰和温暖，证实了自我感觉更好的“吾道不孤”。可是褚同志也要付出遭党歧视或唾弃的代价。我猛然想起，白天他讲他哥哥在胶东遇难的情形，他所说的哥哥的遭遇是不是与胶冻肃托案有联系呢?当我起床重新翻看巡视团的旧笔记本，发现四十二个肃托案中果然有一人姓褚，不幸的是，这位褚秋风正是被镇压的八人之一。我非常遗感地想，此人虽蒙昭雪，但已魂归西天了。估计他的弟弟至今还不知道褚秋风已遭枪决，明天倒要设法找褚同志问个明白。我是瞪着眼等待天明的。

    第二天没机会与褚同志个别谈话，第三天寻着一个短暂的机会与他见了面，我低低地问：“你讲到你哥哥的事，先问你一下，你哥哥叫啥名字?”他说出的名字正是挨枪决的那个褚秋风，本来我思想中基本上作了肯定，当得到他的证实，我的神经仍然大为震撼。我的困惑还在于我该不该把他哥哥的噩耗告诉他，我的性格是心直口快，话到嘴边留不住，当我说出了他哥哥已不在人间，并说此案是我亲自参与平反昭雪的时候，他两眼发直，像喷出血来哇的哭了一声，就发狂地喊出：

    “人都死了，昭雪有屁用!……秋哥呀，你死得好苦呀!一定是家里人瞒住我，不让我知道秋哥早在两个月前被镇压，我参加革命还是我哥领上路的啊!”我立刻劝止他别哭出声来!

    几天以后，整风领导小组舒同找我谈话，通知我当天下午三点到三界首去见罗荣桓政委，他要求我在罗政委跟前好好检查错误思想。出发以前，王力同志告诉我：罗政委找你谈话，你必须虚心，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大概有个好下场了。（按：王力在文革初期曾红极一时，一九六八年后被江青打下去，坐了十年秦城监狱。）褚同志也得知了这个消息，特地来到我的住处，他的估计是凶多吉少。他愿陪同我前往，如果很晚不出来，或是被枪兵押了出去，他宁愿豁上一条命，学习《水浒传》里的好汉劫法场或是劫狱，一定把我救出来。他说出了支持他这么做的理由：“自从得知秋哥被害，我对个人的生死也看淡了。我哥哥是老革命，却死在共产党的枪下，他死得太寃。我为营救你而死总要比他的死更光采更有价值吧!”

    他这个想法太天真，虽然很义气，肯定受了《水浒传》的影响。我坚决阻止了他，我说：这样做，不值得，而且未免太冒失。你的赤胆忠心我是感激的，不过，不能感情用事，你的做法有时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其实我对形势的估计是倾向他的，甚至认为通知我去三界首，可能是诱我进牢笼的骗局，三界首不但是罗政委的驻地，政治部的组织部锄奸部也设在那里。   

    出发时并没有派兵押送我，我的心情却带有英雄赴义、自投罗网的复杂而又悲壮的气概。

    一一五师的司令部门口有两名警卫，我走上前去说明来意，不听话的两只脚会发软，当传令兵把我领到罗政委跟前，他还歪着身子躺在竹榻上。我听说他近来得了一种古怪的病，药石无效，他勉强坐起来，从眼镜架里看了我几眼，便伸出手来叫我坐下。这时我的绷得太紧的心方始松弛下来。

    “听说你在民主座谈会上作了发言……”他的谈话是这么开始的，没讲几句，我就抢著作自我批评，说自己领会毛主席整风文件的精神不够啦，脱离实际啦，听了毛主席所说的“下车伊始，就夸夸其谈”的毛病啦等等。当时主要考虑的已不是“言者无罪”的人权问题，而是自动调整为本人的生存权问题了。他严正地指出：“你的发言不是批评分局某项工作的错误，你是把矛头针对中央分局的领导，这样你就把‘民主座谈会’引向攻击山东整个党的领导，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今天我叫你来，就是要你正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好好回去学习整风文件，好好改造你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罗政委把我的错误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既没戴“王实味思想”的帽子，也没划到资产阶级路线上去，我就放心了，证明王力的预测是正确的。“狂热性”的帽子确实符合王某的实际，满坑满谷写了那么多小字报，还得加上两个半天的长篇演说，夙夜匪懈，不狂热如何做得到？那个时代是我的生命力最旺盛、发表欲最热烈、向往民主前程的积极性最高的年月!

    当我从三界首往回走，走出没一段路，忽见褚同志跟踪赶上我，高高兴兴地说：“我一直守在这条必经之路等待你的踪影，看看天快黑下来，你还没走出来，我替你着急，及至你走出来了，没军人押着，我才踏实了。”我把罗政委的谈话要点讲给他听，他很高兴地说：

“有罗政委这样的人在位，共产党还有点儿希望。”我讥讽地说：“你大概做不成劫法场的李达了!”两个人在夏日黄昏的田野中有说有笑地赶回分局的驻地。

民主座谈会一结束，我被调往分局党校学习，一场骇人的整人风波才告平息，进党校即意味着保住了党籍，连党纪处分也免了。

    直至罗荣桓去苏联治病以后，王力同志才把他凭什么作出乐观预言的底牌告诉我（王力原在《大众日报》任职，临时被调至整风领导小组任秘书，所以他知道一些内情）：巡视团尚在胶东的时节，延安城工部即发来一份关于王若望情况的电报，内称：

    在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有人告发王若望有国民党特务嫌疑，此人在中央青委参与了反党墙报《轻骑队》的编委，不宜参与党的机要和秘密工作。

    “你在此地民主座谈会上的发言，胆敢批评分局书记，言词激烈，还冲撞了好几个部长。整风领导小组讨论你的问题，就把你犯错的性质升了级，肯定你是钻进党内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国民党特务，有目共睹的行动，更加证明党中央来电的正确性。

    “会上决定由舒同起草一份报告给山东军区，这个报告是我起草的，额外还添加了你的某些形迹可疑的罪行，比如说，从小报告的来源，说你有投敌的企图，因城工部订有好几种济南、天津的日伪报纸，你对这一类敌区报纸有浓厚兴趣；还有一个事实材料说你准备逃跑开小差，因为有一次会议中间休息，大家聚在天井里，发现围墙上长着一株草，有人提议谁能跃起将那棵草拔下来就是好汉，你是挨批的对象，但是你跟大伙儿一样，跳起来去拔那棵车，打小报告的同志头脑太发达，说你是为了训练越过墙垣的本领，准备外逃。这些罪证写上去真能笑掉牙，毕竟无中生有，编造也编不像。当时我想把这份报告写得软弱无力，测验一下，我们的首长是否具有正常人的嗅觉，结果首长并未删去这一类细节。他们搜集你的反动言行，几乎是罗掘俱穷，多多益善，这个报告指出你是山东的王实味，因延安的王实味被关入大牢，便援例提出将王若望移交军区锄奸部处理，这就顺理成章了。”

    王力说：“下笔的时候，我的手在发抖，我真为你揑把汗。但我是秘书呀，我能抗命不写吗?我晓得你到锄奸部去八成是死罪，因敌后没有固定的牢监，不像延安那么安定，干脆只有死刑一项，判有期徒刑是没法执行的。要么就只有放人，分局书记和委员一致同意把你往锄奸部送，我以为你的死刑已成定局了。……”

    不过自胶东肃托案平反以后，中央来电，凡判死罪的，必须经当地军区政委亲自复查才算终审判决。这份报告还须送呈罗荣桓审阅，方能执行（罗系一一五师政委，又兼山东分局第一书记）。他在病中看了这份报告，不以为然，就把舒同、李林、朱则民、刘居英等召集到病榻前，作了以下的指示：

    “我看哪，王若望的问题只是个思想问题，说他是国民党特务，不像嘛。他既然坐过国民党的牢狱，放出来已是国共合作的形势，他会甘心充当蒋介石的特务吗?道理上说不过去呀!”

    “中央来电，只是说有人揭发他有国民党特务嫌疑，没有做结论嘛，中央只是要求我们掌握使用，没有说可采取镇压手段。人头落地的事一定要慎而又慎，去年胶东枉杀了八个好同志，是刘居英同志亲自下去弄清白，可惜脑袋壳再也装不上去了。这就是教训嘛。”

“我们当初在江西苏区，也搞了肃清改组派、AB团的肃反，及至退出苏区，才知道我们杀错了人，那个后果—直影响了红军的壮大，我们不可再轻易镇压自己的同志了。至于提出打着红旗反红旗，我一开头就怀疑它的正确性，如果照着这句口号行事，那么谁都可以受到怀疑，等于日本军队再来一次玉石俱焚的大扫荡!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罗政委的这番话说得分局的几个部长口服心服，同意扭转对王若望的看法。王力这时也心花怒放，庆幸王若望从死亡线上得救了，幸而碰上一个好政委。当罗政委提出，愿意与王若望谈一次话，王力迫不及待地就想把这个好消息通知给王若望，但他受到保密条例的约束，他怕我得知这个好消息，我会得意忘形，沉不住气，使整风小组起了疑心，所以他不能冒失地告诉我，只是在舒同部长亲自通知我去三界首与罗政委谈话，王力又怕王若望在罗政委面前倨傲无礼，坏了大事，他才冒险地给我一点暗示，并提出一个极宝贵的忠告。

    据王力的看法：罗政委召见你，必须声色俱厉把你骂一顿，这是为了平息黎玉和部长们对你的愤懑；使他们得做过火之处好有个转弯的台阶，这是做领导人的一种艺术。

    不妨对照读陈沂对王若望的那篇大批判文章（参看附录二）讲到罗荣桓如何批判王若望一节，他根本不提罗纠正了整风领导小组的错误做法，只是强调了罗荣桓如何批判王若望。

  （陈沂胡说罗是在直属机关大会上作报告批判王若望的，当时罗卧病床笫，没法出席会议， 两个月后，罗的训词摘要发表在党内刊物上，陈沂才得知其一鳞半爪。）

本人只要指出这一点，便可看出这个知名于世的“左王”如何掩饰历史真相，他的这篇文章未能达到诬蔑王若望之目的，反而大大损坏了罗荣桓的形象（其中如说王若望在分局宣专部和战工会工作过，也非事实，此处就不一一辩证了。）

最后还须补充一点，罗荣桓主持正义，大喝一声刀下留人，不仅施恩于王若望一个人而已，他还能由此及彼，举一反三，随后他还给党中央毛泽东电告了一份建议书，大意谓：敌后根据地战斗频繁，以为干部队伍中到处都有托派或敌特分子，因而在整风中揪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可疑分子，这么做对开展敌后根据地的工作极为不利。毛看了罗的报告，同意将此报告转发各个根据地的党、政、军事领导机关。正是这份党中央转发的仅供参考的文件，才避免了各地抓出第三，第四……个王实味来!

 

五  神医

 

    进党校学习了两个月，毕业的同学是按哪儿来回到那里去的原则各有去处，而我却没有单位可去，就像不被社会承认的私生子那样，党校人事科长摊开双手表示无能为力地宣布：

  　“只因你的名气太响了，人家都不敢要，组织上只有考虑派你到一个农村去做群众工作。”

    我只有苦笑，我感谢人事科长跟我说了真话，那个民主墙报展览会已经起了作用，使“山东五实味”吓退了所有的机关单位，他们把我看成灾星和天罡星。在延安内定的城工部副部长当然做不成，我是千里迢迢两条腿走到山东，走马未上任，刚到山东就摔下马来了，如今是连个啖饭之地都没有了，唯一的出路是插队落户下农村。那时“插队落户”这个新名词还没有，王若望是得风气之先，大概成了党史上头一个插队落户的先驱者吧!（按：毛倡导的“插队落户、上山下乡”的做法于十年文革中兴起，当时动员知识青年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达四五百万人之多。）

    我上山下乡的地方在莒南县小坊前村。我是双手空空，一无所有，连“党票”也没带。人事科长为难地说：你的党籍没有转来，你到分局组织部去。我是被分局组织部撵出城工部的（那时我还没听说王力透露的内情），既然组织部不肯把党的关系转来，我又何必去分局自讨没趣呢?何况从党校到分局组织部，要走十多里路，这时我的心情是心灰意懒，甚至懒得为党的关系去奔走。我下乡时是以一名党外人土的身分插队落户的。除此以外，我连粮票柴票也没带，身上带了少许的钞票还是从延安出发时带的，到了山东省不通用，因此可以说，我到了乡下是个一无所有的赤贫户。好在我穿着一身八路军制服，村干部和农民把我看作是八路军自家人，村长派饭也不收我的粮票。

    这样，我就在小坊前村成了个外来户的青年农民，很快我就安下心来。那时我不得不作退一步想，削职为民自有自我感觉良好的理由：避开了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战场，不必要看领导者的眼色调整自己的言行举止，精神上松快而又解脱。古来士人不达则隐，正如王维的诗中听说：“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是也，这里的“空知”似可解释为两手空空，为官落实到头来一场空之谓也。下乡来还有一个心安理得之处，除了县委头头知道我的底牌，乡村干部不知道我是大名鼎鼎的“山东王实味”，我跟八路军一般干部是平等的，这就使我远离开那个“名气太响”令人难堪的世界，容易忘却那场恶梦般的荒诞剧，便于重新开始我的新生活。

    小坊前是一个山区村庄，有一百多户人家，村中又都是姓王的，与大坊前村为邻。县文教干部孔祥林得知我系《毛泽东故事》的作者，他分派我做本村的小学教员，晚上则教姑娘们识字，即教妇女识字班。

    农村里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只凭着学校里订一份《大众日报》获得外界的消息。我从报纸上看到：延安正在开展生产自救的大生产运动，连朱德都参加纺毛线的劳动，敌后根据地军民也一样搞大生产，并且号召农民组织互助组从事耕作。我从这里得到启发，就在小坊前首先建立了莒南县第一个生产互助组，推举我的房东老大爷的兄弟王思义担任组长。我在教学之际，还参加互助组的田间劳动，空闲时光我仿效父亲当年在罗家塘小学跟农民讲故事的传统，我也跟互助组成员讲故事。我不讲政治，而挑选《水浒传》里的武十回讲，因武松是山东人最喜爱的本乡本土的英推好汉，王思义互助组的日渐扩大，得力于我讲“武老二”的吸引力不小。

    我在《大众日报》对王思义互助组作了连续的报导，报上注销有关小坊前互助组的记载，就请小学里王民之老师到田头读给农民听，读给妇女识字班上的姑娘们听。他读的时候少不了要介绍是谁写出去的，这样，王民之既宣传了王思义，也宣传了插队落户的王若望，农民在背地后议论老王一定是个通天的大干部。

    精细的村干部和小学校长还看出了王某来历的大破绽：因为所有八路军下来的干部，大至首长，小至马夫炊事员，生活用品衣着鞋袜，粮票柴票都由公家供给，唯有王老师啥也没有，来乡下半年多，天已冷下来，也没见上级发给他棉衣、鞋袜。连县文教科的孔祥林同志为此都感到纳闷，前来问我：要不要派人到战工会去领取过冬的供给制物品，他要我写张便条给战工会就行了。他们对我的关怀却使我痛苦和羞愧，其实我并非是“通天的大干部”，  他们不知道我是没有单位的散兵游勇，就像解放后没有户口的黑籍人一样。正如一个美国记者说得好：“我很快发现，单位是中国社会的高楼大厦的砖瓦，几乎是中国人仅次于国籍的身分证。一个中国人初到一个地方，人们会先问他的单位，而不是姓名。中国人打电话，头—句话：‘你哪个单位?’而不是‘你哪一位?’每个人从属一个单位，没有单位的人几乎没有一切。” （引自张久安译，弗克斯·巴特菲雨德著《苦海沈浮》四十九页）共产党立下的体制，供给制是以机关单位或连队所造的花名册为准，而我是个失去了单位的人，中央一个电报来，我不得参与机要工作，而城工部是个绝密单位，我原来的单位城工部不再有我的大名。是不是整风领导小组取消了我的供给制，要我下农村自食其力，我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想，这个处分等于剥夺了生存权，比开除党籍还严重得多，大概是某些领导人对罗政委的训词不服，才采取给你穿小鞋的一种报复，也末可知。

我不是不想解决过冬的棉衣和被褥，争取恢复供给制待遇，我怕的是去取东西的人，碰了钉子，还知道了“山东王实味”下放的来龙去脉，引起对我的猜疑和羞辱，我宁愿维持那个可笑的“通天大干部”的假像。这时，顾全面子的需要超过了物质供应的需要（实际是不愿自己的政治身分暴露）。

　  我对孔祥林推托说：“不用啦，过一阵我可能到战工会汇报工作，我自己去领回来得啦。”我说这两句假话的时候，眼泪只有往吐里咽。我又说：“好在病家送给的小棉袄和棉背心，够我穿了，比起供给制来，她们给我的温暖更多。”

    事又奏巧，没过几天，村长告诉我说：

    “俺村子里的王思义，连省里都出了名，全省召开劳动模范大会，俺村王思义当选上全省的劳模了。战工会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要到俺村来考察生产互助组怎么干的，思义当然要出面罗，不过他拙口笨舌的，见着大人物，怕讲不周全，还得请王老师出去答话才行，你本是最早领着八家子干互助组来的，由你去答话最合适不过了。”

    本来这是一次光荣的任务，挑选上我，是胜任愉快的，不过我面有难色，不愿在民主人士面前曝光。村长进一步鼓励我道：“你衣裳单薄了，不好见客，我的一件棉大衣借你穿就是了。”

    我还是没答应，我考虑到战工会、民主人士一定看过“民主座谈”陈列的小字报，他们中有人会认出我来，如果在这里碰头，双方都会很尴尬，那丢失面子也许比派人到省里领取供给物品的后果更糟。

    两天以后，战工会的田佩之，姚尔觉等四五人果然来到小坊前学习生产互助组的先进经验，——他们很谦虚地这么说。我却寻个理由回避了。向省里来的大人物介绍互助组情况的除了王思义，还请了王民之老师。他们在小坊前考察了两天，说是“这次下乡收获很大”，就匆匆回省里去了，两天后报纸就刊登了党外民主人士下乡拜访王思义的消息。五天之后，山东分局派专人给我送来棉军装一套，大衣一件，并有毛巾鞋袜。我向来人打听，才知道姚尔觉从小坊前回去之后，很为我的遭际打抱不平，他向刘居英反映了我在农村穷愁潦倒，仍坚持组织农民搞大生产运动，成效卓著，为何上头连棉衣也不给?

    我在胶东与刘居英一同受理肃托案，相处甚好，他对我仍保有良好的印象，我的冬装原来是刘居英部长亲自干预的结果。几乎在同一时候，《大众日报》的周保昌和最知心的年轻朋友褚同志寄给我同样的两份山东分局印发的“内参”，上面登了姚尔觉的一篇谈话，说他在下乡时发现小坊前的王若望如何发起组织互助组，王如何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其中有一细节写：“我在晚间忽看到一个人影头颈里蒙着一条小被褥，去到妇女识字班教课。我并不认识他，是小坊前农民指点给我看的，这位农民言下有无限同情和敬佩之情。”

    读至此，我的热泪簌簌流下，喜不自胜，从此我永远记住了这个光辉的名字。可怜此公晚景凄惨，他原是国民党驻鲁西北特派员，一贯倾向共产党，是国民党内的左派，追随我党数十年，解放后因言论罪被打成右派，全家放逐至西藏，死于眨所，留下一女名苏红，其女婿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吕复。

    我住的房东人家，老大娘供应我一日三餐，后来，吃早饭还额外多做两只荷包蛋，只因她养着五六只母鸡，每天都收入三四个蛋，大概是王思义特地关照，我坚决不要这种优待也不行。一九四四年的春天，一场鸡瘟首先把她的好几只老母鸡打倒了，愁得老大娘唉声叹气，并且很抱歉地对我说：“往后你早上的点心只好取消了，”死掉一只母鸡，老大娘心疼得直想哭。这时我感到，对这场鸡瘟似乎不应袖手旁观，听天由命，我给尚未死的三只母鸡服下我在下乡前从机关医务所弄来的药片。我把它研成粉末，谁知一试就灵，鸡服了药经过一两天就药到病除了。这在鸡瘟流行中是闻所末闻的大喜事，左邻右舍的老大娘纷纷问我讨灵药，可惜我的灵药有限，勉强贡献了几片，灌了旁人家的病鸡，只只都成活了。这样一来，王老师能治鸡瘟的消息不胫而走，声名大噪。王民之前来打听我治鸡瘟是用的什么药。

我说：我手头没有了，但到敌占区城市也许可以买到。王民之就让大坊前跑敌区买卖的一个商贩跑到潍县城去买，我故作高深写了个日文的药名，让王民之以为我还通日语呢。不几天日本货的灵药买回来，一大瓶五百粒，鸡瘟巳接近尾声，又救活了剩下没死的最后一批瘟鸡。

    本村有个害老烂脚的农民，各处求医无效，以致不能下田干活。他来求我，能不能用那个灵药治烂脚。我说：不妨试试。我只用了三粒药，分三次搽伤处，霍然而愈。

    从这儿开始，我被人们称作“神医”，群众的口碑逼迫我不得不转业从事医疗卫生事业。这里不受党的约束，插队落户在此倒有选择职业的自由。

    本村有个中医师，系王民之的父亲，名王祥钧，他还开了一丬中药铺。我自知在医疗方面底子浅薄，既未求教于名师，又未进过专门学校，治病救人，人命关天，来不得一点虚假浮夸。我与这位中医师合作，拜他为师，他借给我一批中医图书，我不懂的就向他请教。他把药柜里的每一味中草药，结合《本草纲目》，一一作详尽的讲解，所以我给农民治病不是专靠一瓶日本产的灵药，还实行中西医结合。

    本村的农民到集市上赶集，便把他们村里的“神医”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在缺医少药的敌后根据地，这种无字广告招徕了方圆几十里的病家，各种离奇古怪的病全有。比如说：有—天抬来一位离此十多里路的难产的妇女，我对助产是一窍不通，更何况是难产呢。

但产妇从这么远的路抬来，我若是耽误了时光，很易导致母子一齐报销，我还是接受下来，安排住进老大娘后屋。我派—名识字班女学生赶到大坊前去把收生婆请来，请来之后我要她用盐水洗手剪指甲，然后进产房助产，我跟产妇的丈夫站在门帘外焦急地听动静，只听得产妇疼痛发出的嚎叫声。收生婆嚷着：“羊水全跑光了。”不大一会功夫，婴儿哇的一声传出来，孩子他爹欢喜得搂住我的脖子不放。一场两条生命的搏斗胜利了。

    事后我向收生婆道谢，说她手艺高强，还把我藏在床下的剩余物资，如腌鸡、红枣、桂圆等送给她。提起“剩余物资”这个词儿，实因我跟病家治好病痛，他们都要送礼物表示谢意和报酬。我穿的是八路军制服，还得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不能收接，但病家送来的各种礼物又难以抗拒，于是我的屋里堆积了许多土特产和禽蛋，赠我鞋子和背心的，我活两辈于也穿不了，故称为“剩余物资”。后来我把所有的剩余物资都送交前方部队。

    在无字广告里，老乡们传言救出张各庄母子的接生成功，这功劳也挂在“神医”的名下，他们连祖传的山东老规矩，即丈夫不得进产房的规矩都忘记了。

    另一例：快近黄昏，从四十里外，一家农户的全部男劳力（共三人）连推带拉地牵来一条黄牛，说这条牛不食不饮三天了，拉稀没法治。这头牛是他家中的唯一财富，要是死了，一家就给它败完了。老农恳求我，是不是把那神药救活牛的一条命。那条黄牛有气无力地躺在地下，我背着众人，将日本产的药片研成粉末，和在米汤里灌下，晚间老人和他两个儿子睡在牛身旁陪伴它。第二天我还未醒来，老农的儿子就破门而入找我报喜，说牛吃了你的灵药泻过一回肚子，天不明就自己站起来了。白天，由小坊前村的村长调剂一点饲料给牛吃，牛吃得香甜，爷儿三个高兴得闭不拢嘴，天还没黑父子三人就牵着黄牛安然回家，路上见一个伸一回大拇指，夸赞小坊前“神医”的灵药如何灵验。

    观音菩萨生日那一天，牵回牛的父子三人又从四十里外挑着一挑子盖盒来到小坊前，盖盒盛的是鸡鸭鱼肉，说是到小坊前办两桌酒，谢谢神医王同志，我坚决拒绝了，但老农请了村长和王思义来说情。村长看见盖盒真装的丰盛的酒席，他动心了，就答应在村公所办两桌筵席，办酒席的大师傅和米饭烧柴皆由村长包了。请的人中有王祥钧父子、小学校长、村干部、县里的孔祥林等等，我则派了识字班的姑娘请大坊前的收生婆大嫂一同入席。村长很封建，咬我的耳朵说：“让破鞋跟文教科孔祥林同志坐在一起，这不象话!”我说：“她接生方面有办法，是我们医务互助组的一分子，不请她不好，现在要实行男女平等嘛。”村长只好留下她，不过还是不让她坐到桌面上来，只是在厨房里给她安排一副碗筷，而这位大嫂安之若素，觉着能坐在灶下吃酒席，已经是吃福不浅了。

    自从在村公所大办筵席以后，小坊前医疗互助组又新添了一门新学科：兽医。我又开始钻研治牲畜病的门道。孔祥林打听得二十多里外什么村有一位老兽医闲散在家，便由孔出面请他参加我们的互助组，用目下时髦的话说，这个医疗互助组实际具有“莒南县医药卫生中心”的性质，而且是人兽不分的医疗中心。只因我们的党报只注重报导配合党的中心任务，而对小坊前于一九四四年出现的新事物却从未见报。（利用中草药治牲畜病，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一九四七年我在山东新华书店出版过一本《六畜平安书》，其中记载了用多种中草药治六畜的土方，此书的发行量超过我的小说集。

    神医的声名远扬，竞把八路军里的医官也惊动了，医疗互助组有一天接受了由部队转来的重病号，此人还是连指导员，部队医师连他害了什么病都确定不下来，而病号的病情一天重似一天，医师束手无策，才打听到莒南小坊前有个神医，乃抬了担架把重病号绕过几处碉堡，找到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陪他一同来的卫生员看到这里一点医疗设备都没有，就叫喊着：“俺寻错地方了。”

    村长听说是八路军的连指导员，就来给我商量，他言谈中带有挑战的意味，说：“八路军是慕名而来，不收留不好，若是收下吧，这样的重病号你们怕担待不起。”

    我是个好胜心很强的人，再加之我在奔向山东的路上，也得过医生束手的不治之症，一服药就扳回来了。我充满信心地回答村长：“你收拾一间清爽些的病房，既来之，则安之，小坊前的名声不能砸罗。”

村长特地布置了一间讲究的屋子，让指导员住进来，我开始灌他日本产的灵药，不管用，我请王祥钧医师来会诊，他望、问、闻、切，看过病号的舌苔后就断定害的是伤寒，他对张仲景的《伤寒症》素有研究，接连服了几帖中药，高温即下降，十多天眠床以后即起来了。他的病情好转后，说话也多了，他认为这么高明的大夫，军队里找不着，王医师在这个小山村里行医，大大的屈才了，他病好了回部队，一定要建议军区卫生部把我调回部队去。我穿了一套八路军棉衣，他把我看作是军医，故有此议。我竭力向他说明“为人民眼务”的重要性，用假话哄骗他说：“我就是卫生部派我下来为山区农民治病救人的，干一阵我就要回部队的。”我说这种假话，心里可不是滋味。我们治愈了部队指导员，我和村长商量，把已经腾出的那间病房保留下来，为外地病号来此就医提供方便。随着形势的需要，医疗互助组拥有的病床扩充至三间屋，六个病床，请几个老大娘轮流护理，并且规定住下来治病要收一定的费用，已经具有了医院的雏形。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度种”的故事：

    晚间，我仍旧给妇女识字班教课，上完课以后回到房东家中，后面尾随着一个妇女，我进屋后听到有人敲门方才知道。这个妇女是王老四的媳妇，我请她进来坐在炕头，问她有什么事?她吞吞吐吐讲了如下的话：

    “俺婆婆近来总是恶很很地打我骂我，骂我是妖精，五牲鬼投胎，我有苦没处诉，连当家的也跟着作践我。”

    讲到这里，她迟迟不肯讲下去，我以为她为了另有个相好的，我说：“你犯了什么差错吧，我不是外人，你尽管讲。”

    她小心翼翼地将身子移近我，羞答答地说：

    “正因为你不是外人，我才向你求救。只恨我时辰八字不济，命里犯灾星，我怀了孩子不足月，生下个怪胎，头是扁的，嘴巴鼻子连在一起，这怪胎把我婆婆和丈夫吓傻了，他们就此变了脸，几乎天天骂我，婆婆诅咒我，说俺老四家往后要绝子绝孙了，愁得她茶饭无心。如今我不好做人了，似乎真有妖孽附身，成天亦觉着天昏地暗的。我常常想到去死，连识字班我也懒得去。我哭着回了娘家，俺娘把我的苦楚跟奶奶说了，奶奶拿的主意，她说山东地面作兴用‘度种’好解这个邪的。俺娘来跟婆婆商量，婆婆也应承了，并且说：她小时候，也听说度种好冲邪气的，目下俺小坊前有个度种的好户头。俺娘问她是哪个?婆婆说：俺庄不是有个出了名的神医，如能借得你神医来安种，敢情是天官赐福了。我这遭是来求你，你别嫌乎俺乡下人，你算行行好，做个大善人，大恩人，快解解我身上的晦气和妖气吧!”

    讲到这里，她眼泪汪汪，不像是痛苦的泪，而是沉溺在水下忽然有人把她捞起的深表感激和庆幸的热泪。我已经听得出度种的意思，不过我还是有点儿纳闷，便进一步问明请我如何度种呀?她低垂了头，怕羞地说：

    “只要你愿意，你住到俺家去，或是我上你这儿来过夜，都行?”说到后面这句话，她用戴手镯的手拍打一下上炕上的枕头。

    这个识字班女学员，实际年龄还不到二十，生得面目娟秀，不算漂亮，但略有姿色，她的美在乎身材苗条，在众姑娘之中，她属于比较活泼，学习上长进得快的一个，我有两年之久不近女色了，送上门来的现成姑娘，不禁怦然心动。但我跟她丈夫老四是熟朋友，在谈到度种时她可没提到他，若是我玩了她女人岂不缺德!我试探性地向她提出道：“你说的这个度种这才弄明白了，不过这一类事情为什么不是你男人向我提出?”

    她连忙解释：“你是怕俺丈夫不许可吗?实对你说了吧，我丈夫他也肯的，求你开恩给‘度’了神仙般的大能人的‘种’，他有什么不乐意的?”接着她又说：“只要你肯拉我一把，说定了就在明天晚上，怎么样?你别嫌女人身上脏，俺娘说的，上床以前，还要熏香沐浴呢，你尽可放心。”

    她越是讲得细腻具体，我的思想中意志与情欲的斗争便越来越激烈。当时主要考虑的是两条：这件事如果传出去，成为这一带农村的头条新闻，那就会将神医的美名和荣耀毁于一旦；另一条我考虑这次插队落户是党组织给我的一种变相惩罚，我的党票至今还挂在山东分局，如因我一时冲动，岂不是留给他们一个罪上加罪的把柄?这么一想，我咬咬牙拒绝了“度种”给我的诱惑，我婉言谢绝说：

    “我不过是八路军的普通一兵，哪里是神仙呢，而我是有娘子的，再给你同房，心里有愧呀!我知道生下个不成人形的怪眙，这是常有的事，又不是你的差错。我可以保证：下一回你再生养娃子，不会再有怪胎了。你就把我这个话去回禀你的男人和他的娘，就说这话是神医说的。你回去跟你婆婆说，神仙要是跟凡界女子同房，仙气就跑掉了。你丈夫和婆婆打你骂你，由我去给你说去。”她眼里噙着泪，没精打采起走了。

    日后我到民兵队里找到老四，搥了他一下肩头，悄悄地说：“你怎么肯让女人跟别人睡呢，你还像个男子汉吗?”老四涨红着脸说：“是俺娘的意思，听她老人家指点，将来有个好子息，我倒不在乎那个。”我骂他说：“别听那些个迷信话，还是好好疼爱你的媳妇要紧。”我跟他讲了怪胎出现的科学知识，并且说：“你回去传话给你娘，如果再打骂小媳妇，神医会给她个报应的。”一场家庭风波，最后言归于好结束。

（注八）    参看一九八五年一期《青年一代》，作者系山东黄军，文中他写道：“我们家就我和哥哥两人，哥哥六年前与嫂子结了婚，至今没有生育，有人说她是不会下蛋的鸡，弄得哥嫂俩神情抑郁。他俩曾四处求医，都说哥哥有病，精液中没有精子。我嫂嫂做梦也想有个小宝宝，最近嫂子突然提出要我‘帮忙’，哥哥由于缺乏生殖能力也就默认了。我真不愿看到他们的痛苦的争吵。我不清楚我真的把‘种’借给嫂子，是否违反道德，触犯法律?”这位君子在文中使用“借种”一词，他还不知道古已有之的“度种”，这个词比“借种”更文雅更贴切，“度”者，有“金针度人”而不求偿还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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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以成为“神医”，拆穿我的秘密，只是依靠—味药起家，那就是磺胺类消炎片，这种药片在敌后根据地还是稀罕药物。我在新亚药厂做过工，对当时刚刚引进的新药消治龙，早就熟悉它的性能和用法!我把这个秘密揭穿后，可以说是冒牌的医生，但又不是庸医杀人的江湖郎中。至于我用日文开药名，是为了保持神医的神秘性，这是由于城工部订有敌伪报纸，我比较留意日产新药广告的缘故：

    从本节的故事中可以看出，我的医术虽然不高明，但我善于发掘人才，组成互助合作的医疗中心，并非贪天之功为己功也。

 

六  枕边夜谈恩仇录

 

    一九四五年初上级把我调回城工部，正是医疗互助组的鼎盛时期，我真不愿意离开这个苦心经营的事业。我离开的那天，全村的老乡都来送行，周围村庄的农民，也有赶来欢送的，这样感人的自发集合起来的场面，在偏僻的村子是罕见的，欢送的人群表现了感人的难舍难分的感情。

    日本投降以后不久，我伤心地得知，小坊前的名医王祥钧，在一场土改复查的运动中，因他出身于地主，在群众斗争会上，他被活活打死，中药铺也查封了，大坊前的那个收生婆，农会说她是破鞋（破鞋指男女关系不正派的妇女），也被打得半死不活，成了残废，医疗互助组也就垮了。

    我回到城工部，上上下下的同志皆用热情的语言欢迎我的归来。这时我才得知，山东分局的领导机构改组了，山东分局和华中局合并为华东局，由饶漱石、陈毅主其事，上海时期一同坐监狱的方毅任华东局财委副主任，他为我的上调斡旋其间。当时黎玉又因犯了什么差错被调任他职，最大的阻力没有了，所以我的上调还是顺利的。不过我的归来，并未正式平反，因康生那里发来的那个“特务嫌疑”的电报并末明令撤销。因此对我还是不信任的。回到城工部只是担任青年队的教师，仍不能参与机要和领导层会议。当时我对此看得很淡，做不做副部长无所谓，背了四年“嫌疑”的包袱也没去计较，给我恢复了供给制，又承认了我的党籍，已有衣锦荣归之感，感到很满足了。

   城工部的青年队是为了敌占城市的青年学生设立的，我在给学员讲课时，忽然联想到我自己也有兄弟妹妹在敌占区，何不写封信回去约请他们也来根据地上学呢!我利用城工部的有利条件，托经常来回于敌占区的交通人员，请他到敌区城市邮寄一封家书，信上言明：弟妹欲来我处就学，可乘火车至徐州，转乘陇海铁路至东段洪庄站下来，与该镇一家裁缝铺老板联系，他会护送你们至大山我的住处。上述这些联系地点，是城工部搞地下通讯的同志提供的。

    不到一个月，我的父亲果然把两个弟弟，一个表弟，经过千辛万苦送到山东省战工会来了。

    十二年前离家后，我一直没有见过父母和弟妹们（这次妹妹没带来，大概是爸爸重男轻女的缘故），爸爸还依稀认出他的长子，而三位兄弟则全不认识哥哥了。

阔别了十二年，在这敌后根据地的山洼洼里合家团聚，自有讲不完的动荡和波折，说不尽的欢乐和兴奋。父亲把兄弟们安全送到，使失学在家的孩子们跟哥哥一起干革命，总算放下了一件心事。不过爸爸批评我写的那封家信，在最关键的人名、地名上故弄玄虚，害得他一路上吃煞苦头。在地名方面，我不该写上一个没有确定地点，只写了“到大山便能找到我”。

他说：“我们从洪庄站下车，果然找到了那个裁缝铺老板，老板招待我们吃晚饭，第二天把我们送出二十里地，交给另一个村子的村长，又送到另一个村子，这样朝北走了五十多里地，最后送我们的老乡说：你们翻过大山去，山那边就是八路军地区了。我们花了两天过大山，以为你就在山下边了，谁知没人知道有个王寿华，遇着你们的队伍上人，只告诉我们往北走，谁也说不出你的确切地点。我问村子里的民兵，‘大山’在哪里?他们都笑了，说：你们走过的那个方圆四十里地的高山，这儿的农民都叫它大山，山上有狼有狐狸，连个鬼也没有，哪有你的儿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为什么你来信写得这么含糊呢?”

    “你所写的名字，为什么不写明你在八路军里的名字，偏偏用你小时光的王寿华呢?由于进入根据地，不知道你现用的名字，我们四个人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甚至使我冷了心，差一点领着孩子往回转了。我们晚间就找村庄过夜，村长知道我是千里迢迢来寻儿子的，招待我们吃饭住宿都不收钱。每到一个村子，我就找到小学堂与老师攀谈，他们都不知道有个王寿华。有位老师说汪寿华是上海工人领袖，早就被蒋介石杀害了。这一晚上就住在小学校里，夜晚睡不着觉，起来点亮油灯翻开老师置于案上的图书和学生的练习簿，我看到其中有一本《毛泽东故事》，就着灯光翻看此书的作者‘若望’二字，我猛然想起，你的未婚妻吴庆华从南京寄过一封信至青岛，上面就提到你在监狱中向外投稿，就用的‘若望’的名字。开初我因愁闷和绝望而睡不着觉，这时我因这个新发现过变兴奋和得意而失眠了。天不亮我就把三个孩子叫醒，告诉他们，王寿华有了着落了。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师，老师把此书后面一页翻来看，上面印的‘大众日报社印’。他说：这就是你的目的地了，找《大众日报》就能找到它的作者。他也感到高兴，并说：你的儿子还是延安来的大干部吧。这本小书在所有学校里都有，县文教科指定这本书作为语文教材咧。”

    全靠这本小册子，成为他们胜利完成长征的指路明灯，指引老少四人从走投无路的绝境走上光明大道。爸爸所以能发现这本书，并非偶然，实因他本人是小学教员，又有吴庆华曾报告了王寿华发表作品的名字。

   我知道：造成这个不可原谅的疏忽，并不完全是我的马虎，只因我的那封家书要通过地下交通站至敌占区付邮，而秘密交通站有条规定：书信联络不得用真名字。至于不写明我的确切地点，一来我们机关的驻地经常迁移；二来，通知对方投奔根据地的路线，完全按城工部秘密交通的指点，而秘密交通带人进来，只要安全护送到根据地边缘，就算完成任务。

   爸爸告诉我：“你母亲常常想你，痰厥病基本上好了，她还牵记着你跟吴庆华的婚事，总以为我们到了山东会看到你的小家庭。”我遗憾地说，吴庆华这段婚姻没能成功，她没变心，我也不变心，问题在于时局变了，两人远隔千里，是外力把我们拆散的。我并告诉爸爸，我在延安已结婚，而且有了小宝宝，可惜半路调我到山东，连孩子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父亲同样以遗憾的伤感声调说：“我们这个家，应该说已是‘七零八落’了，在抗战初期，我在威海南航务局干个小职员，威海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我跟你娘只得带着四个孩子回常州老家，你娘最心疼的大姑娘（名佩玉）嫁给了石岛的一个读书人；而将最小的丫头送给了威海卫的一个小康人家。连带你又远在延安，你娘总爱唠叨地说：啥时候能看到寿华呀，啥时侯能再见到佩玉呀……”

  我猛然想到，既然妹妹佩玉还在山东，她和妹夫若要进入根据地，要比这三位兄弟近便得多，何不写信通知妹妹，要他们也到根据地来。我把这个主意跟父亲和兄弟们讲了，都表赞同，父亲当即写了一封信，加上我的信，同样交地下交通站达到敌占区付邮。

    父亲在根据地逗留几天，他就急急回家了。出发之前，城工部办了一桌酒席热情欢送，李林部长、城工部长和战工会的刘居英等皆出席。我爸爸的答词讲的是山东话（他在青岛、石岛和威海卫的航务局工作先后七八年），他说：

    “我来到山东这么一大片抗日根据地，大开了眼界，不但增长了不少见识，而且使我看到了抗日必胜的前途，更加相信中国不会亡。我把一家大小付托给你们，这条路是走对了。从此，我也可以放心了。不久以后，至今还在山东的我的女儿和女婿，我写信去也叫他们来此参加革命，这样，山东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若是退回去十年，我也想参加这儿的八路军咧……”说到这儿，大家都笑了。

    送了爸爸上路，我把三个弟弟皆分派至大众日报印刷厂做工人，当时我以为：让他们去城工部青年队或是抗大军分校学习，恐怕学不到真本领。从安排兄弟们进厂做工，并不说明我的无产阶级意识强，而是反映了我对根据地的教育并不欣赏，因那里大多讲的是教条。

    一个月以后，在石岛的妹妹佩玉和她的丈夫，带了一个三岁的小孩来到了滨海区根据地，与她两个弟弟和一个表弟见了面，相见之下，三个兄弟把那次寻找“大山”落了空的历险记当作主要话题讲给大姐听，他们能够在山东重新聚首，感到分外的高兴。很不幸的是，我的妹夫被分配经管一个区的供销合作社，于日本投降前两个月，在一次敌机轰炸中，中弹牺牲，我还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日本投降引起了了举国欢腾，根据地形势大变，很多分割的小块根据地和游击区联成一片，八路军改名为人民解放军，为了迎接青岛解放，城工部决定在离青岛不远的高密县设联络站，我被派到高密。在这里的一段生活，后来写成一篇小说《吕站长》，全文发表于《大众日报》，占整版篇幅。在山东解放区出版我第一本小说集，即以《吕站长》作书名!九月里一个晴朗的日子，忽然接得华东局组织部电报，称“王若望妻子李明已来临沂，速来相见。”

    这个突然到来的消息使我心花怒放，有点沉不住气地乐得坐不安、立不稳，赶回去与妻子团聚成了首要任务，恨不得马上插翅飞向临沂。算一算路程，如果行走回去至少五天，但我连五天都等不及了，我向交通组借了一辆公家的单飞自行车，争取两天就能赶到。

    第三天已至黄昏，我骑车已精疲力竭，离临沂还有十多里路，我在叫独树头的村子的大树下休憩，准备使尽平生气力，完成最后十里的冲剌。只见一群娃娃乱嘈嘈地奔过来，在孩子后面出现一个短帽盖的着军装的保育员，我仔细端详，迎面来的女子竟是我心急如焚急于会见的李明!我大声地叫喊她的名字，她眯细了眼看了一下，就如梦初醒地狂喜地扑过来，十分诧异地叫道：“这不就是若望吗?你怎么在这里?”她没忘了她的本职，招呼我坐一下，她去把娃娃安顿好，再来迎我进屋。

    一九四五年是我生命史上最欢快的也是大吉大利的年头，刚刚我父亲与弟妹欢聚一堂，又迎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现在又实现了盼望已久的夫妻团圆!

    我们分别了四年之久，在这四年中，双方不能通信，一旦见面，我有许多委曲和折磨要向心爱的人倾诉，这些内情却不宜对爸爸和弟妹谈的，而李明也有许多离情别绪要跟我交流，因此，久别重逢头一个甜蜜的夜晚，差不离都是在枕边低语中度过。

    我问起：“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没有带来?”她说：“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延安，一般干部很难养活孩子，一切物质条件都没有。养到四个月，我硬下心来只得送给老乡了。我生下的男孩可是结实白胖，取名小华，长相大部分是你的。我托了你同难的老同志张光天抱了孩子给安塞的一户人家。”她要求我谅解她的苦衷，并且说：“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往后还会给你生个大胖娃娃。”她还用幽默的语调说：“我在传宗接代上有所失，可是在政治荣誉上倒是有所得呢。”我问：“那么，你得了个什么呢?”她说：“得了个劳动英雄的荣誉。在延安，要工作就得扔掉孩子，我干了工作才能作出成绩，做出成绩才会当选上劳动英雄。”

    我想起在延安时，我们结婚以后共同搞了—桩小买卖，她可算是打毛线衣的快手，我说：“莫非你在打毛线衣上头得了个第一吧。”

    她在我怀里笑了，她惯于用笑来表示否定，还带着点自豪，原来她是在西北公学任托儿所所长时，在解决孩子们的伙食方面作出了贡献。

西北公学不同于“陕北公学”，陕公是抗战初期招募天下义士好汉的学校，“西公”则是在招收来的革命青年中挖出来的特务嫌疑、反动分子、异己分子的“政审学校”，集中起来专门要他们交代自己的问题，该学校是抢救失足运动中的产物，来此就学的都是戴有敌性帽子的罪囚。他们关的地方也是在枣园，关押了四百多人，有的带着孩子，有的在延安生了孩子，就有必要在“西公”内附设一个托儿所。那年头延安的伙食极差，托儿所娃娃还算是优待的，只供给一种山药蛋（即马铃薯，又称土豆）。农民通常在地窨子里贮藏山药蛋过冬，吃到第二年清明，就发芽了。李明是个有心人，她仔细研究了不同的农家挖地窨的方法，有的农户贮存期较长，她就把这家农民的经验在“西公”运用起来，自己动手挖地窨子，结果，“西公”的土豆储存期可延长半个月至二十天。

    这件事惊动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后勤部长，对李明的贮存土豆法广为介绍，李明成了延安的有名人物。李明说：“我的这个经验在报纸上推广了，但一字不提这个实验是在西北公学取得成功的。因为‘西北公学’名气不好听，延安人听说西北公学，就会起鸡皮疙瘩，因为这里是变相的集中营啊!”她还讲到托儿所也收容了若干名孤儿，他们不是烈士子女，而是“失足者”惨遭镇压的遗属。

    她说：“党的七大召开后，康生在会上受到众多代表的批评，毛主席当众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西公’才宣布解散，我也失业了。”提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召开的七次党代会，李明多次提列七大筹备处的蔡老（即蔡疾呼），对他老人家感激不尽，她说：“要是没有蔡老的照应，我生孩子没有那么顺利，小华也不会长得又白又胖又喜人，小华的靠山就是七大代表的食品仓库。”

    当我谈起自己如何下放农村，连供给制也被取消，只因延安城工部发来一个陷害人的电报，李明说：

    “我在中央社会部（按：‘西公’属康生为首的中央社会部领导）也曾听说延安发出一个对你很不利电报的事，那时我真为你担心，但我相信，你是工人，又是坐过国民党牢监的，你的老命不致于丢，所以我不相信那个不怀好意的家伙在我耳朵里吹的风。”

    我问道：“这个家伙吹了什么风呢?”

    “这个家伙是康生跟前的红人，按理，关于党的机要电报，保密条例是不许可向外泄漏的。此人打起我的主意来了，他以关心我前途的口吻把这份密电的意思透露给我，说什么小王很可能掉脑袋啦，在敌后根据地要比在延安，处理更无情啦等等，无非是吓唬我，早点跟你脱离关系，另谋出路。他的话我不十分相信，但我知道你在山东一定倒霉了，日子一定不好过。当时我坚决相信：我们的党不至于这样混账，大慨不至于人头落地。这个家伙为了断了我的念头，故意加油添醋，夸大其词是可能的，不过我没当面戳穿他，我要他继续提供新的情况。没过几天，此人十分殷勤地来报告我：说是那份电报听根据的原始材料，是小王过去在西安介绍来延安的工人职员中，良莠不齐，其中有好几个检举揭发，说小王跟陕西国民党省党部的人有来往，也有的说他和陇海路特别党部的特派员关系密切……”讲到这里，我在李明的怀里笑了。

    我笑了，我笑康生所发动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多么愚蠢可笑，而构成愚蠢的笑话，就是凭这个检举揭发搞株连，而我党几十年来迷信检举揭发，陷害了多少好人好同志，简直乐此不疲，死不悔改，还美其名曰：“走群众路线”哩!

    我笑了，我笑发生在李锐身上的故事又在我身上重演。不知何故，党内这一类卑劣的方巾丑如汤勤之流一直很吃香。我的结局与李锐不同之处，他是在延安受牢狱之苦，我是去山东，到乡下插队落一年有余，他碰上了胡耀邦，我则碰上了罗荣桓；说明党内并不是康生、邓力群之流的天下，我的妻子对我忠贞不渝，而李锐的妻子在邓力群的淫威下屈服了，演变了过去，造成了悲剧。应该说：我的妻子李明是经得起考验的，虽则在久别重逢的枕边絮语里，她没说一句“我爱你”，但在她千里寻夫、威武不能屈种种的事实面前，“我爱你”之类的亲热话巳显得陈旧和多余了。

    我在独树头休息两天，与李明共享天伦之乐。第三天我驱车赶到临沂县城，这个城市是日本投降后的次日便落入解放军之手，成为华东局和山东军区的驻地。我到华东局组织部去报到，干部科长于一川看我回来了，很为我高兴，准备打电话通知独树头的托儿所所长。我笑着阻止他：“免了吧，我们已经团聚过了，也许是上帝安排，我跟那里的托儿所长中途相遇，不用你费心了。现在我们要求，今后我们能在一起工作，组建个象样的小家庭。”

    组织上满足了我的要求，把李明调回临沂，在组织部干部科任人事干事；我则调至华东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作为其中的一个委员，开展刚收复的淄博煤矿和枣庄煤矿的职工会工作。临沂城的原美国教会医院的一间房分配给我们做新房。李明在未去独树头之前，已打听出我的兄弟、妹妹也在临沂，她早就与我的家人见过面了。她在延安跟我做小买卖的积蓄，一直舍不得花，这次由她作东，在临沂一家小饭馆里办了一桌团圆酒，在华东局范围内传为美谈。我们还在附近一家照相馆摄影留念，我原在城工部搞秘密工作，发给我的是长棉袍和便帽，照片上的王若望形容消瘦，像个破落的商人，与飒爽英姿的李明站在一起颇不相配，不免有自惭形秽之感。

    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康生来山东巡视，附带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说是要给王若望同志公开平反。到会的是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臣，财经委员会主任曾山，宣传部长舒同和方毅同志，王若望本人没有参加，开会的情况由方毅在会后告知了我。

    康生一开始这么说：“你们这里的老党员王若望同志，其实是个好同志。一九四三年初由我签发的那份电报，对王若望作了不恰当的情况通报，伤害了一个好同志；山东分局在罗荣桓的直接干预下，没有给他任何党纪处分，这是做得非常正确的，使得由我造成对他的伤害大大减轻了。只是原来那个电报并没撤销，这个疏忽由我负责。现在我代表城工部，向华东局正式宣布撤销这份电报。”

    华东局几个领导人讨论如何为王若望恢复名誉，一致认为：既然党内并未给王党纪处分，因此谈不上“平反”，只是当时他的“山东王实味”的名声很响，罗政委的谈话又在党刊上发表过，罗荣桓同志已带兵去了东北，挽回影响的办法，不如在报上公开刊出王若望新的工作任命较为妥善。于是，在《大众日报》某一天的头版右上角，公布了成立华东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名单里，王若望的大名排在前列，赫然在目。

    上述这种不是平反的平反未免来得太迟了，老实说，把我的大名登在党报上，我并不领情，也不感到荣幸，要说恢复名誉，我早就以自己的行动和文章为王若望恢复了名誉（如小坊前创办了医疗互助组，以及在《大众日报》上以整版篇幅刊登我的小说《吕站长》），对康生的伪善也不敢恭维，更无感激涕零的感情。我得知这个小型会议，发起人并非康生，而是山东城工部长王见欣同志，在向康生汇报工作时提醒他有关王若望那份电报的事，并把那份电报交到康生之手，他才承认是自己拆的烂污。

    这次商讨如何给王某恢复名誉的会议，如果说还有一点历史意义的话，那就是在康生瘟神残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的罪行中，唯有王若望叨光听到了他讲出了上述的几句人话。

    时隔一年，还是同一位康生，他从陕北杨家沟带了中央农村工作队来山东检查土改工作，他对王若望仍不能忘情，在沂南一片树林里，集合了各大军区、党委的高层干部听取他的传达报告，传达的是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他在传达中忽然指名批评王若望道：“毛主席开头是这样讲的：‘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你们山东的王若望，他在《文化翻身》上对这个论点作了歪曲的解释，说什么：什么叫转折点呢?好比一个人生了病已经恢复健康……难道说我们党以前是个病人吗?”讲到这里，博得了听众的笑声。接着他做结论：“这位王若望似乎比毛主席还高明，显然这是一种误解，写的文章势必流毒全党。”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惯于用这种牵强附会来捍卫毛泽东思想和制造个人迷信，何况，该文的作者并不是王若望。在一九四七年我虽任《文化翻身》的主编，但后来借调出去参加以康生为首的中央农村工作队，已脱离了《文化翻身》的编辑工作，是另外一个同志写了那篇文章。此事与我无关。令人不胜诧异的，为什么大会上点名批判我，事先不找我谈一下呢?

    闻听此言我大为恼火，乃写了一个报告给华东局，言明康生批评我未经调查研究，在公开场合伤害了我的名誉，请求华东局迅即给予澄清，以正视听。华东局研究了我的报告，由方毅通知我处理意见：我们已经了解到：《文化翻身》那篇‘解说’与你无关，华东局将真实情况告知康生同志，由他在适当场合加以说明。山东的党组织对你是了解的，你也不必介意。从这个口头答复中可以看出，华东局还是以照顾中央要人的权威为重。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个瘟神的横行不法并末到此为止，一九四八年初，渤海区宣传部执行康生的指示，干脆把《文化翻身》半月刊查禁了。

    在三五人参加的小型会议上，康生难得说了几句人话，而在高干云集的大庭之前，却说了张冠李戴的—通混帐话，目的是搞臭王若望，证明去年他在小会上要为我恢复名誉，是十足的伪君子，

    这里，对我的改行编刊物一事作个补叙：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我又调去创办以农民为对象的《文化翻身》半月刊，每期都有我写的一至两篇文章。这个刊物团结了一批山东的青年作家，如王希坚、苗得雨、罗竹风等。我承包了两个专栏：一是谈天下大事；一是《字字通》，实际是按形、声、意的相通重新编排识字程序。《字字通》可以速成认字，大受农村识字班的欢迎。擅长写鼓词的宋镜蓉，又通晓文字学，我拜他为师，学习了《说文解字》。这刊物发行量达三万份，高峰期发行至五万份，流行于山东、河北两省。

    我在任杂志主编期间，利用印刷厂的方便，“以权谋私”，编印出版了我的小说和报告文学的集子《吕站长》，又把我在农村搜集的民谣民谚汇集成书《民谣集》，另外出版了治牲畜病的《六畜平安书》，至于《字字通》因康生扼杀了《文化翻身》，半途而废。原著搜集的汉字不算完备，故未能付印。

 

七　病危通知

 

    我改行去干《文化翻身》的主编，是组织上对我的照顾，因为我生了一场一脚踏进棺材的古怪的病。

    上一节讲到我跟弟妹和李明一同在临沂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家欢的照片，从照片上辨认自己，觉着与李明站在一起很不相配，其实，面容憔悴才产生对比的反差。后来才知道，那时候已有一种不知名的病菌在吞噬我的生命，只因连续迎来团圆的喜事，精神上感觉良好未加注意。我照常在淄博和枣庄之间奔波，忙了一阵，终于病倒了。这个病的症状是低热不退，肚皮胀饱却吃不下食物，四肢无力，有时有轻微咳嗽!医官起初诊断为感冒，吃了些治感冒的中西药皆不见效，我的医药知识对此也无能为力；另一处军医诊断为肺结核（敌后根据地又无X光透视设备），当年宣布为肺结核就是不治之症。日子拖长了，头发变成一团枯萎的茅草，两只手伸出去几乎是透明的。李明在我身旁照料我，这时她已怀孕，见我瘦成鬼样，只能在暗中落泪。我计算着自己的寿命，大概屈指可数，大限已到了。我想在死前完成一两件夙愿，无奈浑身乏力不听使唤，也只能徒呼“上苍待我何其刻薄”耶!

    我在病中还怀念当年在晋东南二军分区病危时给延安的李明写遗书的往事，那一场病由于发现一粒烟土而得救，目下我得的病却是肺结核，再用鸦片也无济于事了，不过这一次，生病有妻子待奉在侧，但我不相信爱情的力量能够战胜病魔，反而给病者增加了生离死别的凄怆，增加死魂灵的精神负担。

    还是那位军医，有一天背着我轻轻地告诉李明：“看来，小王的病已到晚期，尽量弄点好吃的东西喂喂他吧!”李明早知我的病不会好，但还总是抱着一线希望，如今连医生都这么宣判死刑了，她难以接受这种绝望的判决，一下子晕过去了，被唤醒过来呜咽不止。她的异常表现和哭肿了眼圈没能瞒过我，但我仍装作不知情的若无其事，尽量强打起精神说些假话去安慰她。李明把军医关照的话报告了组织部，组织部恩准批下一个条子：额外给病者王若望每月供给一只老母鸡。把这种特殊优待与死联系在一起，每吃一只鸡，即意味着离死亡更加迫近了，我哪里吃得下去?另外，组织部还给垂死的王若望增派一名警卫员侍候病号，他名叫李贵，他来到我的床前，亲切地叫我一声“首长”。我感谢党对我的特殊优待，不过，我的反应却是冰冷的，我想的是：李贵是奉命来料理我后事的。

    吉人自有天相，国共内战爆发，粟裕将军的部队在华中七战七捷打完仗以后，大部新四军退至陇海路以北的山东来了。有人建议：华中的军医院设备比山东先进，是不是找新四军的军医看一看，于是，我被两个民工抬着担架，在李贵的护送下找到了大店的新四军医院（那时李明大肚子，不能陪同前往）。我要求医生拍X光，医生说：“我们医院，本来有X光机的，可惜我们撤退前‘坚壁’了（‘坚壁清野’的简称，这里也可作隐蔽解）没带来。”一听此言，我的心凉了半截，连连叫苦。这位军医问了病情，化验了便溺（该院的小型显微镜还是带来了，而山东的医院连显微镜都没有）。当天医师便推翻了山东军医诊断为肺结核的判决，相当肯定地确定患的是“黑热病”，而新的军医师对黑熟病的治疗是有经验的，而且有特效药。

    哈哈!我得救了，新四军的北撤却使王若望战胜病魔!时也，运也，我命不该绝也。

    “黑热病”，也就是后来改称为日本吸血虫病，这种病在山东少见（一位医生判断，我的吸血虫病是去了高密一带染上的），而在华中地区则是常见病，故新四军医院熟悉的病例，对山东的医生是陌生的。他们误诊为肺结核，也是情有可原。

    这样，我就在大店军医院住下了。医生不无遗憾地说：“治你这个病的特效药，我们手头没有，临撤退时也坚壁了。”

    我问：“这种药到什么地可以买到呢?”

    医生说：“在国统区的青岛济南药房可以买到。”

    我就想到城工部经常有人去济南、青岛的，我说：“你把药名开给我，我派人赶快买得来。”

    医生开了药方!交给我的警卫员赶到城工部，要他们速速派人到国统区买回救命药，这种药系锑剂注射针，日本药厂的产品。同时，我伏枕写了简短的信捎给李明，向她报告大有希望的消息!

    大概等待了七天工夫，城工部派专人送来一大堆锑剂注射药，医生测完我的肥大的脾脏巳到二期，须注射四个疗程方能痊愈，在注射完第二个疗程，我的食欲大增，头发开始转色，已经能在病人之间走动了。我庆幸将失去的生命又回来了!这时，我也有精神提笔给李明写一封充满着朝气和欢呼生命复归的长信，带给分娩中的李明最大的喜悦!

    某一个晴朗的夏日，太阳从东方升起，李贵奔到病号来喊我：“我看到李明同志了。”

    我问道：“她在哪里?”

    他说：“你快出去呀!”我奔至大店街口，远远看见李明骑着高头大马，头上披着给小孩兜头的斗篷，像一个女将军似的向四处瞭望，我情不自禁远远地喊一声她的名字，一面奔过去扶她下马。她拉住缰绳让马停步，我还没有走近那匹马，她惊喜地但又含着高兴的热泪，一骨碌侧身下马，动作很敏捷的样子，下得马来，她头一句话便是：“你果真活出来了，太好了!看到现在的你，简直像一场梦哩!我放心了。”我把马交给了李贵。

    我首先把她领到主治医师和护士们那里，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护士让出她们的休息室，让我们在里头叙谈。她首先告诉我：一个月以前生下一个男孩，像头一个男孩一样，长得白胖又结实，一切都顺利，就是心里惦记着孩子的爹。她收到了第一封信，对我的乐观估计并不相信，总以为是她丈丈临死前留给她的宽慰之词。

    “刚满月，我就放下孩子，让一个有喂奶孩子的大嫂抱去，一定要来看望你，这匹马是机关首长使唤的，一早走了三十多里地，今日终于看到你，差一点我不认得你了，看到你也和我的宝宝一样白嫩和结实，我才相信你得救了。”她一面说，一面抚摩我头上开始显示光泽的头发和红润的面颊，也用长长的无言的接吻来庆贺丈夫从死亡线上回归人间。生命、爱情、新生代、欢乐，今日一齐迎来了，我像小孩子那样快活，简直要手舞足蹈了。

    吃罢中饭她就急着要回去，我说我一个人在此怪寂寞的，多陪我一回吧。她用手拍拍鼓起的乳房，说：“我得赶快回去，喂我们的小毛头，我的乳汁很多，不回去，我的奶胀得好疼!”

    “那么，让我做你的小宝宝吮吸你的奶吧，对我来说还是一顿上好的营养呢。”我提出这个建议，李明倒也赞同，实因乳汁在她的乳房里太膨账了。我们这么做还有点难为情，两人躲在蚊帐里，让我美美地饱餐了一顿玉液琼浆。她感到轻松愉快了，我才罢休。她夸奖我说：

    “你这个人头子真活络，（上海话：头脑灵活的意思），我喂了大娃娃做到了一举两得!”

    李明感到如释重负，就不急着回去，话也多了，她告诉我在她四周发生的新闻：“自从你得了不治之症的消息传开，至少有两个人在我身上打主意，提前到我这儿挂号登记。一个是教导团政委，红军干部。我坐月子的时候，他送了许多食品做见面礼。此人有一种攻无不克一厢情愿的军人气概，他直截了当地向我提出：‘我们在人事科见过一面，我就被你的风度迷住了。你要不嫌我大老粗，其它方面总比你的前夫强吧，至于我的岁数比你大，我才四十岁，这是为了革命躭误了青春嘛，我又不嫌你二婚头，你的孩子，我都不嫌乎，你还能嫌我岁数大吗?今天只要你说一句话，等你前夫哪天命归西天，我们就给组织上打报告，你看怎么办？’我冷冷地回答他：‘你讲了这些简直叫我作呕，你这是一厢情愿：’他厚着脸皮说：‘你觉得我不合适吗?我哪一点比不上你那个王若望?’我只说了两句：‘撒泡尿照照你自己吧，你不道德，你不配!’我把他带来的挂面、红枣之类扔出门外，说：‘我不希罕这些东西!’这个政委便灰溜溜地走了。”

讲到这儿，李明揑着鼻子直笑，又说：“还有一个家伙，他的方式比较文明些，这个人是人民政府的县长，他也属于闻风而来的一个。他到我这儿献过几次殷勤，也没引起我的警觉，最后一次他终于透露他的意图，他说：‘……　我知道你惦记着王若望，不过他是早晚的问题，你思想上要作好准备，遇到挫折你就不至于太难过。你要想开点，在山东像王若望那样的人不是没有，只要你能将他的旧情一刀两断，你的苦恼都解脱了。……当然，我不会亏待你的孩子的，除此以外，你还考虑什么呢?’这也是个老面皮的家伙，他注意到我的脸色是厌恶和反感，他讲不下去了。我给了他个软钉子碰。你说，你这场半死半活的病给我带来多少麻烦，不过，谁也休想动摇我们之间的爱情!我永远是你的。”

    我紧紧地拥抱她，十分激动地说：“你又打发了一批没头苍蝇!”

    李明来看望我的日子，正是我刚开始注射特效药的第四个疗程。我身在医院，哪里知道外面的时局紧张，国民党已集中了三十多万人马，准备对山东发动重点进攻，一场内战巳不可避免。我军决定退出临沂、十字路、大店一线，医院奉命随军转移，我这个病号已能自己行动，便打发我回到自己的单位。医生把药物让我带着，回到单位可找卫生员继续打完。好在我有个警卫员，由他陪同我行走了四十里地，找到了李明的所在——组织部人事科。

    认识我的同志本以为王若望得了不治之症，必死无疑，如今看到王某生还，长得容光焕发，面色红润，简直判若两人，皆惊异地叹为奇迹，有的说王某洪福齐天!有人问我是哪位医生治好的，这事说来话长，我又不便说山东的医生不高明，我只得把功劳归于党，我说：

“党组织对我关怀备至，批给我每个月吃一只老母鸡，大概是吃老母鸡治好的。”

    我来到李明的住处，首先抱起正在酣睡中的婴儿，做父亲的粗暴地吻了他的腮，孩子哇地惊醒了，孩子他妈在一旁嗔怪我。我仔细端详孩子究竟像谁。李明说：“小宝宝还没定型，爸爸看他像爸爸，妈妈看他像母亲，你看他是不是像你呀!”妈妈从我怀里接过孩子，解开纽扣给他喂奶。

    我说我的身体还是虚的，今日从医院出来，走四十多里路把我走伤了，两条腿还是软的，李明捧着她肥大的乳房，说：“我的奶水足，那回去看你给了我的启发，我每天挤出奶来给你喝一顿，它的营养比吃老母鸡或是人参远管用。”我坚决拒绝了：“这可不行，这是爸爸剥削儿子，你到医院看望我，那一次吸你的奶是一种功德，回得家来如果成为制度，那就是一种罪孽了。”

    李明要我给新生的孩子起个名字，我们讨论了好几个名字，最后选定“东远”，包含有千里寻夫来到山东之谓也。

    这时候华东局和山东军区首脑机关，在国民党以四十五万人重点进攻、扬言踏平山东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正准备大撤退、大转移。我还是病号，第四个疗程还没有完结，但我和李贵只得为长途行军作准备。

    一声令下，我们就跟随部队，风尘仆仆于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为了避开敌人的锋锐，专挑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为着迷惑敌人，白天不能行动，只得在夜间行军。我们把小家庭的全部财产交给了李贵的一根扁担，他一头挑的安放宝宝的箩筐，一头挑的行李和干粮。我一个人空手走夜赂，都感到两条腿发软乏力；可以想象，李贵挑着重担翻山越岭该是多么艰苦和疲劳。李明觉着过意不去，她就去替换他，让李贵歇口气。我在黎明之前的晨光曦微中，看到了一个劳动英雄挺起胸瞠，昂首阔步挑起小生命的重担，从半山腰走向岗峦的峰顶，山上有一股强烈的风吹散她的头发，似乎要把她飘向天际，赋予她一种超人的神圣的美!

    我是堂堂一个男儿汉，在如此鲜明的对比下，不能不感到羞愧，有时也想凑合代替她挑一段路，李明竞说出这种话来：“你能跟上部队一起行军就算不错了，我看到你走路那副一颠一踬的样子，我想在扁担的一头，再加上—个篓筐咧。”

    李明看我一天天消瘦下去，又怀疑我旧病复发了。一到宿营地，她就到处去找卫生员为我作锑剂注射。在我非常狠狈的时候，护送我们的教导团首长来看望李明和我，当他们知道我的黑热病尚未痊愈，政委当场许诺，由部队调剂一匹马来支持我，我表示十分感激，使我怀念当初从延安出发，有一位林夫人，她有一匹马在长途行军中帮了大队的往事。不料李明却义正辞严的加以拒绝，她说：“我们已经有一名警卫员了，这是组织上给予的特殊照顾。你们军队的军马，是有军事任务的，我们怎能动用军马呢?老王的病基本上好了，这些天他都捱过来了。谢谢首长的关心，照顾好他是我的责任。”首长走了以后，李明说：“那个手里揑着挂表的就是你说的那个没头苍蝇呀!（那时一般干部均无手表，只有军事首长有挂表）他对我们这般关心，还是不怀好心吧。所以我拒绝了，免得他再做断头梦!”

    我觉着她未免多疑了，便说：“有我在此，他还能痴心妄想?”

    李明说：“你不要把他看得太好，说不定还在等待你一命呜呼呢!”她对“没头苍蝇”的警惕比我还高，只怪我对那匹军马还有点恋恋不舍呀!

    我军与国民党大兵团作战，用的是诱敌深入，跟敌军捉迷藏的战术。敌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及至钻进我们布置好的口袋，设伏的野战军与民兵，一举聚歼被围之敌，几乎无一漏网。

    一九四七年二月，我军消灭李仙洲部七万人，生擒李仙洲；同年五月我军在鲁中孟良崮消灭张灵甫的三万人，张灵甫战死在岩谷；接着，蒋纬国率其机械化美式快速纵队进袭临沂、卞庄，同样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全部机械化装备奉献给华东军区。从此，山东省除开两条铁路线和几个孤立的城市以外，全省一片杠，国民党部队踏平山东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前方节节胜利，而我们后方机关人员只是付出了“跑破了几双鞋”的代价，我们的任务就是走、走、走，这批人在行军序列中，简直是一群流浪汉，而我们的小家庭就像流浪汉中的难民。

    我们得悉莱芜大捷的喜报，正是难民们流浪到渤海区的时候。我对行军厌烦透了，主要是身体疲惫不堪，甚至懒散得一步都不想移动，这时我急于摆脱这种朝朝暮暮到处流泪的生活，也好叫初生的婴儿有个安顿之处。根据形势分析，国民党的重点进攻，渤海区不在其内，这里正可以安置我的小家庭，碰巧山东省青委书记杨迪生打算办一个给农民青年阅读的通俗刊物，我就毛遂自荐，建议就在渤海区办起来。组织部李林部长为了照顾我这个老病号，同时也是为掼掉拖男带女的包袱，也就同意我离开这个到处流浪的队伍，在渤海区新华书店定居下来。我招募了两位画家：阿老与王文彬，另一位擅长写说唱韵的老先生宋镜蓉，就办起了《文化翻身》半月刊。而李明被分派至渤海区专署任人事处长，与新华书店相距十多里路，我们又恢复了过礼拜六制度，与延安不同的是：不是女方走上男方的窑洞，而是男方往女方的村子里集合。

    关于《文化翻身》，上一节已作过交代，这里要说明一件事，是由《文化翻身》出版引出来的。此人是《文化翻身》的读者，他是新四军北撤的干部，姓孟，名字已不复记忆，当年与我同关在上海漕河泾甲字监，但没同住一间牢房，他与我的同案周心焕同住一室。孟同志在出狱后，参加了新四军的江南支队，又在那里与周心焕相遇。（《自我感觉良好》第一卷，二七八—三０四页讲到我们一同去浦东英美烟厂，一同被捕，一同解住苏州军人监狱，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同一天出狱，出狱后各奔东西，我们再也没见过面，在第一卷里写作“小周”也就是这里提到的周心焕同志。）

    以下是孟同志的谈话要点：

    小周出狱后被派到上海浦东发动游击战争。他在川沙一带组织了失业工人抗日游击队，这个部队是统一战线的，它得到上海的闻人和工商界老板的财政支持；除了惩治汉奸以外，它的任务之一便是输送工人同志到宜兴、溧阳和苏北的新四军里去。周是工人游击队队长，他是上海郊县沦陷区的一面旗帜。一九四O年，党组织调他回到江南新四车总部，他在那里遇见许多上上下下的干部，都是从浦东工人游击队调来的。总部任命小周做个营级干部，为此他对老部下不免发过牢骚，后来又正式向谭政委提出愿意去苏北党校学习一个时期（按：谭政委即谭震林，曾任新四军江南支队政委，华东局书记等职）。政委没有同意，反而处分他“停职反省”，小周更是不满，不接受这种处分，态度表现傲慢是有的，谭政委一怒之下，就把他关押在一家地主宅院里。小周在里头—度想寻短见，上面就增加岗哨百般防范他，过了一个时期，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有消息传来，敌伪要清乡扫荡，部队在仓促中决定转移，看管周心焕的警卫连请示上级如何处理在押犯，政委竟下令，在部队撤出前，就地镇压，为了节省子弹，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好同志，就在自己同志的大砍刀之下人头落地!

    周心唤的如此下场，在江南支队里引起了不少的震动。据我所知，营级以下干部和党员，不辞而别开了小差的就有二十多人，军队的士气大受影响。政治部忙于做政治思想工作，强调周是阶级异己分子，曾经是托洛茨基派，党组织有证据证明周是钻进革命阵营的托派或两面派。这分明是“杀人有理”的凶手们给小周造的罪名。

    挺有趣的是政治部主任在一次连队集合前讲的话，他为了稳住人心，对二十多人开小差作出阿Q式的辩解：

    “这是一次很好的清党清队运动，他们一班人，用两条腿宣布自己不是我们忠诚的同志，而是革命的逃兵。”如果说，前面那段扣大帽子的话叫做“杀人有理论”，那么，政治部主任所说的叫做“减员有利论”了。

    这事件使我感到非常沈痛：周心焕没有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却死在自己党的负责人的大砍刀之下，日寇还没扫荡，却首先扫荡自己的同志。它对我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威胁，我时时得提防着，什么时候大砍刀或许会轮到我自己的头上。

 

八  一次奇特的采访

 

    一九四七年，在解放区是一片大好形势，华北与华中的解放区基本上打成一片，各地农民在进行土地改革后，粮食大幅度增产：就在这一年，组织上把我从《文化翻身》编辑部借调至中央农村工作队，参与土改复查工作。中央工作队是从陕北杨家沟远征到山东渤海区，选择几个村子做复查的试点。该工作队员都是党内从事农民运动的老同志或学者，还有刚从苏联归来的毛的儿子毛岸英以及经济学家于光远和杂文家曾彦修（笔名严秀）等同志，工作队队长系康生。其实他是挂名队长，只是偶尔来听一次汇报。上一节里讲到他在鲁南丛林里召开华东局高层会议，在他的报告里没忘了点名批评王若望，就是在这个时候。

    如何进行土改复查，大家照搬由康生总结的杨家沟的一套经验：第一步叫做访贫问苦，下农村找可依靠的贫雇农，总之越穷越革命。第二步：发动农民斗倒各村的地主、富农。第三步分浮财。复查的重要目标就是抄没地主家的所有财产，过去土改中仅仅分配了地主的土地，现在则证明土改不彻底，“复查”就是没收地主两代家族的房屋、农具、牲畜和细软首饰，农民叫做“分浮财”，又称分配胜利果实。第四步，组织由贫雇农当家的农会。这就算农民翻身，大功告成了。

    土改复查的四部曲，在中央农村工作队的倡导下，很快在全省铺开，铺开的办法就是组成千百个工作队，到农村去煽风点火，其中最残酷最可怕是批斗地主和他的家属，斗争会的高潮常常是把地主老财当场打死，有的村子一次斗争会开下来，打死两个三个斗争对象，说明这个村的贫雇农阶级斗争觉悟高。我询问过一个动手用乱棍打死老财的贫农，问他打杀人怎么下得了狠心，一个老大爷回答：“有党的号召，俺怕咋的!”（“怕什么”的意思）另一个农民回答道：“俺们端了他全家，分了他的浮财，要是留下他活着，肯给咱罢休吗?”

    工作队下乡后，大庄子里有中、小地主，多数中、小村子里连一个地主都没有，找不着地主，还要背上“阶级立场有问题”的帽子，于是就把生活较富裕的富农，经商的，甚至上中农划到地主圈里去。为了响应号召，完成反封建的光荣任务，就这样人工制造出“地主”来。

    我看到过一份内部统计材料，在一九四七年第三季度三个月中，在土改复查的斗争高潮中，被群众活活打死的地主和地主婆，为数二十余万人。另一点要说明者，上述统计的所谓地主和地主婆，其中的受害者约有三分之一是富农，上中农或小商贩，他们是扣上地主帽子丢了性命，不妨说，他们是地主替死鬼!有一些贫雇农同样被揪出来被打杀，他们被斗是扣的“地主狗腿子”的帽子（不在统计表内）。总而言之，由于土改复查掀起的杀人比赛，简直杀红了眼，表现了原始野性的疯狂和残酷，等到毛泽东下达党内指示：《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和《纠正土改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山东地区的地主几乎斩尽杀绝了。只有工作队未到之处的小地主幸免于难。（上述这两个指示只强调保护富农，对各个根据地的乱杀人成风却只字不提。）促成毛认识到杀人如麻的结局不佳，主要的信息来源不是从根据地的党组织提供，而是由于农村工作队到处煽风点火，引起地主富农子弟的恐慌，纷纷逃命，铤而走险，遂使各路的“还乡团”大为活跃，队伍日益壮大，对各个解放区已形成严重的威胁。

    在我党的宣传上，特别强调“还乡团”的猖獗是由于反动的地主阶级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不错，逃亡在外的“地富分子”确实怀有刻骨仇恨，试问：促成并加深这种刻骨仇恨的根子是谁呢?

    对于斗地主的如此这般血淋淋的斗争场面，工作队员中如于光远、严秀等在背后议论，不以为然。恰好与土改复查运动平行进行的是在党内称作“三查三整运动”，即查阶级出身，查思想，查作风，整党员中敢于与党持不同政见者，鼓励党员随大流保证做党的驯服工具，在当时的热得疯狂的斗争高潮中，谁敢说一个“不”字！

    我在工作队里是个临时工，是客串性质，组织上所以挑选我进入中央农村工作队，本来是一份光荣的美差，是因为我在山东农村落户两年多，对本地农村情况比较熟悉的缘故。我加入这个工作队，可以说毫无贡献，至于学本领什么都没学到，对于斗地主的斗争方式，和分掉富农、中农的家财，使这些人家男女老少啼饥号寒，流离失所，流落为乞丐，实在不敢苟同。我没有发言权，真要“发言”也没人听，我只有消极地作壁上观，心里的另一个自我和随大流的自我经常在打架。

    至于毛的儿子毛岸英对这一场土改复查斗争是怎么想的呢?我跟岸英接触较少，谈不到知心，只是有一次康生在大庭广众之前询问岸英：“你在工作队学到了什么东西呀?”

    岸英胀红着脸回答道：“学习阶级斗争的实践知识是我的主课，也就是我父亲教导的必修课。这些天我学习了许多东西，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如今才知道，阶级斗争是无情的，是非常残酷的?”

    他回答很得体，不过他刚回中国，父亲就安排他亲自观看“非常残酷”的杀人游戏，目的是培养子女在杀人面前不手软的“阶级斗争观念”，真可谓教子有方了。可惜毛的大公子似乎不能认同“非常残酷”的必修课。

    我是从亲身经历记下了上述的历史事实，但不能就此否定中共在推行农村土地改革中的业绩。从整个土改过程来说，自一九四六年五月开始实行给贫雇农分土地的做法是英明的，也是正确的（即著名的“五四指示”）。这一段被称作“和平土改”。与此对应，自土改复查运动于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开始，即进入“流血土改”阶段。头一阶段是真正反封建的，流血土改类似历史上的打家劫舍，劫富济贫，不惜使用暴力肉体消灭地主，包括并非封建势力的富农与商人和一部分贫雇农。反封建反过了头，也就会发展为法西斯的反动。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一条重要的罪行就是肉体上消灭一个至几个民族；而土政复查却是从肉体上消灭一个至两个阶极。

    一九四八年九月，解放军攻克济南。我和李明在解放济南的第二天即进入这个山东省会，李明被派住济南铁路局任人事处长，我又回到华东职工运动委员会，忙于筹备建立济南市产业工会。在挤南干了半个月，又调我到淮海前线司令部，我乘上汽车去兖川报到，我被委任为新华社前线分社社长，在这里接触了一批我党的高层领导：陈毅、刘伯承、粟裕、邓小平、曹荻秋等。

    兖州天主教的慈善设施很多，它有一所教会医院，设备齐全，没受到战事的破坏。我就在教会医院进行体格检查，查下来，吸血虫病已经根除，肺部正常，我那场大病的残余完全消失。

    新华社的工作全都是案头工作，处理战报和军情的收发和总社的联系，属下的记者很少。我是个坐不住的官，再加之大病新愈，精力充沛，就自己下去充当记者。这时我写了《四十九面红旗哪里来?》的通讯（由新华总社转播），还有若干反映民工支持前方的短稿。十一月，我最早在电讯上知道我军在碾庄一带歼灭黄伯韬兵团的消息，我沉不住气了，决定亲自到前方战场去采访，在这以前，我只是在后方找题材。我把跃跃欲试的主意向政治部副主任提出，他同意我迅速成行，并关照后勤部门特地为我备一匹马，因我不会骑马，加之同行者有两三人，我回绝了。我愿意轻装简从，只带一名警卫员和青年记者姜抗夫。 

    我们首先与铁路局联系，知道从兖川去徐州的—段，中间有两座桥梁破坏，至少在三日后方能修复，如果不运兵，不装货，三五个人前往徐州，可乘压道车前往。我们三人就乘手压杠杆的压道车前住，警卫员李贵和铁路工人轮换操作，驶到了桥梁被破坏之处，就把轻便的压道车，从桥下抬到对岸。我们又用加速度开到离徐州尚有七、八十里地的一座断桥处，桥下是微山湖的支流，水面宽，上面虽临时架起便桥，只能由民工和军队单行通过，无法将这辆压道车抬至对面去；我们只得弃车步行，反正这里离徐州不足一百里之遥，我们三人便离开铁路干线，从台儿庄往南步行插入陇海路。当我们看到丢弃路旁的美式装备，在附近横躺着几具国民党军人的尸体，不用问就知道这里便是碾庄战场了，这时离获悉黄伯韬兵团被歼的电讯，还不到二十四小时。我们从兖川出发到这里，途中只睡了四个小时。

    一幅兵败如山倒的景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成千上万的蒋家俘虏兵，穿着军大衣，头戴贝雷帽，双手空空，队形不整，懒洋洋地走在沿铁路的公路上，每个人几乎没有表情，只是带点冷漠的目光，观察着冬天的村落和空荡荡的田野。而押解他们的解放军只有一个连，至多两个连的兵力。

    野地里躺着失去主人的各种美式武器，我认得出的大炮和榴弹炮还没来得及卸下炮衣，几十辆吉普车和辎重车横七坚八抛弃在陇海路的两侧，行军灶、弹药箱、帐篷、油桶散落在各处，这个仓卒中溃败的景象绵延十余里。解放军还没来得及收拾战利品，打扫战场。我看到当地老百姓已经在觊觎帐篷和油桶了。

    我还记得我写的战地通讯有三个小标题：第一：被浮官兵的怨言；第二：就地消化；第三，夜闯徐州：头一段从略，这儿简略地复述后面两个小标题的奇特之处：

    我们想寻找解放军的高级首长，但在大战尚未告一段落的时候，是不易找到的。好不容易找到了九兵团五师的师长，他知道我们是新华社记者后，便微笑着领我们去看一处美式枪械堆积的地方。这是在一个村子的打谷场上，无秩序的自动步枪堆积如山。这位师长说：这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给我们解放军送来了全副美式卡宾枪。请你们来参观这—堆战利品，还要请你们三位同志代管一两个小时，这是一项光荣任务。说罢他就走开忙别的事去了。

    我们当然乐意效劳，当我们注意到打谷场上已有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土在担任警戒，觉着派给我们这项光荣任务，实是多余的。不过，我们既然接受了师长的命令，只能坐在石碾子上干等着，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戏剧性的场面揭开了师长故设的谜底：

    只见从两个方向列队走来两行长长的队伍，他们穿的军大衣说明这两行队伍是被俘的蒋家军，而他们头上一律戴的五角星军帽又表明是解放军战士；要说是俘虏吧，他们再也不是垂头丧气灰溜溜的败兵败将，看神色表现出雄赳赳、气昂昂眉开眼笑的得意神态。他们来到广场上，是来领取原属于他们的武器，不过发武器时有军需官重新进行登记。原来，几个小时以前，他们放下武器，做了解放军的俘虏。经过集队讲话和做政治思想工作，他们表示愿意参加解放军。解放军方面来不及准备供应这么多解放战土的军装，只有先换上一顶帽子以示两军的区别，前后的区别，而换了军帽恰好象征着更换了脑袋。

    五师师长把我们安排在打谷场上坐等—个多小时，是为了让新华社记者大饱眼福，亲临参观他导演的这一场换帽子游戏的。

    这就是称做“就地消化”的做法，回徐州后我才知道这套运作程序是陈老总（毅）制定的对策，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大发明。

    另一个小标题：“夜闯徐州”，记述的是一件奇特的经历：

    我们来到新安镇一家饭店就餐。店小二知道了我们是新华社的人，就把收留在后院的一群学兵叫出来与我们相见；他们热泪盈眶地叙述如何闯过了生死关，从炮火纷飞中逃命到了新安镇的。这个新安镇，便是举世闻名的抗日宣传队——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的诞生地。

    黄伯韬兵团是乘了九十艘美制运输舰在连云港登陆，是为的增援困守在徐州的刘峙和杜聿明的部队，连云港和海州是陇海铁路东段的起点。这里有若干中学和师范学校，国民党军队登陆连云港的第二天，首天就把那里的中等学校作为攻击目标，同时把几所学校包围起来，说是要在学生中抽壮丁来补充兵源。学生们大哭小叫的也对付不了丘八爷，军官们带着连队硬是用武力掳去了十五岁以上的男女学生。

    同学们说：“我们被押送到西关的兵营，把我们编入学兵队，这时才看到年轻的同学黑压压的一片，总数有一千人之多。学兵队啥也没有学，也不发枪，到第五天便把我们押到火车站，起初要我们搬运军用物资装火车，正在装车的时节，同学们的家长有两百多人在站台外嚷嚷要求‘还我们的孩子’，有的家长带着哭声喊自己儿女的名字，同学们一个个跟着哭，跟着高喊爸爸、妈妈，这是撕裂心肺的最凄惨的一幕，只是枪杆子把我们和自己的亲人隔开在两下里了。家长们在站台外圈抗议。长官们不敢再叫我们搬运，而是把我们关进不透风的闷罐车，在里头不知道白天黑夜，男女生大小便也在里头。路上只给我们吃了一顿窝窝头，火车又开动了。不知开到什么地方，火车突然来个急刹车，接着就听得连珠炮的炮火的轰鸣声震撼着车厢，刺眼的闪光弹从闷罐车的隙缝中射进强光，觉着我们的脚下，铁轨也在发抖，同学们快活地喊出：”解放军打来了!“我们并不害怕打仗、打炮，却欢呼着你们解放军救我们来了!有个军官还是有良心的，他匆匆打开我们车厢的铁门，嘶叫着：‘快，你们快逃命去吧!’……”

　　学兵队四散逃命、天空乌黑，只是借着炮弹和闪光弹的照耀，约略辨认出远处的树林和村落。学兵队很多人不约而同皆向新安镇投奔。

    跟我见面的学生感谢这家小铺子的老板收容了他们。当我宣布黄伯韬兵团的司令已被我军打死，蒋家军全军覆灭的消息，同学们响出一片欢呼声。就在同一时候，隐秘在本镇的分散的学生兵们很快被这个胜利消息召唤到这个小铺子里来，人数几乎有一百多人。他们把我们三个围在核心，把我们看作是救命恩人。由姜抗夫向他们重复报告上述的胜利消息，并且讲了蒋家王朝很快就会全面崩溃的形势，他在讲话中，特别讲到国民党士兵是靠抓壮丁卖壮丁，而解放军的士兵是自愿参军的，这一条就决定了国民党的军人不愿为蒋家王朝卖命。他的讲话正好触着了同学的痛处，有位学兵激动地喊出了“蒋该死必败，毛泽东必胜”的口号。当我向大家宣布：正是解放军的胜利，你们才获得自由。你们可以回家照常上学，与家人团聚。又是一片欢呼和鼓掌声。那个喊“毛泽东必胜”的学生对我说：“我要自愿参加你们的部队!”我也很激动地说：“当然欢迎罗!”话音刚落，一下子就有二三十个少年，表示也要。我说：我们是记者，你们要参军去找我们部队的首长就行了。他们提出由我带着他们去见解放军的长官，我想起六个小时以前检阅了五师师长布置的“就地消化”的场面，正好领着这帮可爱的孩子交给他就地消化。我答应愿意做他们的向导。

    其余想回学校的六十多位同学对我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我开一份证明条，保证回家的路上不至于又被抓了去。学生们想得周到，但我是个新华社的负责人，并非解放军的指挥机关，用我的名字开个路条，顶什么用呢?我灵机一动，动出办法来了，我的挎包里带有印着“新华社稿纸”和“新华社发报纸”，“新华社”的权威性并不低于师级以上的一颗图章，我在“新华社发报纸”上写了这样的字句：兹有某某等若干人，本系连云港在校学生，年龄幼小，他们获得我军解放后，愿回家继续上学，希沿途军政单位准予放行并保证其安全，实为德便，以下是我的签名。本来要求参军的同学中，看到这张印有“新华社”字样的字条，有四五人改变了主意，愿意加入回乡的队伍，我尊重他们的选择，又写了张上述的通行证。

    这样，集中在新安镇的学兵队兵分两路：六十乡名男女同学结队回家；另一路二十多人的志愿兵，即由我率领走了十多里路找到了五师师长。我把学兵队转变为志愿兵的情况向他报告：他们也是合乎“就地消化”的解放军战士，只要换顶帽子，就让他们参加你们的部队吧!谁知这位军事长官原则性很强，他面有难笆，说：你带来的这些人是学生，不应作俘虏处理，加之他们没有受过军事训栋，这件事不好办，他建议我把这些孩子们（使用“孩子们”称呼他们，似乎有点瞧不起，不过这帮学生确实还是孩子。）领到军政治部，我说：孩子们还不曾吃饭呢?师长招待大家吃了一顿饭，倒是热情而慷慨的。

  我们出发已是第四天，淮海战役的战线迅速西移，淮海前线司令部已进据徐州，身为新华社前线分社的头头，社里的同仁们一定为他们的群龙无首而焦虑。我领着这帮青少年在陇海东段转游，有点不务正业，大有湿手沾面粉，挣不脱又甩不掉之势。姜抗夫跟我想到一起去了，我们走出三五里地，他向我建议道：我们总算尽了自己的责任，何不让他们自己去找军政治部去，咱们走咱们的路。

    这话正合孤意，我把这个意思跟同学们说了，他们对我难舍难分，有点不愿意离开我们。这时从同学中忽然跳出一名好汉，他就是在新安镇上领头喊“毛泽东必胜”口号的，他向我提出反建议道：

    “我们愿意跟长官跟到底!你上徐州，我们也跟你上徐州。只要你长官同意，我能开着汽车把全体同学开往徐州。” 一说到这里，他用手指向附近不远处就有几辆被打坏的汽车。这个主意来得突兀，又来得新鲜，我问他：“你会开汽车吗?”

    他红着脸羞怯地说：“不瞒长官说，我，这里还有两个伙伴，原来不是连云港的学生，我们是黄伯韬机械化部队的逃兵，混入学兵队一同逃出来的，开运输车是我们的本行，只要你长官下令，我有把握开动躺在那里的汽车，开到徐州不消两个钟头?”

    此人名叫崔光兴，细看上去，他确实比这里所有的孩子岁数大一些，他的设想当然被新华社的“长官”愉快地接受了。

    他带着另外两个“逃兵”，前去收拾卧侧的卡车，给残缺的汽车更换轮胎，并且把几辆车上油箱里的油汇集到一只油箱。崔光兴自豪地招呼大家：“上车吧，已经加足了汽油，开到南京，还有富余!”同学们欣喜地欢呼着拥上一辆敞逢车，快活得就像一群小麻雀。我被优待坐在司机座的客位，当汽车真的向西开动了，心中有说不出的得意和愉快。

    开到徐州城，天已昏黑，遇着城下站岗的解放军上来盘查，我就把自己的“通行证”和“记者证”给他看，他挥旗放行。我顺便问他：“解放军三野司令部在哪条街?”解放军同志回答道：“在原来的‘剿总’司令部里。”我知道国民党军队完全撤出徐州了。

    我带回一卡车的新兵，连同一辆美式载重车，支前司令部曹荻秋同志当面给予嘉奖，所有的学兵并未编入连队，而是进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使这些中学生一下子跳级跳进大学，只因他们在劫难中碰上了谁也学不到的人生中的一课。我为他们感到高兴，也为着我“送佛达到西天”而感到欣慰。我向政治部特别介绍了崔光兴和他们的两个伙伴，他们三人马上换上解放军制服，调到三野的运输独立团，崔当了运输连连长。四年之后，我打听崔连长的下落，方知道他已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生前已提拔为团长。

    这篇战地通讯写得长了点，新华总社未转发，只采用了第一个标题：“被俘官兵的怨言”的文字。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前线分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宣告关门大吉。下野的社长，过了长江。华东局组织部通知我到江南的丹阳集训，在那里作好解放上海的准备。

从此我离开了生活和战斗了六年的山东大地炎亚纶汪东城事件。